中国公共安全协同供给的障碍及协同效应的实现

公共安全的整体性治理需要从主体、政策、行动与时间层面考量安全供给的碎片化问题,变"碎片化"为"民主化"安全供给。当前中国公共安全协同存在制度依赖、利益争夺与局域保护主义、信息与文化壁垒等安全协同供给的障碍。社会公众安全感的提升是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的核心要素。在着力提升以信任感、确定感与可控制感为其主要构成的社会公众的安全感的同时,还应以项目协同的方式,加强协商机制、互助机制与激励机制建设,完善常态协同中的政策网络与安全评价体系建设。     

居民参与协商基层社会服务供给:动力、价值与路径

正当前许多社区积极探索多元共治模式,倡导多元主体协同联动、共同参与社区治理,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提供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更是多元共治模式中不可缺少的关键要素。因此,必须认清社区居民参与协商基层社会服务供给的动力,考察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价值,进而从建构回应性基层协商决策机制、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扶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等方面来保障居民参与协商基层社会服务供给的路径,创新基层社会服务供给的决策方式,优     

城市公共安全服务供给的合作网络

良好的公共安全状况是公民的基本需求,是城市竞争力和城市形象的重要表现,也是衡量城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指标。本文运用合作网络治理理论的内在逻辑与本质,以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为分析工具,对城市公共安全服务供给进行制度分析,试图构建城市公共安全服务合作网络的理论框架和运作机制,推动该领域多元行动者的共治之道。笔者认为,城市公共安全服务领域政府单中心供给模式已经发生变化,多中心治理格局初显端倪;多元行动者通过公安机关内部协作网络、公私伙伴关系及社会合作网络等主要互动网络形式,逐渐使多元化和高质量的城市公共安全服务需求变为现实。     

公共治理多元主体间的正和博弈关系探究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公共治理就开始成为整个学界关注的热点。在众多的治理学说中，“善治”一说最具代表性。在治理和善治理论中，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着深刻变化：命令与控制的被动管理网络被平等、弹性、柔化的网络组织结构所取代；传统的采用管制与禁止的单一治理范式进化为激励和促进的多元治理手段。在和谐社会视阈环境下，公共治理多元主体摒弃零和博弈，达成了互动合作的正和博弈关系。我国协同治理范式遵循政府主导、多元协同治理格局。政府与公民社会共同作为公共生活治理主体，是相互制约、相互扶持、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互助共赢的基础上谋求具有善治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新局面。     

发挥基层政协优势 提升协商民主质量

<正>协商民主合作、参与、协商、包容的精神,与人民政协密切关联。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政协具有组织优势、平台优势、智力优势和制度优势。协商民主越接近基层情况越具体,形式越丰富。基层政协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协商主体的扩大、领域的延伸、载体的创建、成果的运用等方面进行新探索,寻求新作为。一、扩大主体,增强广泛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居民自治     

权力边界与职责担当:文化治理的“三元”主体格局建构——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和维护公民文化权益的重要载体。协商民主作为我国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在"广泛多层制度化"实践中,其"平等""包容"的价值诉求、"交往""商谈"的实践特质和"批判""整合"的思维取向,契合了我国文化建设中"多元治理"的改革诉求和时代趋势。本文提出在打破"全能政府"和"超级保姆"的同时,构建"政府—社会—市场"三元文化治理主体格局,以保持三者权力结构与作用边界的动态平衡;并以协商民主的"宪政体制"框架、"双轨制"机制和"公共理性"原则为导向,以控制政府权力、培育社会组织、规范市场力量三大维度为切入点,界定各治理主体的外在权力作用边界和内在职责担当,最终实现"强公共领域""弱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提升文化治理的整体管理效能。     

多元联动:进城务工女性心理健康问题的网络化治理研究

进城务工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为严重,其跨界性和独特性呼唤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对该问题的治理。从网络化治理视角审视进城务工女性心理问题的治理现状,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存在着治理不足和孤岛化治理的困境,应从倡导公共价值目标,明确各主体责任分工,加强网络沟通协商,健全监督机制四个方面构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联动的进城务工女性心理健康治理网络。     

食品安全的网络化治理

食品安全的网络化治理不同于传统的官僚规制模式,其参与主体是平等赋权的多元存在:食药监局等政府部门充当网络核心与协调者、食品生产企业通过"PPP"实现积极参与、消费者与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均为重要成员。食品安全的网络化治理通过与市场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对比实现其独特性自在,并以信任、充分协商、信息共享及整合作为其运行机制,通过价值协同与协商互补的结合、信息共享与信息规范的结合、诱导动员与激励治理的结合实现治理工具方面的契约合作替代。     

关于推进大型活动公共安全管理社会化的几点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型活动日益增多,公安机关"大包大揽"式的管理难以全面保障大型活动的公共安全。应当树立大型活动公共安全管理社会化的基本理念,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建立政府监管、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主体多元合作的大型活动公共安全管理社会化发展模式,完善大型活动公共安全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加强专业队伍和专业公司建设和发展,规范大型活动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完善大型活动公共安全管理强制保险制度,健全政府和公安机关监管机制,不断提高大型活动公共安全管理水平。     

多中心治理的主体合作机制研究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的概念。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形成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多中心治理作为一种公共事务的治理路径,诠释了这种新型关系下多元治理的发展方向。在多中心治理机制中,需要借助多样化权力和政府单位,以解决不同范围的公共治理问题[1]。多中心治理强调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合作,它为社会参     

我国危机警务管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问题研究

我国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促发了危机警务的理念变迁：要注重公共安全和危机服务的有效治理,在逐步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基础上,更倾向于社会的协商与合作。我国转型时期危机警务要构建多重主体参与的复合治理结构,着重完善危机预警、应急指挥联动和危机后的恢复与重建机制。在治理的视阈下,我国危机警务应以党和政府及公安机关为主体,通过国际警务合作、警务信息化建设和社区警务发展等途径实现危机警务的多元复合治理。     

济南章丘：服务+治理，一网兜到底

正章丘基层治理"一张网"不仅兜起了社会协同,还有望打通不同渠道、不同部门的积分管理机制,实现"服务+治理",一网兜到底。随着社会治理由党委政府"一元主体"向"多元共治"转变,如何调动和保障多元主体的协商合作、共同治理,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关键。章丘坚持"数字化"治理模式变革,     

“国家—社会”治理框架下的治安学基本问题论析——治安学论域的保护与限制间关系

保护与限制间关系作为"价值—效用—策略"三位一体的治安学基本问题框架内的"策略"维度,涉及社会"由治达安"过程及结果的两组策略认知及选择:一是国家主体通过保护社会主体的安全,实现"国家—社会"体系共同的安全利益;同时,社会主体通过维护国家主体治理的权力,实现社会主体和国家主体的"特殊"的安全利益。二是国家主体通过限制社会主体的治安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好,保证国家主体治安行政的有效施行和公共安全利益的实现;同时,社会主体通过限制国家主体的治安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好,保障社会主体安全自治的实质运作和特殊安全利益的实现。由此,作者提出建构"国家—社会"体系以安全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治安权力和义务共同体。     

论互联网时代协商民主的运行挑战及其发展路径

互联网丰富了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拓展了协商民主的公共领域,创新了协商民主的治理模式。互联网时代协商民主的运行挑战主要体现在:匿名性形成了协商民主的理性障碍、碎片化带来了协商民主的信息负载、数字鸿沟加深了协商民主的实践难度。互联网时代发展协商民主需要多措并举:政府应加大对互联网空间的管控力度,强化协商意识,重视引导网络舆情,提升对网络信息的驾驭能力,关注网络安全问题;培育协商民主的政治文化,在社会层面塑造体现内在宽容和互信合作的协商文化,在公民个体层面构建体现公共理性和社会信任的协商文化,在政府层面摒弃官僚文化,重视平等协商和多元沟通;增强非政府组织的协商能力,发挥集体行动能力,增强社会自治能力,完善监督机制。     

论社区警务与社区治理

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和丰富多样的社会需要,政府作为惟一的治理主体显然难以适应,公共权力资源的配置应适当向社会和社区转移。社区警务战略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这使得社区内的各种团体、组织和个人成为社区警务更为广泛的力量。对社区警务而言,在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结构下,政府仍在整个网络内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政府权威和社会自治团体分享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公共权力时,必须重视相互之间的合作,各治理主体要通过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机制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最终实现社区警务的各项目标。     

公共服务供给的公众自我服务模式：多元主体角色探讨——以成都市街头艺术表演项目为例

发展公众自我服务是当今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改革的重要趋势。公众自我服务是公众与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过程，因而明确不同主体之间的角色扮演是考察公众自我服务模式的重要视角。应汲取公共服务共同生产、多中心治理等理论资源，结合中国本土情境，进一步构建公众自我服务中多元主体角色的分析框架。在公共服务供给的公众自我服务模式中，公众既是为自我生产服务的“消费者生产者”，也是与服务接受者发生直接互动的“直接生产者”，同时还是享受服务结果的“服务接受者”。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均是为了获得某种特定报酬的“常规生产者”，也是为公众提供辅助服务并且不与服务接受者发生直接互动的“辅助生产者”。特别地，政府还扮演了领导统筹者的关键角色。     

农村社区“上下联动”协同治理的机理与效用——基于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村的调查

"上下联动"协同治理机制实质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有效互动,激发多元参与、合作共治,构建民众有序参与,是引领社会治理新常态的一种治理机制。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村的做法主要体现为三点,即通过制度的有效设计保障了联动协同治理能力、通过富民工程深化了联动协同治理内容、通过丰富协商方式提升了联动协同治理效用。     

社会治理如何实现多元协商共治

社会治理多元协商共治是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可有效整合社会治理资源、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在构建社会治理多元协商共治模式中,要引导社会公众树立多元治理思维,加强法治化、制度机制建设,培育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形成合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坚持以人为本建设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

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下倡导的是服务行政的观念,强调政府管理的本质是服务,管理公共事务的最优选择是包括国家在内的多元主体的共同平等地合作治理,以满足公民多样化需求,实现公共利益的目标.因此,要解放思想,树立新的政府形象,提高人员素质,完善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用全新的思路努力建设一个"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坚持以人为本 建设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

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下倡导的是服务行政的观念,强调政府管理的本质是服务,管理公共事务的最优选择是包括国家在内的多元主体的共同平等地合作治理,以满足公民多样化需求,实现公共利益的目标。因此,要解放思想,树立新的政府形象,提高人员素质,完善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用全新的思路努力建设一个"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公共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