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变革与融合治理:转变社会中的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乡村社会发展逐步呈显出诸多新常态——农村逐步"去村落化"、当代农民日趋"市民化"、农业发展趋向"工商化",农村社区治理的"三农"基础正在发生质变。当代乡村社会基础变革给农村社区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发展,必须秉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融合治理"理念,实现"乡村社会内在融合治理"与"城乡社区一体融合治理"的有机统一,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融合与和谐发展。     

农村基层民主的助推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村民参与

动员广大农民及各种社区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是新时期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也体现着农村民主治理的深化与拓展程度。在社区建设中,由于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参与领域的多样化和参与形式的丰富性,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的各项公共利益、保障社区主体的民主权利、提升社区主体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激发社区成员参与的积极性,从而有助于推动农村民主的持续发展。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成要件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与治理能力紧密相关。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传统乡村社会不断从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元;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从乡镇政府能力和它在行使过程中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的合作治理能力两个维度,来考察后税费时期的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可以看到,乡镇政府在农村基层社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不断增强,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和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也不断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是不均衡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推动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促使乡镇政府大力改进治理机制、积极发挥农村社区各类组织的协同作用、建构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制度化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等方面下功夫。     

农村社区法律服务的资源整合与体系建构

农村社区法律服务体系即将进入一个快速建设和发展时期。目前,迫切需要开发与整合农村社区能够促进法律服务有效运行的组织、财政、文化和社会等各种内外资源,为满足广大社区农民实现民主、公平和正义的内在法律服务需求提供制度性平台;从国家层面看,则需要重构农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恢复农村社区互助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农村社区有偿法律服务体系,形成公共财政为主、集体和个人多方参与、配置合理、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区综合法律服务体系。     

选聘分离:社区治理转型与管理体制创新——以宜昌市伍家岗区为研究个案

治理转型要求社区建设从社区行政化阶段向社区居民自治阶段转变,从社会问题社区化阶段向社区问题社会化阶段转变。宜昌市伍家岗区通过建立以社区居委会成员和社区社会工作者"选聘分离"为核心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破解了传统社区建设模式的困境,适应了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需要,实现了公共服务型政府和群众自治型社区的共生、互补和双赢,值得探索和研究。     

"政策下乡"及对乡土社会的政策整合

政策对于农村发展和农民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政策将亿万分散孤立的农民组织到政党和国家体系中来。伴随"政党下乡"的"政策下乡",推动着权力的集中和渗透,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组织化和规范化,强化了农民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但农村社会并不完全受中央政策所支配,随着社会发展,地方性"土政策"的影响日益突出,给政策整合带来复杂的影响。因此,在现代国家建构中,乡村治理政策取向将表现为多样化的态势。除了统一的中央政策以外,也需要在中央政策精神之下,通过制定和实施地方性政策对乡土社会进行政策整合。     

"第四产业":三农改革新思路

中国2004年的"一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在这个文件中,中央认为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要求全党必须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互动性,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这是中共中央在相隔18年后,首次再度以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为"一号文件"的主题,显示了新一届政府今年工作的重点所在。     

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和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

我国农村弱质性的社会基础以及农民组织化水平低的基本状况,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所以,要在尊重农民权利和自由、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对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影响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因此,要不断扩大农村自治体的规模,逐步实现乡镇自治,实现农村社会自主治理和民主治理。     

冷战初期美国在菲律宾心理宣传活动探究——以亚洲基金会的“民主种子”项目为例

随着亚洲冷战的加剧,美国在亚洲开展持续的冷战心理宣传以争夺人心,而菲律宾也成为美国冷战战略的重要一环。以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围机构身份而成立的亚洲基金会尤其关注菲律宾农民群体和农村社区建设问题,积极制定并实施了名为"民主种子"社区发展项目。该项目运作十年,是美国对作为亚洲盟友的菲律宾传播美国价值观、实施隐性心理宣传并对美国国内进行冷战动员的一个典型实例。亚洲基金会在菲律宾大力推行"民主种子"项目实质是借用种子援助对菲律宾农民群体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心理宣传,从而为美国的冷战战略服务。     

农村研究范式中家庭不应缺位

正1990年代中期,温铁军等人指出,中国历来没有纯粹的"农业"问题,而是包括农民权益问题、农村治理问题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内的"三农"问题。也是自那时起",三农"问题成为农村研究的范式思维。本书作者应星偏重垂直结构分析,即以农户为基本单位,以乡村集体为中间层次,以国家的逻辑为最高层面,通过"土地一治理一民情"这三重分析框架,对"三农"问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创新:地方经验与发展趋势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经历由行政主导、参与治理到现在的合作治理的发展过程。社区公共服务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基层社会自治共治的重要手段。各地以政社互动为导向、在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扁平化、信息化、定制化、精细化的实践,在社区公共服务范围、手段、主体和类型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经验,同时也面临社区物质保障、社区资源、制度规范和专业组织等方面的共性问题。今后应以政社互动为改革指南,在合作治理的框架下从完善制度设计、凝聚参与认同、引入市场机制、加强财政投入、统筹城乡发展等五个方面着手促进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治理创新与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吉林省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研究

自2018年我国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再次被凸显。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目标在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城乡全面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区的法制教育无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吉林省,这个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传统农业大省,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的状况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具有显著影响。乡村社区法制教育不仅能够帮助农民增强法治意识,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更能通过引导农民依法经营、依法生活,推动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本文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出发,深入探讨了吉林省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的现状、问题、挑战以及对策。通过对吉林省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的深入研究,本文强调了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深入推进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对吉林省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社区矫正制度城乡差异比较探讨 ——以京津冀个别地区为例

社区矫正是行刑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水平.依托社区环境,借助社区资源是社区矫正的特色与优势.同时,社区环境必然影响社区矫正的执行及效果.当前,城市与农村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困难有共性,也有差异.文章首先就我国城市及农村社区矫正发展的现状展开论述,其次指出我国城市及农村社区矫正发展中存在的共...     

多元社区治理主体法律问题研究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当前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存在法律规定不明确、主体权限有交叉、法律关系存在冲突等实际问题;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进入新时代社区环境的改变、治理主体缺乏法治意识以及缺乏健全完整的社区治理法律体系;本文主要针对统一社区治理立法体系,明确各主体权利义务,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     

新时代社会治理视角下“农转居”社区治理模式建构——基于“政府——社会——市场”互动样式的比较研究

"农转居"社区是城镇化进程中的治理重点和难点,也是推进城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根据"政府—社会—市场"三元论模型,"农转居"社区可以划分为"政府—社会互动型""政府—市场互动型""社会—市场互动型"和"政府—社会—市场三元混合型"四种类型。通过四种类型对应案例的阐释和比较可以看到,在新时代社会治理视角下,评判"农转居"社区治理成效的标准,应该更加注重社区的功能维度,即社区治理的总体安排是否与社区内在需求相契合,从而为社区善治的实现提供解决之道的"社会空间"。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与中国的角色转变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内容和前沿领域.自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通过以来,围绕其展开的专项议题谈判、国际法律塑造及履约机制建设为各国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明晰的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既对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一全球环境问题提出了初步应对方案,也作为专门化的治理指向类型嵌入了环境治理链条,在气候变化、荒漠化防治等交叉领域的相互作用下,构筑成为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则体系.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以参与国际事务议题、配合全球环境治理的"追随者"定位入场,再以主动承担治理责任、积极开展合作治理的"参与者"定位发挥作用,而今已转化为以引领共治格局、探索全球治理方案的"积极贡献者"定位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发展.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发展治理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新型全球问题的突显和新式多边机制的形成,全球治理体系和格局正经历着重大变革,全球治理的理念、机制和能力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曾实施"四个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等全球发展治理行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治理理念、目标和手段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应紧紧围绕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在治理上作文章,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机制和国际经济合作首要论坛转型为全球发展治理平台,并进一步提升全球发展治理的能力。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分别发挥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双方可以通过共享发展议程、共建发展秩序,形成合作共治的关系,以完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     

农村民主管理的扩展:乡镇治理中的政府与民众互动机制建构

农村民主的发展亟待外部条件的改善,其中最为关键的外部条件就是乡镇治理机制。一方面,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使得农民的利益诉求已经超出村庄的范围,对提高民主发展层级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乡镇的科层机制与村庄民主机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乡镇治理的多重困境,急待协调。从这个视角出发,实现农民政治参与要经历从社区性事务到基层国家性事务的转换,构建以满足农民政治参与为导向、实现政府与农民双向互动的乡镇治理机制。     

"草根性"复归:村级组织的角色转换

要使农民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群体,必须将其组织起来。只是这种组织必须是深深植根于农民自身的需求和利益之中并能有效表达和保护农民利益的组织,即具有权源于民并寓于民之中的“草根性”。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我国农民重要组织依托的村级组织却具有较强的行政化倾向,以致与其自身的应有特性相背离,从而不利于农民的需求满足和利益保护。这种现象恶性发展的结果,必然会导致乡村治理危机,影响农村社会的和谐。通过扩大村民参与,能够推动村级组织实现“去行政化”、复归“草根性”的角色转换,从而促进乡村社会的良好治理和农民权益的保护。     

人地分离,农民出路何在?——访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

<正>政府当前要慎推以规模化集中经营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从当前中国国情来看,城市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极,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将农村暂时保留为进城失败农民的退路,可以为中国正面临的产业升级提供强大的缓冲带。"三农"学者贺雪峰和他带领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学者和学生常年在中国各地农村驻点调查。他痛心于中国许多就农村问题发言的专家学者、媒体人和决策制定者缺乏对中国农村真实情况的把握,喜欢凭借一些概念化的语言来认知农村,或者囿于部门利益,急于由政府推动一些看似美好的概念。他自称"小农立场",许多观点往往与主流有异,却因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