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给2020年的春节带来阴霾。1月2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发出一声号令:战"疫",返岗!号令出,动若风;若有战,召必回。高点站位“一办十组”模式启动“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疫情不退,警察不退。”这是金凤区公安分局提出的战斗口号。金凤区公安分局做了三件事:学习传达中央、地方各级政府精神,将防疫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来抓;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应急处置工作预案。     

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法治支撑

此次地方人大常委会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出台决定,是人大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主动回应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法治需求的积极作为,不但为依法战“疫”提供立法支撑,也为政府依法科学有序防控疫情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应急、及时、有效的法治支撑。     

行政检察视域下疫情防控法律体系的完善

完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是完善我国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的重要环节,行政应急措施作为政府防控疫情的必要措施是整个疫情防控法律体系的核心。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新情况,应系统分析行政应急措施的特点与类型,从健全立法、严格执法、强化监督、落实责任、依法救济等环节,尽快完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行政检察职能作用助力疫情防控,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检察智慧和力量。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下传染病防控长效机制构建及实践

为明确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背景下重庆市中小学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措施现况,为进一步加大防控力度寻找新的突破点,对重庆市39个区县的中小学新冠肺炎防控监进行拉网式检查.在制度建设方面,超过97％的学校建立领导责任制、成立疫情防控专门工作机构、具备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有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有传...     

我国临时机构的组织法调控及其改革

在疫情防控期间,中央以及地方为推动疫情防控工作的整体安排与资源调配,设置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等形式的临时机构.临时机构的法律地位、权力架构和运作方式等问题受到法学理论的关注和重视.临时机构作为一种协调机制的组织形式,强调分权基础之上的整合协作和行政任务的整体推进.临时机构作为行政组织形式,不属于法律保留事项,其通过授权或委托取得相对独立的管理职能,但通常不能承担法律责任.临时机构扩展了行政组织的基本形态和类型化,为行政组织法理论的拓展与深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临时机构的行政组织法构建必须立足于我国行政管理实践,以行政任务为圭臬,以行政协作为价值准则.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研究

本文总结得出国内疫情必将长时间存在,疫情防控阻击战进入持久阶段,疫情防控呈现一种常态化发展趋势。面对复工复产的持续推进,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制度上加强对突发疫情的应急警戒性、优化安检管理措施、完善应急防控预案,才能真正实现疫情应急防控响应常态化发展趋势与恢复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秩序相协调。     

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

妥当分配新冠肺炎疫情或者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措施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是合同法当下必须面对且亟待回应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合同法领域的诸多制度。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疫情或者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措施是否属于不可抗力?而争议最大的,则是疫情或者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措施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可否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就不可抗力条款的适用而言,以该条款生效为前提,需要区分类型:扩张型不可抗力条款约定的不可抗力事项发生,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不得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制度。排除型不可抗力条款全部排除了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不可抗力规则确认的事项发生,即使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也不发生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限缩型不可抗力条款就其保留的不可抗力事项,依然属于不可抗力规则确认的事项,一旦发生,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自然可以主张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限缩型不可抗力条款部分排除的不可抗力事项发生,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不得主张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     

跨行政区联合应急制度的实施状况分析

跨行政区联合应急制度建立后,地方主体的实施准备都比较积极。实施准备的内容大多是综合性的机制建设,大多系对制度的概括和复制,主要发挥了制度传导作用;少部分为具体化和工作安排,起到了具体落实作用。通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检验表明,跨行政区联合应急措施在实施主体上广泛,川渝区域和基层主体表现更为突出;各地方主体对跨行政区联合应急措施的充分运用,珠三角区域和省级主体表现更为突出。各区各级各类主体对信息通报、处置措施衔接、应急资源共享及其他跨行政区联合应急措施四个选项的偏好,呈依次减弱的态势,其中珠三角区域在实质性措施上表现最佳。跨行政区联合应急的效果总体良好,省级地方主体与基层地方主体对是否有待继续完善持相反的态度。从理论上看,一项制度能得以有效实施,与需求、资源、技术、习惯和上级指挥等因素紧密相关。     

论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应急法律规制与完善路径

“新冠”疫情的暴发,凸显出我国当前卫生应急法律体系中的诸多短板。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与其他公共卫生事件不加区别地对待的立法模式,以及其在《传染病防治法》中的缺位,是导致“新冠”疫情蔓延的重要原因。深入践行“以人为本、生命至上”法治理念;将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视为传染病予以防控,从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行政应急权、赋予医疗机构对患者临时控制隔离权、建立完善的应急组织机构、建立灵敏的预警系统、建立强有力的人力物资保证系统等视角去强化法律制度保障,完善传染病防治法律制度,建立高效的应急管理体系,是提升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应急能力的重要路径。     

公众关心的疫情防控相关法律问题全国人大法工委权威解答

不遵守政府疫情防控有关措施,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法律如何规范公益慈善捐赠活动?受疫情影响,合同规定义务不能正常履行,法律对此有何针对性规定……我国有哪些与疫情防控相关的主要法律制度?不遵守政府疫情防控有关措施,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一些地方采取设卡拦截、断路阻断交通等方式隔离疫情,这些做法是否合法,怎么做才合法?法律如何规范公益慈善捐赠活动?受疫情影响,合同规定义务不能正常履行,法律对此有何针对性规定……     

疫情防控中妨害公务罪的法教义学解析

为了个人自由而抗拒防疫管控,是对国家公务活动正常秩序的公然侵犯,具有法益侵害性。对于妨害公务罪之"暴力、威胁",应结合其侵害法益、实务经验予以合理界定。参与疫情管控的基层工作人员能否作为妨害公务罪之对象,需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紧扣从事疫情防控职权之公务性质深入分析。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不当防疫措施的,因防疫执法之合法性丧失,不构成妨害公务罪。行为人对防疫执法行为合法性的认识错误,属于对构成要件的事实认识错误,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     

新冠疾病疫情期间死因不明尸体解剖处置流程和规范

公安法医在疫情期间随时会接触到未知名或疫情史不明确的尸体,尤其是死因不明的尸体需要进行尸体解剖,不可避免地要全程面对新冠病毒感染的高风险,笔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新型冠状病毒及肺炎的特点、疫情防控工作指引和公安部《关于规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现场勘查处置工作的指导意见》,结合本地公安法医鉴定工作实际,通过死因不明的尸体解剖工作流程上,对前期准备、人员防护、解剖操作、后期消毒及物资配备等方面进行探索,提出在新冠疾病疫情期间公安法医尸体解剖处置及防护建议,供一线法医和司法鉴定人员参考。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优化

每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都会引起人们对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思考。在新冠疫情防控实践中,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为依法防控提供重要保障,但同时也暴露出部分问题,如法律规范存在冲突式缺陷,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短缺,常态化防控法律法规缺失,法律修改和实施机制不健全等。在科学防疫与法治助力的良性互动中,部分凸显问题已经或正在得到弥补和修正,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但与以往疫情相比,新冠疫情呈现出高复杂性、长期性、未知性等新特点,既有的法治治理模式不足以应对,必须构建更为强大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丰富和发展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内涵,强化紧急时期和疫情常态化阶段法治建设,构建完善的法律修改和执行机制,进一步全面优化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     

紧急状态的宪法实施机制与完善路径

我国宪法紧急状态确立了立法机关保留、法律优先原则、要式职权行为、比例原则等法定实施标准,但在实践中,由于《传染病防治法》等单行立法包含了事实上的紧急状态非常措施,且专门的紧急状态法缺位,导致国家决定和宣布紧急状态面临困难,紧急状态下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规定的非常措施缺失,基层实践中出现以应急状态之名行紧急状态之实的争议。完善国家非常状态法治建设,关键是加强紧急状态的宪法实施工作,当前,紧急状态立法应遵循上位法、关系法、平衡法的原则,宜采取一般法与单行法相结合的渐进模式。紧急状态宪法实施需规范行政职权行为,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规定"、法律监督、执法检查、答复法律询问等职权。     

定位、偏差与校正——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过程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虽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已颁布实行,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暴力拆迁事件的发生。究其根源是地方政府对自身角色定位出现了偏差。因此,只有明确地方政府的合理角色,分析角色偏差产生的原因,提出针对性的校正措施,才能解决拆迁各方的矛盾和冲突,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顺利推进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疫情防控中社会治理制度之完善

疫情防控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集中考验。本文以社会治理制度为着眼点,探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社会治理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坚持和发挥制度优势,这既是抗击疫情、战胜疫情的重要手段,也是今后疫情防控的主要抓手。针对疫情防控中出现的治理问题,应以制度为突破口,补齐短板,完善与疫情防控相关的体系和机制,以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疫情防控:经济法的解析与应对

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需要政策与法律的协调并用;疫情防控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离不开多种法律制度的综合调整,其中经济法的作用尤为重要。运用经济法的“两个失灵”理论、风险理论、信息理论和价值理论,有助于解析疫情的成因及其预防,明晰疫情防控的必要性、重要路径和价值引领,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应对;疫情防控需要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大量运用,应将重要的发展理念和法治理念贯穿其中,从而形成“依法治疫”的制度体系。基于“以人为本”的“依法治疫”,有助于防止疫情的暴发和扩散,减少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及其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害,从而能够在保障公众生命健康的前提下,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清末天津卫生防疫制度探析

随着西方医学技术在天津的传播与发展,清末天津地方政府制订了一系列仿效西方国家的卫生防疫行政管理制度,而后又出台了海港防疫制度。这些措施有得有失,因此有必要在对其进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展开梳理与评析。     

论我国社会救助应急法治的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央应对疫情领导小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有关职能部门,及时发布规范性文件以适应社会救助的紧急需要,扩大了医疗救助的范围,加强了社会救助机构的疫情防控措施,通过下放审批权限、简化救助流程等措施,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障了老年人、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流浪乞讨人员、社会贫困人员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推动了我国社会救助应急法治的发展。我国应当总结新冠肺炎疫情中社会救助应急法治发展的宝贵经验,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对重大传染病疫情下医疗救助问题做出特别规定,完善应急状态下社会救助的应急程序规定,加强社会救助机构的疫情防控规定。     

疫情防控视域下社区媒介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优化:演进韧性与技术嵌入

演进韧性强调系统在危机中变化、适应和转变的能力,为现代风险社会中社区媒介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优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视角。据此审视疫情防控中邻里互助、技术嵌入下以信任与合作为基础的多元交叉网络、社区中“隐私悖论”负面性的消解及微基建项目的推进发现,疫情防控期间社区的内部边界并未封闭,居民主导的治理模式在强调社区韧性的背景下愈发重要。社区媒介结合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去中心化赋权,为居民自治机制中由“精英模式”向“共建人模式”转型提供了替代方案:通过设计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社区社交媒介,在其与线下公共空间的互动中完成共建人的开发与培养,继而发展多样的内生性社区自组织以建立居民自治主导的社区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