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策终结过程中基于正反联盟的多维政治互动

政策终结过程在国家公共法权、社会政治法权以及社会非法权三大类主体的共同参与之下,形成了推动与阻碍政策终结过程的两方联盟,联盟之间为保障自身的政策预期而不断进行政治互动。这种互动是建立在联盟所拥有权力的基础上,通过全面的信息交流而逐步实现利益互动的政治过程。     

公共政策的政治过程探索

公共政策政治分析模式建构已成学术热点,但尚未揭示公共政策中主体互动的过程。回到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思想,发现这种过程是在利益、观念、组织与制度等构成的政治社会环境下,相关政府与社会主体通过策略运用将权力资源与社会问题相结合,以认识、表达与回应等环节相互作用,有条件地由问题直接相关主体互动的自发阶段走向一般环境中其它主体介入的扩展阶段,实现问题处理、利益分配与社会重建的。文章的研究突破了主流政策分析模式,在公共管理过程研究与实际控制上具有重要价值。     

基于利益冲突的公共政策终结策略——以“营改增”政策为例

公共政策的终结作为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却极易被学者和政策制定及执行者所忽略,而一项公共政策如果失去了社会价值就应该被及时终结,以减少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公共政策的终结涉及多方利益,暗含着一个利益的分化、博弈与调和的过程。正方力量与反方力量在政策终结过程中会不断寻找利益空间,施展博弈策略进而争取中立力量,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政府作为政策终结的主要推动者,其应对利益冲突采取的终结策略将最终直接决定政策终结的结果。而明确利益诉求、弱化利益冲突、坚持利益底线、争取中间力量等则是促进政策顺利终结的一般性终结策略。     

政策终结诱因研究——基于多源流理论框架

政策实践过多强调政策制定而忽视政策终结导致严重的政策冲突,适时的政策终结凸显其必要性.对政策终结的诱因进行探究则成了政策终结的起点和应对之基.从多源流政策理论框架出发,其问题流表明背离公共利益、违反法律或违背客观规律的政策并不鲜见;政策流揭示出问题政策被识别后需政策共同体经过博弈提出终结方案指导政策终结;政治流作为政策终结的关键,受执政党、政治领导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大众舆论和少数利益集团等因子影响.任何一个源流都可能诱致政策终结,但彻底的终结需要三种源流耦合.因此,以政府为核心的政策主体通过促进三种源流的汇合,可以为政策终结提供机会与动力.     

资源输入与乡村治理转型

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在此之前国家通过从农村汲取资源以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现代政权的建设,在此之后,随着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标志着以工补农、资源输入时代的开始。在资源输入的过程中,干群矛盾是减少了,但是农民对基层政府,乡村干部仍然不信任,新的乡村利益共同体正在形成,村庄内部的自主性、内生性秩序仍然难以发生,如何在资源输入过程中消除信息不对称,建立一个常规性权力完备的村级组织是实现乡村治理转型的核心问题。     

注重利益表达:改革进程中政策民主化的路径选择

改革是社会不断分化的过程,社会分化的结果是多元利益主体的出现。为了维护与增进自己的利益,多元利益主体会以一定的方式向一定的对象表达利益诉求,这些利益诉求影响着改革进程中的民主政治发展,推动着执政党政策、公共政策、社会政策及行业政策科学化与民主化。     

政策终结的制约因素辨识

政策终结是提高政策绩效的有效方式,但目前政策终结障碍重重,通过对政策终结的制约因素剖析,可以为政策终结提供突破口进而改善政策绩效。通过对文献及其现实的研究发现,以下四种力量制约着政策终结的顺利推进:行政理念的传统保守取向衍生强烈的忠诚可能会顽固地抵制变革,排斥与现有政策相左的事情;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促成了行政官僚转变为涉及他人利益的自身利益的终极法官;政策问题本身、政策执行过程以及外界环境等多种因素干预表明任何一个自变量的不确定或模糊性都会影响政策质量的判断;政府系统中的职能、组织、政策与项目之间的相互交织与互为手段使得政策终结的方式、资源、推动力选择更具复杂性。     

政策问题何以界定:西方的研究与审视

政策问题界定规定着后续政策过程的走向,充斥着各种竞争、偏见和冲突,是政策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西方的研究表明:政策问题界定是寻找可以被解决的问题、表达不满、明晰产生问题的原因、处理政治竞争的一个场域,具有主观性与客观性、公共性与排他性、稳定性与动态性,深受问题属性、政治环境与制度、价值观、政策倡导者、利益团体、大众媒体的影响,问题创建、问题命名、问题归责、要求采取行动、进入政策议程是问题界定过程的主要阶段,阈值模型、焦点事件和信息处理所形成的过程机制是解释政策问题何以界定的重要途径。     

经济市场化视野下政治发展的要素分析

政治发展是正向的政治变迁,是一个社会政治文明水平的全面提升。但政治发展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发展的过程,而是受到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约。经济市场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在此过程中,由于经济主体利益的分化、意识的觉醒以及民主观念的成熟,社会的政治建构以及更深层次的政治因素逐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不成熟走向成熟。     

低效与高效:近些年中国公众利益表达机制分析——以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近些年中国公众利益表达机制呈低效状态,其原因与利益表达主体的表达能力、利益表达客体的价值偏向、利益表达渠道功能的发挥和组织化程度密切相关。利益表达机制低效的特点是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低效化,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普遍化,利益表达内容难以形成统一公共问题,利益表达主体缺乏足够的组织压力。利益表达不被整合成为利益要求,就不能通过政策输入途径到达政策制定系统,难以成为政策问题而得到满足。利益表达机制评价体系的设计、运行是否有效,对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促进利益关系和谐至关重要。应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构建利益表达实现机制;提高组织化程度,构建利益表达主体培育机制;健全评价反馈制度,构建利益表达客体回应机制;强化媒体功能的发挥,构建利益表达规范机制。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全面二孩”政策议程探讨

运用多源流理论分析范式构建“全面二孩”政策议程设置框架,从历时向度探讨“全面二孩”政策输入、输出、价值回归及其内在规律。梳理“全面二孩”政策过程发现：“全面二孩”政策议程设置受“‘全面二孩’何以被政府关注”的问题源流、“政策合法性依据及政治生态系统持续性”的政策源流及公意、意识形态与政治利益主体促成的政治源流等三大源流的影响,并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的“政策之窗”实现耦合,“全面二孩”时代由此开启。多源流视域下“全面二孩”政策议程建构模式的探讨,力图在厘清“全面二孩”政策嬗变逻辑、凸显政策选择的价值规律及对“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性进行有力阐释。     

论利益关系与政治格局

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围绕政权而进行时就转化为政治关系。政治关系的变化往往形成某 种政治格局。政治格局是在一定时空中各个政治主体因利益而围绕国家政权活动时,以实力对比和某 种原则为依据所形成的一种战略结构或态势,是静态性和动态性的统一。把握政治格局要从其客观性、 主观性和条件性入手。政治格局的变化,一是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变化有关,二是与政治主体实力的 变化有关。研究利益关系和政治格局问题,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于政策议题的类型学分析

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民主在政策过程中的动态实践,也是实现实质性民主的关键环节。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为政策议题的多类型与全覆盖、互动方式与渠道的多维度与多形式、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多主体与广参与、公众参与到政策议程设置的全过程乃至政策全过程。但是,不同类型的政策议题在其议程设置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实践也不同。根据政策议题利益牵涉范围与议题的知识属性,政策议题可分为三种：技术性议题、社会性议题与规划性议题。技术性议题政策议程由政府与技术专家主导,公众经验知识输入做出补充;社会性议题往往由公众触发议程设置,专家开展政策问题建构;规划性议题由上级政府做出理性规划,基层进行输入和反馈。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程序和步骤,而是根据不同类型的议题和情境来做出选择和调整。在现实中,也只有通过多种形式才能在政策议程设置阶段实现真正的民主。     

转型期利益分化对中国政治稳定的负面影响

政治稳定是转型期中国改革顺利推进的有效保障。目前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维持了动态的政治稳定,但也存在不稳定隐患,而利益分化加剧就是隐患之一。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利益差距较大且矛盾凸显是我国目前利益分化的现状。利益多元化削弱政治权威合法性、利益分配不均产生心理失衡、利益差距过大导致贫富差距悬殊、利益主体政治参与愿望受挫引发社会失序,形成利益分化问题对中国政治稳定的负面影响。国家必须重视此问题并采取相关措施控制利益分化加剧趋势以保证改革的稳定局面。     

论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政治社会化机制

作为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人 ,其政治态度、职业技能、利益需求和行为习惯等都对政策的有效执行产生影响 ,而所有这些方面都是人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必须通过提升人的政治社会化水平来提高政策执行者的综合素质 ,促进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利益组织化与社团组织发展:现实意义与路径选择

转型期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我国由此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利益主体也在利益博弈中由利益分散走向利益组织化。利益组织化在增强利益主体影响公共政策的力量,推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促使公民的政治参与由无序变有序,改变不平衡的利益代表结构,减少社会矛盾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作为利益组织化的现实表现,我国在维权潮流下出现了"结社热"现象,社团组织在成立方式、组织性质、组织类型和组织成员来源上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政府积极培育和扶植社团组织发展,社团组织优化内部治理,社团组织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成为社团组织发展的路径选择。     

基于政策网络的异地高考政策的执行困境研究

异地高考政策实质是围绕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所产生的利益分配机制,它涉及多方面利益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高校、考生与家长等。异地高考政策是一个由多元利益主体构成的政策网络,可以分为政策社群、府际网络、专业网络、议题网络。政策社群之间部门利益之争,政策社群与府际网络之间的教育公平和权力之争,府际网络之间的招生指标之争,府际网络与议题网络之间的利益之争,议题网络之间教育权利之争,导致了异地高考政策执行难度。建立利益协调机制最大限度地实现网络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使异地高考政策网络成为一个非零和博弈的互动网络,推进异地高考政策的良好执行。     

浅析妨碍政策有效执行的主体认知缺陷及其完善途径

政策本质上是政府或社会公共权威对社会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方案,而政策执行本质上是相关政策执行主体之间基于利益得失的考虑而进行的一种利益博弈过程,其有效性是以他们对所推行政策的认同和接受为前提条件的,而政策执行主体对政策的认同和接受又是以其对政策的准确认知为基础的.     

利益协调中我国公共政策的选择

经济收入差距扩大、政治权益保障失衡和社会保障不公等利益关系的失衡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运用公共政策协调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重新界定公共政策的主体,改革政策议程设置方式。     

试论中国近代民权政治发展的历史走向

中国近代民权政治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洋务运动催生了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最初转向,戊戌变法是对王权政治的冲击和颠覆,清末新政是王权政治面对困局的被动自救,辛亥革命最终终结了王权政治,初步奠定了近代民权政治的基本格局,对中国近代民权政治发展的历史走向进行探究,体现了近代政治思想家们谋求社会出路的良苦用心与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