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变迁与身份再造:主权零死亡时代大国崛起战略之路径重构

在体系规范进化的主权国家零死亡时代,崛起国奉行"安全搭车与推责"的"联系性崛起战略"较奉行传统的"安全自助"的"变位性崛起战略"要面临更小的结构压力与冲突风险。单纯比较崛起国与霸权国二者权力位差的误区在于,它从根本上忽略了崛起国需要面对整个霸权国的全球联盟体系以及只有高出社会基本需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部分才是真正衡量超级大国间潜在资源转化能力的根本要素这两大基本事实,这也是崛起进程中崛起国学者提出放弃"韬光养晦"转向激进外交政策的根源。在全球化时代,海权战略应服从于国家崛起的整体战略,海权所承载的更多的是"海运"而非海军。大国崛起应是一个水到渠成、实至名归的过程。     

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

冷战后美国和中国各自的行为选择不仅与此前霸权国和崛起国战略互动的历史经验大相径庭,而且现有的理论框架难以对其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这种经验和理论上的双重困惑为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可能。本文首先讨论了1945年以来大国之间几乎不再有战争这一变化对大国影响力获取方式的影响,然后将霸权国和崛起国的行为纳入到博弈的分析框架中,通过类比微观经济世界中寡头企业的行为规律,提出了一个用以解释当前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互动模式的动态分析框架。根据本文的理论,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崛起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利益交换竞争中获胜。当前中国崛起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如何避免战争以保证崛起过程的和平,而是在美国业已抢占国际安全保障供给"市场"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和提高中国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单极体系的影响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尽管冷战后形成的单极体系已存在20年之久,但是学术界对这一特殊国际结构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考察了单极结构在体系层面的基本特征以及这种结构在单元层面造成的影响,尤其关注单极体系的稳定性以及这种结构下主要国家的行为倾向。从现实主义有关国际体系变迁的理论论述出发,本文认为美国主导的单极结构正处于弱化过程中,而无政府状态下大国竞争的压力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是削弱这一结构的基本动力。由于中国是单极体系下成长最为迅速的国家,与美国之间构成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为了摆脱单极体系下的崛起困境,中国需要采用各种战略手段以规避不利冲击和反应,保障国家的和平崛起。     

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

东亚地区在面对中国崛起时的战略选择,是当前国际关系学界探讨的重要问题,但是学者们围绕战略行为的类型界定和原因解释都缺乏充分的学术共识。根据中小国家应对崛起国的战略方向和强度,战略行为可以划分为疏远、对冲、制衡和追随四类。对冲是当前东亚地区国家应对中国崛起而采取的具有普遍性和主导性的战略选择,主要表现为强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在与其他大国开展紧密安全互动的同时避免与中国产生安全矛盾。从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来看,东亚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行为是由它们所面临的体系压力和国家战略偏好两个要素所共同决定的。在地区内崛起国与其他大国处于弱对抗态势的情况下,中小国家并没有面临明确的选边站队压力;而同时追求自主性、安全和福利三项战略目标,也使得它们倾向于在多方力量之间维持平衡。当然,对冲战略能否持续,取决于地区结构转移和战略偏好变化的前景。如果东亚地区格局向强对抗体系转变,这些国家面临的权衡取舍将更加艰难,对冲战略的条件也将难以维持。     

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崛起的“威廉困境”与战略选择

在研究新兴大国关系的议程中,关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如何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探讨很多,但是关于"威廉困境"是如何诱发"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却很少。文章通过将地缘政治学与大国崛起战略进行交叉研究发现: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大国追求区域海权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动劣势"和空间上的"重点区域劣势"两大特征,即率先追求区域海权或在霸权国利益核心区域追求海权的崛起国最容易被视为挑战者;而掌握"后动优势"和"次要区域"的崛起国则有机会通过推责战略而成为霸权国绥靖与鼓励的结盟对象。在亚太地区中美二元结构日益明晰的背景下,中国追求区域海权缺乏一个有效的推责对象。一旦中国陷入区域陆权与区域海权并举战略诱发的"威廉困境"之中,就可能加深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并成为日本与印度谋求区域海权的推责对象。     

中立战略与蒙古国对外安全战略选择

蒙古国自1924年建国至今,在对外安全战略上先后选择了"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结盟战略,"多支点"外交政策的平衡战略以及成为"永久中立国"的中立战略。相比建国初期选择的"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结盟战略,民主改革时期选择的"多支点"外交政策的平衡战略更具有优越性,它不仅使蒙古国从完全依赖于某一国家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而且还使蒙古国的国内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由于毗邻大国和域外大国关系紧张导致蒙古国威胁感知上升,从而在2015年调整其对外安全战略、选择中立战略成为永久中立国。其主要目的是在不得罪两个邻国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留与"第三邻国"的关系,以有效的永久中立国身份获得他国对其安全上的保障。     

编者的话

中国的崛起重新引起国际关系理论界对于霸权国和崛起国互动关系的热议。在大国无战争这一前所未有的现实背景下,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竞争机制?杨原借鉴微观经济学中的寡头企业行为规律,就当今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互动模式提出了一个动态理论框架。其分析结果表明,在大国无战争条件下,崛起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与霸权国竞争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机会,并由此获得小国的支持。当前,在美国业已抢占国     

均势制衡与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论析

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提出"印太"概念,并制定了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其核心是均势制衡与力量优势。美国认为,由于中国的持续崛起,"印太"地区出现了不利于美国霸权体系的力量失衡,从而导致安全失衡,直至体系失衡。为了扭转"印太"地区的失衡态势,继续维系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离岸平衡手角色和世界的霸权地位,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优先战略行动,重新恢复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平衡,进而达到美国认为的安全平衡和体系平衡。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充分体现了美国现实主义、保护主义与实用主义倾向,反映出特朗普追求美国优先和全面优势的战略观念。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实行起来可能并不会像设计者所希望的那么有效,其战略本身存在很大的局限,甚至潜藏着巨大的战略安全风险。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优先行动或预示未来数年印太秩序和世界秩序的大变革。美国有可能因此失去作为印太体系和世界体系的建设者角色,反而成为体系的破坏者。     

海陆复合型大国崛起的“腓力陷阱”与战略透支

通过对地缘政治学与战略心理学进行交叉研究文章发现,面对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海权霸主更多表现出"知觉警觉"的特征,而其周边陆权邻国则更多表现出"知觉防御"的特征。前者倾向于根据权力的结构性对崛起大国采取积极制衡,而后者倾向于根据权力的关系性对崛起大国采取融合威胁的合作或推责。因此,只有当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对周边陆权邻国明显构成安全威胁时,才会促使它们同海权霸主结成制衡同盟。"腓力陷阱"可以被视为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因未能认清和利用海权霸主的"知觉警觉"与陆权国的"知觉防御"之间的战略分歧所引发的后果。更确切地说,失败的崛起大国不仅没有理解"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本应是其分化战略中的有效支撑,反而因其周边外交的战略冒进帮助了海权霸主建立反制性同盟。对于已获得陆权支配地位的大国来讲,避免追求绝对陆上霸权的战略冒进,转而追求在"不平衡的多边均势"中保持相对优势,则会在"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作用下促成周边国家争相推责,从而使海权霸主因无法在陆上找到足够有效的战略盟友而难以推行战略遏制。     

战略矿产资源国际体系均衡的政治逻辑

一国战略矿产资源的获得受到两种政治逻辑的影响:即基于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和基于全球治理的规则逻辑。在地缘政治逻辑下,国际体系中霸权国的矿产战略布局、出口国的资源民族主义,以及运输通道的地缘风险,是影响一国战略矿产资源获取的重要因素;在全球治理的逻辑下,战略矿产资源开发具有开放性,它根源于生产国-消费国-过境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在战略矿产治理体系的建章立制过程中,主要大国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本文分析全球治理和地缘政治两种逻辑对中国战略矿产资源的影响,探讨一国在面对国际资源体系时的四种可能的政治选择。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对战略矿产资源及其均衡体系进行概念界定,对体系变迁的动力机制和体系变迁的两种逻辑进行理论梳理。     

菲律宾对华对冲战略评析

在全球化与大国崛起时代,相对弱小国家在面临邻近大国崛起时,常常不是单纯地进行制衡或追随,而是采取一种既接触又制衡的策略组合,即"对冲战略"。但这种战略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都有不同表现,如制衡多于接触或接触多于制衡。文章试图以对冲的视角考察菲律宾对华政策的演变,并引入威胁感知和经济预期两个变量,分析菲对华对冲战略的影响因素及其对中菲关系的影响。     

日本的印太战略理念与政策实践

基于争做"一流国家"的对外战略目标,安倍政府领导下的日本对印太地缘政治反应积极。对"印太"地缘战略理念的追随,不仅体现在日本领导人对外战略思想和政策思路中,也体现在日本的外交实践中。日本的"印太"战略理念通过三个途径加以实施:安全保障、经济合作以及文化和人文社会交流。日本"印太"地缘外交的实质是谋求"政治大国"地位、获取经济利益及拉动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发展、针对中国的较量与博弈。可以预见,随着印太地区利益格局的变化,中国外交战略的拓展、中国的崛起难以逆转,美国战略的不确定性,未来日美印太战略前景黯淡,以日本为主推动印太战略则更没有现实基础。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对美国、中国、印度三边关系的影响

美国、中国、印度是亚太区域三个非常有分量的国家行为体。截至目前,三国已分别在双边层面建立起了不同内涵的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大三角"模式趋于明朗化。美国是"战略大三角"关系的主导者,正在崛起的中国和印度都将对美关系视为本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受"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印度成为中美两国竞相争取的伙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最大受益者。印度亦借势发展与美国、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强化其大国意象。中国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平衡对象,一方面需要通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来应对美国的战略挤压;另一方面还需要联合印度共同分担美国重新规制亚太的压力。当然,由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个持续施力的过程,美国、中国、印度三角关系仍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尚未完全成型,值得持续关注。     

“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的美新伙伴关系

美国和新加坡的合作关系既是两国关系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两国根据地区形势演进的双向政策选择,体现了两国的共同政策和利益倾向,对地区形势和两国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相当大影响。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新加坡对外战略中的大国平衡战略高度契合,双方在涉及地区安全和经济领域多边合作机制的战略协调日益增强,提升了两国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关性、存在度和话语权。新加坡高度关注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战略转型,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政策措施,期待延续双方长期以来的战略合作关系,促进新加坡的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在近年来的南海问题中,美新战略合作也得到了相当明显的体现,对地区形势的稳定和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类属身份、结构矛盾与俄罗斯北极战略重构——基于地缘战略心理视角

在北极自然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俄罗斯地缘类属身份从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变,这是北极地缘政治的关键因素。北极地缘政治的本质特征,则是俄罗斯发展区域海权与美国护持全球海洋霸权的结构性矛盾在北冰洋的具象化。本文为地缘政治理论和地缘战略心理学的交叉研究,以新的理论视角审视北极地缘政治态势,尝试构建由地缘类属身份、地缘战略心理和地缘战略行为构成的互动模型,分析北极地缘政治行为体的认知和动机。本文认为,海洋霸权国、陆海复合强国及其陆海邻国,基于知觉警觉、知觉审慎和知觉防御等地缘战略心理认知,表现出不同的地缘战略行为特征。海洋霸权国对陆海复合强国发展区域海权奉行实力威慑和同盟制衡的遏制战略;后者则奉行战略适度原则,为分化海权同盟实施防御性楔子战略,为平衡力量对比实施建设性稀释战略;陆海邻国对陆海复合强国发展区域海权倾向于合作和推责,但如果威胁感知加剧,陆海邻国将选择追随和投靠海洋霸权国。这进而导致陆海复合强国的战略适度转向战略集中,对海权同盟实施进攻性楔子战略,加强与域外国家合作以实施重构性稀释战略。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基准战略”

随着中国的发展,东亚单极格局逐渐转向两极格局,中美关系步入战略竞争阶段。现有研究认为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面临"双重战略困境",将不得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其以往实施的对冲战略已经失效,近年来澳大利亚的强硬对华政策意味着它已经选择追随美国。本文通过对澳大利亚与中美之间战略依赖关系的辨析发现,"双重战略困境"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实际上澳大利亚并不面临必须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战略困局,而仍然存有维持战略平衡的空间。通过分析东亚国际体系结构变迁以及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战略逻辑,可以发现现阶段澳大利亚最优的战略选择是"基准战略",即以维护本国战略利益作为在特定问题中相对支持中美两国其中一方的基准,从而最大程度换取中美的战略信任和理解,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平衡。而对澳大利亚在国内层面、南太平洋和南海问题上战略行为的梳理和比较,有效证实了澳大利亚的"基准战略"模式。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现阶段东亚中小国家的战略转变以及未来东亚国际体系结构的变迁。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

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亚太"轴辐"安全同盟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实行两洋联结,形成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网络。此举试图以合作与制约双管齐下,将中印崛起规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框架内。从地缘经济角度而言,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是促使美国推出"印太战略"的主要原因之一。亚太经济重心从美国向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东部转移也促使美国提升这些次区域的战略地位。印太地区战略格局正在从一超多强向多极格局演变,形成多个三角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不仅取决于两国国内因素,也受到印太地缘政治中其他行为者的影响。印太地区正在成为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下一个中心地带。美"印太战略"使印太地区战略态势更为复杂,使中国和平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     

东盟“大国平衡外交”在南海问题上的运用

"大国平衡外交"是指不排除大国在东南亚的存在和影响,利用各大国的优势、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对权力的追求,主动与其发展政治、经济、安全等全方位关系;同时,防止任何大国的势力过于强大,以实现大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均衡,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南海争议业已成为中国与某些东盟成员国乃至整个东盟组织之间政治和安全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成为东盟成员国对中国加大实施大国平衡外交的重点平台之一。东盟组织与其成员国对于大国平衡外交的侧重点不尽相同。目前,南海问题中呈现出的关注力量国际化、解决方法复杂化和权利诉求法理化,都对中国一向秉持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方针提出了严峻挑战。     

“三重博弈”:中美关系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

随着奥巴马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对中国形成了战略挤压。"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中国一项兼具地区发展战略和全球秩序设计意涵的战略构想,同时也是中国依托地缘区位优势,在欧亚大陆谋篇布局,与美国展开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国家软实力投射"三重博弈"的战略工具。首先,"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中国"稳固西北、经略东南"的战略指针,是中国针对美国从海洋方向实施的战略围堵,在欧亚大陆依托陆权优势与美国展开地缘政治博弈的战略抓手;其次,"一带一路"战略也是中国与美国展开地缘经济博弈的重要工具。中国通过推动建立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框架,重视自身与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加强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来应对和化解美国在地缘经济领域造成的压力;第三,"一带一路"战略也为中国与美国开展软实力竞争提供了平台。随着国力的提升,中国不仅有意愿,而且也更有能力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通过为沿线国家提供公共经济产品和公共安全产品,实现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共同发展,从而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崛起大国的形象。     

美国“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海上领土争端的影响

为了应对中国实力增长、亚太地区重要性增加等挑战,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地位和影响,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行"再平衡"战略,以增加和改进其在亚太地区的投入和存在。而涉及中国的南海和东海领土争端对地区稳定与安全有重要影响,既是"再平衡"战略提出的背景,也是该战略需要加以应对的挑战,且其中一些争端国与美国存在同盟关系。因此,"再平衡"战略必将对这些领土争端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影响和介入的增加,将使中国面临更多的外交压力和牵制,减少中国在博弈中的优势,且可能会鼓励其他争端国采取冒险性的机会主义做法,并使争端复杂化、甚至激化。而且,美国日益增多的军事存在,也增加了中美发生直接摩擦或冲突的风险。不过,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的关注和介入也可能会有助于增加对争端和相关国家行为的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