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区矫正的社区根基及其遭遇的发展困境

社区是一个集认同、安全、凝聚力、意志、关系链接、非正式组织性、公共性等多重属性为一体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作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个人与社会间的中介性力量,社区是社区矫正的存在根基。社区惩戒、教化与帮扶既是社区矫正的应有之义,也是社区社会功能的重要体现。当前中国城乡社区发展遭遇的"内卷化"困境使社区异质性增加、社区总体性功能衰竭、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组织"空心化"状况日益严重,导致社区矫正制度运行之初便面临先天不足的缺陷,表象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社会风险与社会危机。因此,社区矫正倒逼城乡社区建设既是一个关乎社区矫正事业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破解当前社区矫正困境的重要途径。同时,社区建设不仅是社区矫正制度得以运行的前提,更是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社会组织基础。     

精准扶贫中的阶层合作与农村社区公共性建构——以湖南统一战线参与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精准扶贫为例

社区衰落及附随的公共性缺失是贫困村的现状及精准扶贫的基本背景。传统扶贫的"行政发包"及市场逻辑容易遮蔽贫困作为社会问题的基本属性。应在精准扶贫中贯彻社区公共性建构的目标:将公共性建构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议题;将产业扶贫作为增进社区公共性的重要契机;将社区协商作为农村社区公共性生产的资源,以公共性生产助推精准扶贫,从而活化基层治理。     

社区制度变迁与社会结构转型

社区是社会的缩影,反映了社会的基本状况,社区制度则是社会结构的一种制度化形式。任何国家社区制度的变迁都反映了相应的社会结构的变化状况。研究社区制度的变迁,有助于分析和把握一个社会的结构转型趋势。本文就是通过研究中国单位社区制度向公民社区制度的转变,来透视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一、社会结构转型的社区基础社区是具有地域性的微型社会,是人们生活与从事社会活动的区域,也是宏观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社区与社会》一书中指出,社区是由生活在同一区域、关系密切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共同体。不同的社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视域下社会组织提升社区公共性困局及其破解

现阶段,社区尚未形成完备的公共事务治理体系,造成社区公共治理功能较弱。在参与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社会组织公共性成长和扩散面临着资源、能力等不足和成员参与组织事务的决策权与监督权被弱化等内源性困局,以及社区协同参与模式不完备、社区公共空间布局不合理、“社区+社会组织”协同机制不完善等外源性困局。因此,采取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健全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等措施破解内源性困局,以及提高社区居委会和居民的协同意识、公共意识,调适社区公共空间,完善社区协同治理机制等措施破解外源性困局,有助于发挥社会组织提升社区公共性的功能。     

我国社会组织的公共性困境及其治理

社会组织承载着公共利益表达、公共服务提供的功能,公共性为其根本属性。我国社会组织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公共性的危机。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倾向、营利冲动及低水平的专业服务能力都在弱化其公共性,侵蚀社会组织的根基。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方能帮助社会组织走出发展困境。在合作治理理念下,政府需变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对社会组织由管控转向服务;社会组织应持续增加自我资源供给,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同时构建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公众"三位一体"的监管制度,不断增强社会组织的公共性,推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     

学术研究的“三角模型”:基于“转型社区”的文献考察

任何学术研究的产生与推展,都是从"概念""理论"与"方法"三个维度展开的;这三种力量正好构成一个三角模型,并通过它们间的互动推动着学术研究的发展。中国"转型社区"的研究也符合这一逻辑,具体地说,它包括:"转型社区"概念的缘起、分化与定格;"转型社区"理论解释的建构、分歧与互构;"转型社区"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其互衬。在中国"转型社区"的文献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理论的研究中,三种力量之间应维持一种多向度与多层次的"必要的张力",从而可以增强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与建构能力。     

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共识与分歧

当前人们对于农村社区建设已经形成了不少共识,但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仍存在不少分歧和争论.其中包括中国农村社区的组织边界与功能定位、社会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我服务的关系、农村社区建设的方向与意义以友农村社区分析的理论基础等等.文章旨在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对上述分歧进行梳理和评述,进一步深化农村社区问题的理论研究.     

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与路径优化

现代城市社会的开放属性、治理问题的异质定位、利益诉求的多元取向和社区构建的公共属性,使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面临功能调适缺位、组织整合困难等压力。文章对我国基层社会独特的权力结构和政治逻辑加以分析,探讨融合嵌入情境下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选择和实现机制的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为了实现党建嵌入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耦合互动,党要重点聚焦于主体互动、功能整合、利益协调和价值传递等关联要素,以此来推动结构性融合、规范性认同、公共性成长、功能性整合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     

公民社会与社区建设

社区建设是中国社会改革的起点，也是构建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举措。社区建设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公民社会的组织、制度、观念等，都是社区建设所必须，都将对社区建设起到积极影响。社区建设与公民社会的结合，将有力推动中国的社会改革。     

多学科视角下的“公共性”研究及其启示

“公共性”研究是现代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一个具有关键意义、多学科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哲学视角下的“公共性”主要聚焦于对人的存在条件及其实现方式的批判性反思和理性把握;政治学视角下的“公共性”更关注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及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社会学视角下的“公共性”聚焦于结构制约下集体行动内在的“公共意蕴”;城市学科视角下的“公共性”主要聚焦于公共空间的“空间正义”及其社会价值。“公共性”在不同研究领域中拥有共同的理论渊源,多为问题导向的定性研究,是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成果。“公共性”内涵需要随时代发展,“公共性”议题需要推进本土化和学科化,中国“公共性”研究需要拓展国际话语权。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问题与发展

对于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研究而言,西方的理论框架因缺失政党维度,存在着基于中国国情的适应性问题;中国的社区党建因缺乏理论建构,存在着基于解释能力的一般性问题。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治理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是研究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分析框架,其中所关涉的"权力结构""多元主体""主体间关系网络",既是相关分析框架的基础或核心问题,也是建构发展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理论的逻辑起点。梳理检视主要分析框架,能够更好把握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本质,了解中国政治秩序在城市社区的建构,推动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理论研究进程。     

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依赖关系的平衡和改善

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形成了基于"优势互补"、"资源互换"的互动合作,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存在公共服务依赖、工作绩效依赖,社区社会组织对政府存在合法性依赖、资源依赖,但是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是一弱一强的非对称性依赖关系。为了平衡和改善这种关系,政府应坚持放管并重,加快政社分开、简政放权的步伐,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更能发挥自主性的空间;社区社会组织应主动适应制度环境,采取拓展多方位资源获取渠道、加强对资源的掌控力等生存策略。     

论“四个全面”的公共维度

公共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本质属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诉求,更是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维度之一。当前,学界对"四个全面"的科学内涵、重要意义、逻辑内核等都给予了多方面深层次的阐释,但仍未有学者对"四个全面"蕴涵的公共性给予解读。因此,在更广阔的视野下,从公共性视阈观照与阐释"四个全面"的价值指归、批判向度和理论旨趣,挖掘"四个全面"的公共意蕴,将有助于全面把握"四个全面"的科学内涵和历史意义,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理论指导。     

论社会形态和行政管理互动规律

过去理解行政管理主要是从过程的角度出发的,是仅仅局限于操作和程序层面的。行政管理和社会形态呈现出一种紧密的、有机的和统筹的互动关系,它们一直处于连续互动的动态作用之中。"服务型政府"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社会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公共性社会"时期。这就要求我们需要加快对作为社会新形态"公共性社会"的研究,进一步了解公共社会的内涵、基础和性质等问题。尤其是在行政管理领域,我们需要加强"公共行政"建设,用它再来反作用于社会的公共性运行、建设和发展。     

从政社关系到党建引领:理解社区治理的范式转化与经验嬗变——基于对上海沪街的实证研究

社区治理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所在,也是理解和破解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场域,这种现实驱力将社区治理带向对日常生活的关注。然而,既有的研究要么停留在对产生于西方国家语境下的理论资源进行移植或套用,要么受制于国家—社会关系分析框架而忽视了基层社会的微观治理生态。此次研究将党社关系带回基层社区治理研究视野的中心,提出"社会本位"应成为新时期社区治理的新型研究范式。这一范式既彰显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政治属性,又体现了党对社区发展的社会属性,从而形成党社互构的交互关系机制。研究表明,上海沪街的社区治理实践较好地诠释了党社互构关系模式下的双重增能效应,即基层党组织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下,聚焦社区深层需求、培育社区活力、推动社区再组织化,以不断推进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社会化格局。     

多中心理论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与服务研究

"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公民和社区组织的参与,凸显社区组织在社区管理和服务中的作用。但目前,社区组织参与社区事务仍存在制约因素。因此,须将社会组织的发展纳入社会建设的总体布局;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强化自身建设,提高社会组织的服务水平;深化制度改革,加强社会组织与其他社区管理主体的合作等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有效建设第三中心。     

多中心治理:内涵、逻辑和结构

随着社会经济的多元化,社会治理结构的多元化成为历史必然。治理是统治与管理的超越,民主政治"多元正义"价值是社会多中心治理结构形成的前提。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主体之间关系的变革迫使治理方式从统治走向服务,服务理念与民主化反过来促成了多中心治理模式的产生。公共性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核心,而信任与合作是公共性再造的基础和手段。     

人和社会发展的公共性探讨

公共性问题在现有的理论研究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试着从人的公共性角度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行论述。作为现实个体的人，都是以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为前提的，从这个层面讲，人本身就是公共性的人。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状况与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人的公共性的存在状况又对社会共同体有巨大的反作用，因而对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人的公共性给予应有的关注，对促进人的自由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标准化治理:城市社区治理新模式

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有效路径。为践行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路径,破解城市社区复杂化治理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动实施"国家标准化战略",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创新形成标准化治理模式,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法治化、治理目标规范化和治理结果公共性等基本特征。标准化治理模式契合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需要,发挥了规范政府公共权力、保障民主自治权利和拓展社区共治空间的功能。标准化治理模式在推动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进程的同时,仍需在健全标准化治理制度体系、协调标准化治理多元关系和均衡标准化治理公共秩序等方面改进提升。     

推进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思考——以哈密地区为例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指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形成相互往来、邻里守望的友好关系"。"相互嵌入"是一个新提法,"相互嵌入"是民族理论研究的新视角,是民族工作方面的重大理论创新,相互嵌入是社区发展的新方向,是我们党治疆方略的丰富发展。同时,也是针对化解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的一种创新性的工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