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群体性事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定量研究

立足于政治心理与非传统政治参与的理论联系,实证差序化政治信任结构与我国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结果表明:"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不仅显著影响居民对周边群体性事件的感知及参与水平,还调节居民参与周边群体性事件的抗争行为,表现在家庭支出压力越大的群体更倾向于采取"越级维权"的抗争策略。数据揭示:一方面,民众对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为政治统治的合法化提供了民主基础;另一方面,民众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维护自己合法利益与现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行政管理原则相违背。     

央地政府信任对城市居民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基于多层线性模型(HLM)的分析

基于微观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及宏观的中国城市统计数据,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地区差异下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是否会影响城市居民对环境风险的感知。研究发现:在城乡之间,环境风险感知存在显著差异;政府信任与城市居民环境风险感知存在显著关系,但中央政府信任与地方政府信任的显著性不同;地区差异因素对政府信任,与环境风险感知的关系存在显著影响,但主要来自经济差异而非环境状况差异;无论中央政府信任还是地方政府信任,都与环境风险感知间存在着随机斜率影响。     

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分析:基于天津的实证分析

2015年底至2016年初对天津市居民的一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政府绩效评价、公共政策满意度、社会信任、政治效能感、政治公正感、威权主义价值观和中共党员身份都有利于政治信任的生成,学历程度则与政治信任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公共政策满意度和威权主义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尤为显著。这表明,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以及巩固和强化传统文化在人伦日常中的作用,可以较为有效地提升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     

政府质量与政治信任:绩效合法性与制度合法性的假说

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启了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路,正经由完善治理制度以提升治理质量。随着治理理论的演进,政府质量理论超越片面强调政府绩效的"结果导向"治理模式,提出以治理制度的设计逻辑及其制度化运行为核心的"过程导向"治理模式,为政治信任提供着关键来源。基于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应从国家治理角度区分执政绩效与政府质量对政治信任的不同影响机制。政府质量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形成发挥着独立且重要的促进作用,并与执政绩效共同构成政治信任的决定性因素。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存在不同的动力源泉,政府质量和执政绩效对二者发挥着差异化影响。治理制度的代表性和公正性是信任中央政府的关键成因,而代表性和回应性是地方政府信任形成的主要机制。     

重建信访制度关键在民意表达

信访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制度和治理制度。近十年来，信访制度被过度政治化，产生了两个不容忽视的消极后果。第一，作为一种政治参与，信访应该培养依法维护权利的公民，增进从事信访的公民对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信任。事实上，信访往往培养出介于公民与政治人物之间的超级访民，这些人在地方政治中可能成为专门利己的反对派。第二，作为一种治理制度，信访制度应该有助于中央政府依法监督各级地方政府，同时保障各级地方政府领导的正当权利，从而保持他们对中央政府的基本信任。事实上，信访制度成了中央对地方单向施压的工具，不能保障地方政府向中央反馈信息和提出建议的权利。过度政治化的信访制度迫使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干部为上级政府“买单”、“背黑锅”甚至“顶雷”，必然削弱乃至瓦解他们对中央的信任。     

政府绩效立法的央地互动模式: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政府绩效管理"面子工程"问题突出,缺乏法律的保障和指导。美国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领跑者,政府绩效立法不仅在发展历程上有着明显的地方分散先行探索、中央吸收经验跟进的轨迹,就是立法目标、内容上也秉承了这种逻辑。通过对美国33个有立法资料支撑的州的政府绩效立法的分析,我们发现美国的联邦中央政府绩效立法与地方政府立法在内容上具有某种同趋性变化。对我国而言,要建立政府绩效管理的长效机制,必须要明确法制化、鼓励各地"地方先行"、出台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和对立法进行及时修订和升级。     

央-地税权制度失衡下的地方政府市场融资补充路径

在中国的渐进式市场化变革中,地方政府是创建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坚力量,其职能定位是影响政府经济行为和国家财政制度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央政府完全决定税率和税基;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地方政府仅是改革实践的执行者、改革政策执行效果的反馈单位,没有形成独立的税权收益主体地位.本文从体制改革与"分权化"政府间税权制度改革的逻辑出发,对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税权关系瓶颈以及地方政府在资本市场上的相机抉择进行分析.     

三元权力结构中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中央政府1998年机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最近的全国十届人大又出新举措,对国务院机构进行了调整,显示了中央改革的决心和力度。但各地政府部门经过几次的机构改革却没能走出怪圈,成效不大。十六大之后,行政体制改革将向纵深发展,而首当其冲的则是行政机构的改革。中国目前政治权力的结构实际上是三元结构,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形成三者之间的复杂的博弈。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

目前,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教育支出状况基本反映了法律法规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教育事权的划分,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受到外溢效应指导原则的单一影响,地方政府在学前、义务、高中、高等四级教育体制中承担了绝大部分责任;二是缺少对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教育经费投入和保障机制的制度安排。此外,财政分权、财政自主性与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和效率存在着密切关系,对已有文献的综述表明,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会显著地降低公共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据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增加中央政府对教育产品和服务的支出比重;二是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教育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制度框架;三是优化转移支付结构,适当向教育倾斜;四是改革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和地方官员晋升标准。     

政府信任媒介的信任建构逻辑及其获得机制建设——基于乡镇政府的考察

政府信任媒介主要包括日常话语、接触、民众参与和文化符号.它们分别通过代表正向效应的“街谈巷议”和代表负向效应的“流言蜚语”两种方式,旁观-过渡-决策三种类型、认知-情感-态度-评价四种政治文化,来建构和影响村民与乡镇政府之间的信任.为了使政府信任媒介能够对政府信任发挥正能量的作用,我们的制度系统应该建立三种信任获得机制:一是乡镇政府信任的压力机制；二是乡镇政府信任的动力机制,三是乡镇政府信任的评价机制.     

电子政务建设与政府治理变革

电子政务建设具有提高政府运作效率 ,重构政府工作模式 ,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政府服务 ,形成公众参与社会经济管理的新途径 ,转变政府的社会角色等作用。电子政务建设已经成为行政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表现为从外在的技术形式到内在的组织关系、从表层的政务方式到深层的制度建设的变革过程。基于信息网络的电子政务将推动政府管理向无缝化、一体化、代理化、参与化、企业化和知识化等方面创新和发展。     

从学习型政府走向研究型政府

近年来,在“学习型组织”理念滥觞的话语背景下,“学习型政府”也成为流行一时的新概念。相对于“长官意志”和“论资排辈”而言,“学习型政府”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学习型政府”仍存在着被动学习、目标不明、学用脱离、成本高昂等局限性。为了提高各级政府的科学管理水平和政策驾驭能力,政府管理在理念上需要从“学习型政府”走向“研究型政府”,并通过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完善决策咨询机制、建立政府与学者互动机制,建构具有前瞻性思维和追求卓越境界的政府运行新体制。     

三角模型框架下协同型政府的特征分析——以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为参照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相继进入了新一轮政府改革运动。与“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相比，新一轮改革强调部分之间协调行动、相互促进，强调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我们将这一轮改革所欲实现的政府形态称为“协同型政府”。将三角模型作为协同型政府的组织分析框架，并与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相比较可以得出，协同型政府表现为善治的政府、“无边界”的政府、“社会人”政府、使命驱动的政府、灵活应变的政府、“外向型”政府和“魅力型”政府。为此，政府必须着力培养战略思维和发展眼光；必须努力提升自身形象和凝聚力；必须不断提高合作能力；同时，又必须善于放权，吸引更多主体参与治理。     

推进政务公开 打造透明政府

推行政务公开、实施透明行政,既是当代行政管理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政府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府公共信息公开框架结构,必须树立正确的行政观念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使行政公开制度化、法制化,明确政务公开的内容、形式和程序,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工作的监督体系。     

金融危机、政府干预与政府扩张

经济危机是市场失败的必然结果，也是政府干预的前提和基础。经济危机的历史研究表明：经济危机时政府必定干预经济运行，干预力度与经济危机的程度相关；政府干预的结果导致政府扩张（主要体现在政府规模的增长、政府职能范围的扩展、政府主体地位的加强以及政府权力的扩张），政府扩张的程度与干预的力度相关。此次金融危机是市场失灵的再现，其波及范围、破环程度以及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因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是空前的。对政府规模、政府的权力与职能以及政府主体地位的研究显示，政府扩张的趋势愈加明显。因此，主张政府干预不忘防止政府扩张。     

“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辨析

“服务型政府”反映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强调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法治政府”是“中国政府施政的基本准则”。从“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提出的背景、基本内涵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采看，“服务型政府”不同于“法治政府”。     

政府信用与政府能力刍论

政府信用对社会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 ,我国政府信用出现了下降的趋势。重塑政府信用的可行路径是 :必须加快法制建设步伐 ,严厉惩治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 ,建立相应的权力监督体系 ,拓宽信息披露渠道     

论电子政府与政府信息资源

电子政府建设的核心和实质就是构建电子政务 ,推动政府上网 ,实现政府行政职能的现代化、民主化和公开化 ,促进政府信息资源的开和共享 ,提高行政效率和决策水平。在网络环境下 ,政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各级政府面临的新课题。本文着重探讨电子政府给政府信息资源利用带来的影响和加强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新举措。     

政府雇员制与政府管理创新

政府雇员作为一种新兴的人事管理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是政府管理理念、管理手段、管理制度上的创新,对推动我国政府改革和政府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节约型政府：政府范式的理性选择

建立节约型政府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关键,是中国未来政府范式的必然选择。节约型政府的核心内涵包括四个方面:节约、循环经济、廉洁高效和以民为本。在中国建立节约型政府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加快建设节约型政府,需要树立节约意识和效益观念,提高科学决策能力,转变政府职能,降低行政成本,同时加强资源节约的法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