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由礼治“嵌入”法治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提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通过传统的"以礼治村"嵌入"依法治村"的法治方式,构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逐渐培养公民的"法治"人格意识,从而构建一种良性、稳定、长久的基层治理方式。这是我国基层促进经济发展、发展民主政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一项重大的变革,也是我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基层的路径选择。     

“礼治”观念回归的法治意义解析——以民国乡村自治立法为例

晚清"西法东渐"运动中受到冲击的"礼治"观念,在民国地方自治立法当中悄然回归。这一近代中国法制改革的片断启示我们:应当秉持文化自信观念,认识传统法律文化的"自在性"特点,发掘其与中华民族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生活的历史联系,重视以"礼治"观念为思想内核的习惯法和伦理法在法治建设当中的道德支持和规范引导功能,正视外来法律文化的冲击,充分吸收传统乡村治理法律文化的精髓,促进当代的乡村治理法治化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     

乡村习惯法之表现及其存在原因分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在推进乡村法治进程中处理好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习惯法植根于乡村社会,它影响着国家法,同时也受国家法的影响。研究习惯法及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可以减少乡村法治进程的阻力,推动乡村社会法治现代化的步伐。     

乡村振兴视域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优化路径

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乡村治理成效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基于其“整体性”的显著优势而呈现出“乘数效应”,“三治融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近年来,多地乡村治理“三治融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还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必须坚持党建引领,掌好乡村建设之舵;完善村民自治,筑牢乡村治理之基;加强法治保障,夯实乡村治理之本;发挥德治教化,淬炼乡村治理之魂;促进三治融合,凝聚乡村治理之力。     

以“三治”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整体性变革

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乡村治理成效直接关系到我国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成败。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整体性变革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现实选择。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整体性变革需实现治理实践从碎片性向总体性转变、治理内容从局部性向全面性转变、治理手段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既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整体框架的新要求,也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同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巩固党在农村的基础工作;同时,农村现代化也不仅仅是基础建设和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还应包括农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道德理念的升华。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内核及实现路径

社会转型催生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创设,中国梦想期待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内核是法治正义、保障民生和谐。为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应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民主法治建设,重视道德提升,以更好的治理促进更好的经济发展,并实现更好的社会民生。     

实践逻辑与功能定位:乡村治理体系中的自治、法治、德治

在乡村治理体系中,自治即基层群众自治,法治即依法治国,德治即以德治国。在实践中,三者形成了各自的发展逻辑:自治要求自治主体具备法治素养,需要国家配套完善法律制度,需要乡村社会发挥内生动力;法治一方面需要通过自治载体实施,另一方面需要德治配合致相得益彰;道德具有价值引领和支撑功能。三者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自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法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保障,德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价值导向标和支撑器。三者有机结合,同向聚力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探索

农村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依法治国理论、公共治理理论、基层民主理论是法治融入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支撑。在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目前还存在着如相关法律法规缺失、民众知法与守法意识不强、公共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法律救济与法律援助服务比较欠缺等问题,因此,应遵循农村社区法治与国家法治相统一、群众自治与国家适度干预相结合等原则,完善相关立法工作,强化民众的法治意识培养,健全综合治理保障与制约机制,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法治服务构建,以不断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进程。     

向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强国迈进——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

正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也包括法治现代化。那么从历史上看,我国法治现代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李林:法治现代化是近代以后我国社会一些有识之士的崇高追求,但是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条件真正迈上实现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从一定意义     

打造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三维审视

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格局的基础与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与程度,是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基础与根基。当前乡村治理体系构建,不是零敲碎打的碎片化构建,而是在中央顶层设计下环环相扣的构建,结合乡村的特殊性,采用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不同治理形态,具有浓厚的现实性、可行性与操作性。     

我国乡村治理的趋势、问题及其破解路径

我国乡村治理是在农村公共事务管理实践与治理理论相结合过程中逐步完善发展起来的。从发展趋势上看,我国乡村治理大致上沿着治理手段由礼治向法治转变、治理结构由双轨向多元迈进、治理途径由阶级到社区转变的脉络发展。要顺应乡村治理的发展趋势,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需要解决好目前农村改革普遍面临的发展定位模糊、乡镇治理能力弱化、精英式治理的缺陷、资本加剧外流等现实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要及时进行思路调整和创新,进一步明确农村发展定位、重塑基层治理能力、强化组织和制度建设,健全资本回流机制,以促进乡村治理整体水平的提升。     

以“三治结合”推进乡村治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步走"的总体目标。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根本遵循和路径。因此,要多措并举激发村民自治活力、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强乡村德治建设,以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法治中国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法治中国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同时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土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法治中国建设还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近现代治理模式、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和当下中国治理问题的挑战。针对这些挑战,需要把法治中国建设放到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来思考,通过提高对中国法治建设规律性的认识、凝聚社会共识和培育公认的法治理念、有效制约与监督权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培养公民精神等五个方面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制度建设与基层民主治理秩序重构——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后税费时期，在国家权力退场和乡村社会规则弱化的背景下，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富人治村带来了村庄政治排斥和村级治理公共性弱化的后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和规则供给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塑造了村级民主选举的规范化、村级权力运行的标准化、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化，重构了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的规范性和公共性，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增进了基层民主。在乡村社会分化和治理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和规则供给能力的增强，制度建设和规则下乡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保障，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借鉴。     

以司法公信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蕴含了实现充分民主、严格法治、安定有序和普遍正义等基本要求。司法机关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保障人民权利、推进法治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公平正义的功用,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司法公信力是司法在发挥纠纷解决功能、权利救济功能和法律发展功能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任用和信用关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可以有效地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要求的实现,进而提高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依法治国的探索——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分析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依法治国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由传统人治到现代法治、由法制建设到法治建设的转变。国家治理体系的理念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催生并发展。随着法治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辅相成,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途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分析依法治国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有利于充分挖掘两者的内在关联,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序开展和法治中国建设的顺利实现。     

“五治融合”：变“枫桥经验”为“行唐模式”

正乡村治,天下安。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行唐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以构建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全面融合的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抓手,走出了一条多元共治、固本强基的"行唐模式"。     

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和保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很显然,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法治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障,没有法治,就没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法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的广泛政治参与提供秩序保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条件下的政府行为划定明确而合理的界限,为国家治理的各项制度的创制和废止提供合法性保障,是国家治理实现社会正义或公正的根本保障。     

开篇的话

正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法治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具有基础性、保障性作用,是社会活动的基本准则和遵循。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具有基础性、保障性作用,是社会活动的基本准则和遵循。对四川而言,法治化进程更是迫切。"治蜀兴川,重在厉行法治。四川是欠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