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安全合作浅析

近年来,中美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得到加强,但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相比,仍显薄弱和不足.加强中美安全合作对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和缓解中美结构性矛盾都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为加强中美安全合作,两国媒体应塑造对方的"正面"形象,在交往中形成新的有利于合作的认同;两国应充实合作内容、拓展合作领域、健全合作机制;用新安全观规范中美安全合作.     

编者的话

正本期有两篇文章重点讨论了中美二元格局下的亚洲地区秩序和构架建设。徐进认为,二元格局下中国的崛起困境难以依靠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来缓解。他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兼容中美大国战略及其对中小国家的政策,兼顾制度约束力和灵活性的东亚地区安全架构?该文构想了一个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东亚安全合作"四轮"架构,对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研究具有一定启发。马荣久主要从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洲"两条线索研究亚洲地区体系,揭示了在中美权力转移进程中,地区体系对于大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身份认同和政策选择的塑造。这一研究有助于思考如何缓解中美权     

大国经济外交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基于中美经济外交战略及其互动分析

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国经济外交互动是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演进的重要力量。通过经济外交手段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近百年来大国通常的做法。文章通过梳理二战前后美英两国经济外交博弈及其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力的关系发现,美国经济外交及其政策对于塑造和维护其国际政治经济的主导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是经济外交战略运用的后起之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外交助推中国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融入者转变为建设者、改革者乃至成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塑造者。由于特朗普政府实施"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中美双方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互动的针对性和竞争性会进一步强化,中国需要与美国在相互调适中争取更大的制度性权力空间。     

中美战略信任的维系:不对称结构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

近年来,"美国优先"理念、中美贸易战以及高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反映了中美权力转移带来的巨大压力。在权力转移压力下,中美战略信任问题愈发凸显,如何维系战略信任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文章从"不对称关系结构—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构建了分析框架,并认为,强不对称和弱不对称两种双边关系结构与开放性和封闭性两种国际体系之间的组合塑造了国家的行为逻辑,为国家间战略信任的维系提供了四种难易程度不同的体系结构。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文章结合现实与历史,深入分析了中美维系战略信任的体系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不对称性的弱化与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共同塑造了中美两国的行为逻辑,并成为维系两国战略信任的体系结构。由于中美不对称性的弱化具有客观性,因而中美维系战略信任的关键在于维持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     

新时代的中韩关系:机遇和挑战

"萨德"问题的困境在于,韩国认为"萨德"可以保护韩国国家安全和维护美韩同盟的利益;中国认为"萨德"不是韩国国家安全的必需品,却削弱了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认为韩国在中美竞争中选择了支持美国,并打开了美国在其东亚盟国中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大门。这种分歧反映了中韩两国在"中美竞争"和"韩美同盟"两大结构性限制下的必然矛盾。当前,随着文在寅政府均衡外交的开展和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以及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特立独行",中韩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机遇。但两国也应当对伙伴关系进行更切合实际的审视,降低对彼此的期待,加强管控矛盾和分歧,在既有共同利益基础上寻求两国关系的渐进式发展。     

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华科技战略探析

自特朗普政府伊始，美国回归大国竞争战略，将中国视作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以往的大国竞争格局，中美战略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科技、数字基建等“低政治”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正在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战场。美国为了在科技竞争中占据全面优势，其对华科技战略采取了“内部自强”和“外部制衡”的双重选项。这一战略在充分发挥美国科技制度、资源和环境优势下，将政府、思想库、新闻媒体、私营企业、科研机构、盟友伙伴等各方力量协同起来，综合运用立法、行政、司法、社会动员、外交等手段。但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国内外因素的掣肘。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将维护美国全球科技领先地位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等同起来，着力凸显科技的安全属性，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呈现出一种“泛安全化”的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将给中国的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挑战。     

现实制度主义与中美自贸区竞争

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权力转移引发了关于国际贸易制度的竞争,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贸易体,中国和美国成为其中的核心角色。由于WTO多哈回合谈判已经陷入了深度困境,中美两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制度竞争主要表现为区域和双边层次的自贸区谈判竞争,两国都致力于通过领导自贸区谈判来获得新一轮国际贸易制度建设的主导权,其核心内容是对贸易伙伴的争夺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作为守成的贸易大国,面对自身在既有国际贸易制度中的优势不断丧失,美国主动发起了新制度攻势,通过"3T"(TPP、TTIP和TiSA)谈判,来缔造对自身有利的新一代的国际贸易制度体系。作为崛起的贸易大国,中国是既有贸易体系的受益者,同时也积极通过搭建自身的自贸区网络,来回应美国施加的巨大制度压力。如果中美自贸区竞争能够保持制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将有利于贸易领域的制度升级,从而带来全球贸易体系的新一轮整合;反之,如果这种制度竞争保持封闭性和排他性,则将导致贸易领域中的制度对抗,从而加剧全球贸易体系的分裂。中美自贸区竞争检验了作为折中主义理论成果的现实制度主义的基本论点,并展现了其逻辑魅力。     

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

21世纪初以来,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均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中开始发挥领头羊的作用。与此同时,美国作为全球范围内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军事、安全及政治领域仍然发挥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同领域中分别发挥领导作用的现象,即本文所说的"双领导体制"。这一"双领导体制"不仅建立了中美两国在特定领域内优势互补的发展模式,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亚太地区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稳定与发展。     

中美权力转移与亚洲地区体系

地区体系不仅是支撑全球霸权的组成部分,也是崛起中的大国权力与地位得以巩固和提升的重要根基;地区体系不仅是国家实力、尤其是大国实力分配的场所,而且还是塑造国家之间态度、观念和身份特征的"熔炉"。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区体系是决定权力转移的动力与结果、形态与特征的最为关键的层次。中美权力转移的进程——无论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还是美国的"重返亚洲"——显示出地区体系对于大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身份定位和政策选择的深刻塑造。中美权力转移的和平前景,不仅取决于两个大国的双边关系和外交政策,而且蕴涵于亚洲地区体系的发展进程之中。只有一个保持了"主体性"的亚洲地区,以及在该地区建立更可持续和更具建设性的地区秩序架构和地区制度安排,才能够真正发挥缓解权力转移困境、进而增加全球体系和中美大国关系稳定性的作用。     

东北亚安全秩序的悖论与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未来

文章从国家实力、合法性认同、关系互动等三个指标进行分析,发现影响二战后东北亚安全秩序稳定的因素正在发生显著变化,这体现在三个悖论上。其一,美国希望继续主导东北亚安全秩序,但越来越力不从心;其二,尽管近年来中国日益强调要在地区秩序走向上发挥更大作用,但难以撇开美国实现角色提升,遑论单独主导东北亚安全秩序;其三,中美关系的竞争与合作将维持下去,且有滑向竞争加剧的倾向,对东北亚安全秩序而言,意味着维持现状的可能性较大,但又有出现类似冷战格局的可能,这显然违背中美两国与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针对上述悖论,文章基于现实条件、第三方态度、中美两国的意愿等,提出了在东北亚安全秩序构建上应推动"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思路。这一思路既符合目前东北亚安全秩序影响因素变化的趋势,也符合中美两国与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在构建上面临的困难包括两国实力差距仍较大、缺乏地区整合机制以及中美秩序观不同。面临的有利条件不仅包括实力变化趋势与利益共享特点,还包括中美两国的重要性对于该地区其他国家而言均不可替代,随着朝鲜与美国关系的改善,中美在该地区将不存在敌对国家。在构建上,中国应继续把注意力聚焦到包括经济发展和国内治理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建设、逐步整合东北亚地区、持之以恒地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以朝核问题入手逐渐过渡到其他领域,以及加强机制建设等。     

二战后东亚秩序:历史演进与转型瓶颈

二战后东亚秩序的独特之处在于,东亚大陆地区和东亚沿海地区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彼此割裂、尖锐对立,是一种典型的"陆海分离型"秩序架构。在政治上,中国主导的东亚大陆地区与美国卵翼下的东亚沿海地区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对立,外交上互不承认;经济上,美国对新中国实施经济禁运和贸易封锁,中国与东亚沿海国家的传统经济联系也几乎割裂;安全上,美国在东亚沿海地区建立起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对新中国进行军事包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战略和解、90年代冷战结束以及21世纪以来的东亚权力转移,这一"陆海分离型"秩序逐渐发生变化,出现了政治和解、经济融合的积极势头。不过,在安全领域依然存在瓶颈,无论是在中美之间,还是在中国与部分沿海国家之间,都存在相当程度的安全困境。东亚秩序能否突破安全瓶颈,最终实现陆海秩序的融合,将不仅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战略互信建设,也取决于东亚国家内部能否克服安全上的互信赤字。     

关系性权力、预防行为与权力转移

权力转移是对守成国与崛起国权力对比与变迁态势的描述。既有对权力转移的讨论多集中于物质性权力的变化和霸权战争的结果，这在客观上忽视了对权力关系属性和国际关系行为体和平互动的分析。关系性权力承载着权力的社会属性，实质是关系，关系即代表权力。关系性权力的变迁即为关系性权力转移。守成国在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出于恐惧可能采取战争、制衡、竞争和合作四种预防行为，深刻影响着权力转移进程的互动形态。在预防行为的基础上，崛起国可能给予守成国差异化的互动反馈评价，由此塑造着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选择与和平、战争议程。文章以此对英德、英美和美苏权力转移进行再探讨，或可为历史上的权力转移提供新的思考，为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拒优战略: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

中美两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大国,随着两国间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双方的竞争有所加剧,并且日益具有地缘影响和战略意义,致使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逐渐显现。在此情况下,两国采取何种战略进行和平竞争尤为关键。无论是权力制衡、规范制衡、对冲战略还是共同进化理论,都不足以完整解释当前中美亚太战略的互动。在两国竞争凸显且目前很难取得和解的情况下,文章尝试提出一种拒优战略,以更好地理解两国间的主导权竞争。拒优战略旨在削弱对手竞争优势、滞缓竞争对手获得主导权,主要通过自我权力增强、塑造制度优势、阻遏对手权势转化等手段加以实施,具有强烈的预期主导性、针对性、不合作性和复合性特征。当前中美双方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行为表明,两国都在实施拒优战略,不过其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有可能导致亚太地区的制度竞争激烈、地区分化加剧,也有可能促使中美逐渐放弃积极对抗,增加消极合作,促进两国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处与协商领导,关键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战略博弈过程和能否达成共享主导权的战略共识。     

对21世纪初叶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重大问题的思考

布什政府执政后,中美关系面临冷战结束后的第二次抉择.美国政府从维护"一超"的国家利益出发,已将2015年前后的中国视为全球性竞争对手,在亚太地区开始构筑一个对华的战略包围圈.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的本质,使中美两国在新世纪发生军事摩擦的可能性在增大.然而,中美两国的矛盾并非不可调缓,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政界要以务实和积极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崛起及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国际秩序互动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2018年,美国国会接连通过涉台法案,特朗普政府则对华发动了全面贸易战,中美关系越过"临界点"的说法已经从不确定的判断转变为严峻的政治现实。这一发展并非是因偶然因素的叠加突破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周期",而是两国在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领域的消极互动不断累积的结果。表面上,经贸相互依赖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能稳定地改善因政治、安全摩擦而不时恶化的中美双边关系。由于中美在国际经济秩序上接近的停滞和距离的拉大,这一相互依赖正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而由互补转变为竞争,这一质变甚至还在不断加速。因此,关系正常化特别是198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在本质上可能并不存在周期性,两国在各秩序领域的消极互动大体上在不断累加,最终越过了"非敌非友"的临界点。由于经贸关系这一"压舱石"本身已经部分质变,要想重新恢复关系的总体平衡,不仅需要缓解中美两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上的分歧,或许还需要通过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措施来"反哺"不断激化的经贸矛盾。     

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战略探析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国被视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科技竞争逐渐成为中美关系最突出的问题。通过在国内制造科技领域的"中国威胁论",美国开始动员力量,引导舆论,为加强与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并把意识形态融入科技发展做好了铺垫。为了在科技竞争中全面压制中国,拜登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在美国内部筑牢科技发展的基础,打压中国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强供应链弹性的建设,建立遏制中国的科技联盟。拜登政府加强在科技领域对华施压不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不利于全球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几乎成为中美唯一可以合作的领域。然而,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政策在国内受到掣肘。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合作也面临一系列障碍。未来,中美两国只有加强协调合作才能促进世界技术革命的进步,为全人类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印太语境下的日本—印尼海洋安全合作:进展、动因与限度

近年来,随着印太地区权力转移进程的加速,地区安全秩序开始变革,主要国家间的关系也处于重构中.作为印太地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国家,日本与印尼以海洋安全合作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和密切两国关系.日本—印尼合作既受到亚太乃至印太地区局势快速变化、美国对外政策调整等外部环境的较大影响,也是两国基于各自国家利益和战略取向的主动作为.然而,其合作受到若干负面因素的掣肘.双方不仅对未来海洋安全合作具体设想有所差异,在印太安全秩序构建主导权上也存在"美日印澳"或"东盟中心"的认知分歧,而且印尼等距离外交传统与国内民族主义思潮也会抑制两国合作的深入发展.因此,日本与印尼的海洋安全合作仍存在较多不确定性.     

特朗普政府生物防御战略评析

2018年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生物安全政策的正式出台。该战略性文件是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在生物安全领域的具体化,也是美国历届政府有关生物安全议题最系统、最全面的阐述。与前任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呈现出部门协调集权化和生物威胁应对一体化的特点。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充分体现了其"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执政理念。美国生物防御战略在牵头机制安排上的"去安全化",并没有改变美国通过实施生物安全战略来追求国家安全利益的本质。特朗普政府通过加大生物科技领域的投入,以实现生物科技创新和生物防御系统相互赋能,在促进卫生安全的同时,维护美国在生物科技创新领域的霸权地位。     

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基轴与变量

在特朗普政府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策之后,中美关系已不可逆地走到了新的历史阶段,拜登政府的上台也不会改变此趋势.对于中国而言,在考虑拜登政府时期的中美博弈之时,不仅要深刻洞察美国的政策反应,也要注意第三方(特别是欧洲)所扮演的角色和政策选择.在拜登政府时期,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欧洲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出来.从现有情况来看,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既是博弈的"棋盘",也是拥有相当大主动权并尽可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棋手".欧洲面对中美博弈时的政策基轴中,维持战略自主是核心政策目标,维护欧洲团结是政策基础,"混合方式"是政策手段.拜登政府的上台使欧洲对中美博弈的政策产生一定影响,成为中短期变量,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欧洲对战略自主的维护和实施能力;拜登政府对美欧关系的协调能力;中国对外部环境的反向塑造能力和方式.     

追随战略的“黄昏”:基于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战略取向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推进,东南亚国家在崛起国中国与霸权国美国之间的战略取向也越来越清晰。"制衡"不可取,"追随"代价大,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如缅甸和菲律宾从"追随"域外大国的阵营加入"大国平衡"的阵营,"大国平衡"逐渐成为更多东南亚国家维护战略利益的最优选。领土争端、政治体制、贸易相互依赖程度以及霸权盟友的可获得性是影响东南亚国家对崛起国和霸权国战略取向的四个单元因素,它们塑造了东南亚国家可能的战略行为,其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可能改变其战略取向。但是,考虑到次地区层次上面临的安全风险以及体系层面的战略环境,任何战略取向的改变都需要一定的地区和体系条件。在东南亚具体的次地区环境中,东盟逐渐成熟的地区安全机制以及域外大国的竞合型关系为更多东南亚国家逐渐放弃"追随"战略转而偏好"大国平衡"战略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