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冲突与协调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和法家是两个重要的法律思想流派。儒家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把礼作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法家以法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认为法之功用在于禁奸,而非劝善,因而主张治国必须依赖国家强制力量。处于相同时代背景下的先秦儒法两家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两家的协调与互补成为一种必然。     

试论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冲突与协调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和法家是两个重要的法律思想流派。儒家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把礼作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法家以法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认为法之功用在于禁奸,而非劝善,因而主张治国必须依赖国家强制力量。处于相同时代背景下的先秦儒法两家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两家的协调与互补成为一种必然。     

论战国时期的狱政思想

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家、思想家辈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家。战国时期的狱政思想主要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等人,主要狱政思想为"事断于法","刑无等级","重刑轻罪"等等。战国时期的监狱制定和实施了残酷无比的赤裸裸的酷法严刑,使法家的刑法思想在监狱管理上得到充分体现。     

重刑刑事政策对反酷刑立法的影响

重刑刑事政策是指在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上具有重刑主义的倾向。所谓重刑主义,就是无论轻罪重罪一律适用比较重的刑罚,在重刑中再根据犯罪的轻重分出等级的主张。重刑主义在中国具有深刻的思想渊源。在中国历史上,原是法家所倡导和推崇的。按照商鞅的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1]。韩非也认为,“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2 ] 。因为在他们看来,“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3 ] 。也就是说,对重罪处以重刑,可以制止重罪,但用轻刑未必…     

法家法律思想概说及其现代启示

法家作为我国先秦时期一大家,其思想对当时乃至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是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法家思想包括了政治法律等治国思想,对法家的法律思想尤其是法治思想进行重新梳理和解释对我国现实的法律实践有着可以现代转换的启示价值.法家的法律思想系统地阐述了法治的理论基础、基本原则.主要功能、运行机制及价值目标,对待这传统法律资源我们应认真审视,对其中的合理要素予以继承,消极要素予以摒弃.     

优士丁尼罗马法中的公诉犯罪及其惩治——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的“公诉”题评注

公诉是罗马刑法的重要部分,它分为适用重刑的和不适用重刑两类。其特点是由各个单行的刑事法确定特定的罪名并处罚之,但法学家的解释和其他法律渊源不断扩展每个罪名的涵盖范围,达到罪无遗罚的目的。罗马公诉罪的特点是:同罪依犯罪人的身份而异罚;具有一定的迷信色彩。     

我国古代法家“法治”思想浅析

法家的"法治"传统思想包含着以法为本、因时而制、明白易知、刑无等级、强国富民等内容,与现代法治具有一定意义的契合,对现代法治是有所助益的.但是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相距甚远,如治吏治民不治君、君主至上、重刑思想等很多封建性糟粕,也可能成为现代法治的障碍.因而对法家的思想必须进行批判和分析,做到古为今用.     

中国古代重刑长期存在的原因探析

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然而，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中（从秦朝到清末）。重刑思想及其实践却一直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影响深远。重刑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存在，一方面是囿于历史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是适应当时的社会状况之需要。本文将从法律文化学的视角，探析重刑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原因。     

中国先秦法家的法哲学思想初探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对我国春秋战国时的政治和法律实践产生了最大的影响。法家思想是我国古代改革家、思想家、政治家智慧的结晶,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法哲学思想方面,法家为中国古代法律理论建设和制度建设,做出了不可比拟的贡献。     

中国古代慎刑的政治思想

慎刑是我国古代社会世轻世重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它的推行受了多重政治思想的影响。正是由于秦朝法家重刑主义思想的惨败、西汉初期黄老道家思想的推行、汉代以后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以贯之，统治者在刑罚的适用中才秉承了慎刑思想，进而建立起了容隐、怜老恤幼、死刑审核等慎刑制度。     

“三统一”与“三个文明”

江泽民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贡献和特点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的三层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二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三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存在”与“无”

把世界理解为“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并通过“存在”概念探求并界定世界的本质,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和思路。同时,“无”与“不存在”的问题几乎与“存在”问题同时产生,而且在对本质和终极问题的探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应该是哲学和宗教哲学最深奥、最重要的理论。     

“课程”与“精品的课程”：“精品课程”解读

将"精品课程"划分为"精品"与"课程"两个关键词,分别探究其意义,并最终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整合起来考察,赋予时代特点与先进理念,这将有助于人们厘清"精品课程"的真实意蕴,建构高质量的"精品课程".     

"警察"、"公安"辨

"警察"一词比"公安"一词更准确,更能体现行业特点.从概念上看,"警察"的外延比"公安"大;从语用角度看,"警察"比"公安"更有表现力;从使用范围看,"警察"比"公安"更能与国际接轨;从使用年代看,"警察"比"公安"更有历史渊源.因此,宜以"警察"一词代替"公安"一词.     

从有限做到无限

市场无极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当满怀信心,从有限做到无限,在复杂的市场竞争格局中赢得生存与发展。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理管”初探

在中国的大环境逐步进入法制化的时候,应当明确“理”在组织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理管”。“理”在企业不同管理层次包含不同内容,只有实行“理管”,并辅之以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较好地达到“管理”目的。     

"实际性"的观念和"人"的概念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古希腊和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古希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督教强调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但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关于人的普遍观念的基础。而海德格尔则要解构这种基础,为显现＂此在＂的意义扫清障碍。一旦做了这项工作后,对此在在其当下性中的＂实际性＂的分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而这种分析必然会涉及到时间上的＂今日＂。     

日本的“变”与“不变”

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掌政权之后,日本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大致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是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同”与“不同”,以及两党间的区别有多大;其二是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其三是民主党自身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     

卢梭的“瞬间”与“公民宗教”

文章意在研究“公民宗教”对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意义。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的“瞬间”,就形成了公意,但学者们在解释公意的形成和实质时,通常过分强调了契约观念的重要性。通过对《社会契约论》文本的细致解读,作者指出,“立法者”和“公民宗教”比契约观念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为重要和根本,并指出了卢梭的“立法者”和“公民宗教”与古代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