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责制有关问题的思考

问责制的实质是一种监督与责任追究相结合、与国家公务员制度等位互补的制度;问责制所问之责主要是政治责任,包括个人和集体责任、直接和间接责任;问责的对象重点是各级领导人员;问责的主体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政机关及其首长等。要实现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还需要明确问责制规定应坚持的原则和方式,问责与组织处理、党政纪处分、刑事责任的关系,问责的范围和程序等。     

着力提升行政问责效力

问责制是实现官员从严格的“他律”走向真正的“自律”、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时间还较短，问责主体相对单一、问责意识淡薄、刚性问责制度尚未形成、问责资源缺乏科学整合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提升行政问责效力，应以增强责任意识为抓手，彰显问责意识的功效；有效规范行政问责制，增强问责的实效性；实现纵向资源和横向资源的有机结合，凸显问责整合效应；营造良好的问责文化氛围，务求问责长效。     

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进与退

行政问责制实质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种监督机制，对其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责任追究。在中国，问责制度已经被公众提上日程，但是并不完善，其走向如何，格外值得关注。要建立并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问责制度，切实做到问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问责制向更好更有效的方向发展，有赖于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行政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也是责任政府建设的保障机制。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面临诸多困境,表现为：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法律滞后、问责信息缺失等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完善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合理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明晰问责客体：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制度供给、实现问责的法制化；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等几方面来突破当前的困境。     

行政问责制构建的理论基础及意义

行政问责制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在我国,建立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可以达到整顿吏治,打破官本位的目的,有助于建立廉洁、高效、责任政府,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问责制的推行,是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从"不问责"到"问责"、从"弹性问责"到"制度问责",标志着政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显然,在当今的中国,建立和推行行政问责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视阈下的行政问责制新探

推行行政问责制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塑造问责文化、理顺政府职能、强化外部问责，同时建立起我国的“问责督察体制”，真正形成问责合力，完善行政问责制。     

对行政问责模式的比较分析及反思

自行政问责制实施以来，理论研究者大都反思了同体问责的现实及其缺陷，提出了异体问责的主张，但并没有去检视异体问责主张的问题脉络与现实困境，也没有分析异体问责主张实现的可能性及其发展限度等。作为两种不同的行政问责模式，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在行动结构、内容与程序、可控性和精神气质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同体问责是在政府内部分配问责权，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异体问责使政府接受外部的监督和控制，为宪政问责创造条件。同体问责是必要的，但很难避免“官官相护”的弊病。异体问责是值得期待的，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扰同体问责的权力合谋的问题，同样也会困扰形式上的并体。对于有效的问责制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官员应当向谁负责，以及谁来对他们进行问责；为什么问责制没有得到落实，问责者没有行动起来，其激励和动力在哪里。答案就是，只有切实保障问责者的权力、能力和动力，才能建立起有效的行政问责制，并使之得到真正的发展。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推行行政问责制,是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关键环节,是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行行政问责制,并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成为了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大亮点。然而,实践中行政问责制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推进完善。     

中国“官员问责”制度化进程及其完善

官员问责制是对没有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的官员进行追究的一项制度。自2003年我国发生“非典”以来，官员问责制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中央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条例，使官员问责逐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官员问责走上了法制化道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官员问责”需进一步明确问责事由，增加问责对象，细化程序规定，加强群众和舆论监督，使官员问责制度日益健全和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中的利益表达机制缺失问题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行政领域已经实质性地开展。在实施行政问责制和建设责任型政府的过程中，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和其他责任人员的合理利益表达渠道和救济机制明显缺失。在建设责任型政府和实施问责制的同时应加强权责划分的研究。同时，加强相关的法律体系建设，从而使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的施行和责任政府建设理性顺利进行。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若干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设还刚刚起步，行政问责缺失的问题还相当突出。明确公务员问责权责界限，构建和完善与问责制相关的法律，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的配套改革，明确责任认定标准，严格行政问责程序，强化异体问责，实现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有机结合是加快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的有效途径。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不足及对策探析

作为一种责任评价和追究机制，我国的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它的推行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本文分别从权责模糊、观念滞后、配套制度不健全三个方面探讨其不足，并相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措施。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被问责官员“带病”复出带来的危害不可低估,它使行政问责制面临合法性危机,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降低了政府公信力,影响社会和谐。因此,如何科学地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是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分析目前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通过挖掘深层次的原因,找到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的优化路径。     

地方人大对责任政府问责的探讨

最近，重庆市出台了《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这是中国内地第一部以法定化的政府规章形式出台的“政府问责制”，标志着我国开始建立责任政府的法制保障。对于这样一个地方规章，它解决了责任政府内部“无问责之法”的尴尬，从同体监督角度第一次对政府官员问责作出了制度上的规定，体现了重庆市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心。但另一方面，从责任政府是指“政府能积极地对立法机关(人大)负责，对立法机关(人大)制定的法律负责，     

香港主要官员问责制对内地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启示

@@行政问责是对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于不履行或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义务，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业进行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近些年来，国内行政问责实践和理论研究都有新的进展。相比而言，香港主要官员问责制运行较早且执行效果良好，得到国际社会公认。香港问责制是国内引入问责概念的源起，同时，香港与内地有着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因而香港的主要官员问责制对我国内地实施行政问责制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完善行政问责制与构建责任政府

构建责任政府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取向,树立责任政府的理念,努力构建责任政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般来说,责任政府制度构架包括政府责任规范体制、政府责任履行情况的考评制度和政府责任的问责制度,其中问责制是责任政府建立的关键,它使政府责任制度的落实得到保证.     

“问责”应成为权力监督的重要抓手

问责是对领导干部履行职责情况进行质询,对其过错、过失实施追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不仅需要问效,而且需要问责。问责实践为制度建设提供了基础,舆论共识也为问责制的出台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问责制虽外化为具体的责任形态,但其实质是限制和规范权力行为,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问责制的构建旨在高扬民主法治旗帜,落实执政为民的理念。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构建可问责政府,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这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维护社会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让问责制为责任政府助力

今年两会,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中不讳言缺点和不足,还是政府官员坦诚面对代表委员的不满和质疑,都凸显了责任政府建设前进的脚步。问责制度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实现形式。目前实行的行政问责制简而言之就是,如果政府和干部在所管辖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贻误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要对其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     

国外行政问责制的实践及特点分析

在经历了长期的实践和发展后，一些发达国家的行政问责制已经比较完备，而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还处于探索阶段。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我们应注意了解并借鉴国外行政问责的实践经验，对于推进我国责任政府建设进程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