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美国对华为的"战争"——跨国供应链的政治经济学

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知名高科技企业华为发动的"市场战"和"技术战"不断升级,举世瞩目.美国一方面在需求端全面狙击华为产品和服务在美国和全球市场的扩张,另一方面在供给端直接切断上游企业对华为的芯片和操作系统的供应.作为全球霸权国,美国无视自由市场的基本规则,通过市场狙击和技术管制两种方式打击崛起国的明星企业,震慑崛起国的产业安全,这是对国际统一市场和跨国分工网络的公然挑战,必然削弱经济的全球化,加剧经济的民族化,从而可能从根本上威胁一个已经存续多年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这也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市场和技术的控制能力日益演变成为一种大国政治的权杖.美国针对华为所发动的两场"战争",不仅构成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秩序演进的一个分水岭,也为构建跨国供应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十分生动的案例,同时还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将握有供应链权力的超级企业"找回来"提出了紧迫性.     

欧盟在中美欧经贸大三角中的“借力型战略”

面对中美博弈,欧盟是否会选边站队?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的"追随—制衡—对冲"三分法不足以解释欧盟在中美欧三边博弈中的选边策略。通过梳理中欧经贸谈判史发现,欧盟实际上实施的是一种"借力型战略",而且通常选择向美国借力。欧盟向美国借力有三种模式:欧美联合施压模式、利用中美关系紧张从中牟利模式、要求获得与美国同等待遇模式。欧盟这一策略之所以有一定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源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为在中美欧三边博弈中化被动为主动,有效应对欧盟的"借力"策略,中国亟须树立中美、中欧、美欧"三副棋盘"意识,在这三副棋盘中找到突破口:一是通过运筹中美关系,调动中欧关系;二是审时度势,从欧美矛盾中寻找突破口;三是对中欧关系实施合作、竞争、斗争三种方式并举的"交通灯战略"。     

中美科技关系发展历程及其展望

中美科技关系可以划分为初期探索、平稳发展、深度发展和不确定四个阶段,尽管美国科技实力仍然强大,但伴随中国科技实力上升,中美科技关系受到影响,面临不确定性。多年来,在科技外交理念引导下,中美科技合作取得很大成绩,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重点关注技术转移、外企国民待遇、跨国研发、自主创新及产品认定、政府采购、财政补贴等问题。受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科技发展未来方向以及其他国家与中美的博弈的影响,中美科技关系将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双方在全球创新村基地、中美科技创新园、中美技术转移中心、中美联合研发中心等方面仍有深入合作的空间。     

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基轴与变量

在特朗普政府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策之后,中美关系已不可逆地走到了新的历史阶段,拜登政府的上台也不会改变此趋势.对于中国而言,在考虑拜登政府时期的中美博弈之时,不仅要深刻洞察美国的政策反应,也要注意第三方(特别是欧洲)所扮演的角色和政策选择.在拜登政府时期,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欧洲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出来.从现有情况来看,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既是博弈的"棋盘",也是拥有相当大主动权并尽可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棋手".欧洲面对中美博弈时的政策基轴中,维持战略自主是核心政策目标,维护欧洲团结是政策基础,"混合方式"是政策手段.拜登政府的上台使欧洲对中美博弈的政策产生一定影响,成为中短期变量,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欧洲对战略自主的维护和实施能力;拜登政府对美欧关系的协调能力;中国对外部环境的反向塑造能力和方式.     

中美竞争背景下华为5G国际拓展的政治风险分析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企业因政治风险而利益受损的事件时有发生。近来,由于中美竞争升级,华为在5G国际市场拓展的过程中,遭遇了美国联合盟友对其进行封锁的政治风险。然而,美国盟国在接收到美国要求禁用华为的指令后,却对华为5G表现出了禁用、倾向禁用、部分禁用、倾向不禁用或不禁用四种不同的态度。为解释美国盟国的差异性政策,文章引入联盟压力和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两个变量,构建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框架。其中,联盟压力框定了国家决策范围,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则关系到国家对企业投资项目的成本与收益核算,以及对企业行为的安全认知,进而影响着国家与企业合作的意愿。当前,美国对华为5G的封锁行动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美国盟友特别是其欧洲盟友中仍有许多国家倾向于使用华为5G设备,这离不开华为在欧洲国家的多年耕耘,也离不开政治风险发生后华为采取的一系列积极应对措施。然而,中美两国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展开的竞争却并未停止,未来中国政府与企业仍需警惕来自美国的预防性打压,并加快自主研发的步伐,及早摆脱对西方国家的技术依赖。     

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中美战略竞争下美国亚太盟友的双向对冲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在亚太地区的不断发酵,美国亚太盟友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面对美国构建新一轮对华遏制包围圈的战略动向,美国的亚太盟友表现出不同的战略选择.日本与澳大利亚选择积极对接美国的"印太"战略;韩国则左右为难,矛盾心态突出;而菲律宾和泰国则对美国的一系列战略构想持审慎态度.针对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华战略形态的显著差异,文章认为,这主要是受"同盟结构"和"威胁认知"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具体而言,与美国"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以及对华"威胁认知的强弱程度",决定了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战略竞争的结构中存在四种双向对冲逻辑,即"追美制华""左右为难""左右摇摆"以及"左右逢源".通过对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的具体分析,文章进一步验证了上述观点.     

大国竞争时代供应链调整的行为逻辑：安全外部性与战略认知的解释

供应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战略竞争的主战场,大国纷纷调整既定的供应链策略,发展逻辑从效率驱动转向重视安全。对于中美欧供应链策略呈现较大差异的问题,文章尝试提出安全外部性和战略认知两个关键变量予以解析。安全外部性是供应链调整的起始因素,决定了安全化水平的初始程度。战略认知属于控制变量,对安全化水平起到平抑或激化的作用。通过对中美欧制造业细分行业产业贡献度和GVC地位指数的测算,研究发现,不对称相互依存劣势和全球供应链地位受到挑战的安全负外部性,以及对竞争对手的身份判定,促使美欧对华供应链策略由市场逻辑转变为安全逻辑。欧盟对华战略认知的对抗性低于美国,决定了欧盟的对华供应链策略较美国温和。美欧之间尽管存在较大的安全负外部性,但战略认知的盟友属性使美国对欧盟选择了低安全化水平的供应链策略。中国对美国供应链合作的安全负外部性较低,主要表现为供应链脆弱性问题,加之双方战略认知敌对性的增强,防御型供应链策略成为适合当前中国的最优解。     

美国对华战略规锁下的贸易冲突博弈路径选择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逐步由“接触”转向“规锁”,中美经贸关系也因此发展到了摩擦频现甚至是冲突对抗的新阶段。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本质上是要遏制中国在科技进步和国家实力等方面的崛起,以维护其霸权地位。贸易冲突作为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国内利益集团与党派之间的斗争。特朗普政府为了获得国内政治支持,推出了严重扭曲的对华贸易政策。文章从美国对华战略规锁的视角,运用多重博弈论方法对中美贸易冲突进行了路径选择分析并认为,囚徒困境中“以牙还牙”策略下的博弈双方均实施损人损己的策略,无论采取“以牙还牙”、冷酷触发还是无限拖延,博弈双方的最优策略都是通过贸易谈判实现继续合作;双方只有通过有效谈判,逐步取消加征的贸易壁垒,才能达成协议并获得最大收益。基于博弈结果的情景分析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内容,文章为破解中美贸易冲突困境以及未来防范提供了战略参考和政策启示。     

从日本的离岛防御战略看西太平洋的海权博弈

近来中国海军编队不断进出第一岛链各国际水道和海峡的行动与日美不断举行的夺岛演习,反映了中美日围绕东海和第一岛链控制权的海权博弈现状,这种博弈实质上也是中国与美日围绕西太平洋军事主导权进行的战略竞争。文章从日本离岛防御战略角度分析了这种博弈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分析了该战略围堵中国的战略意义。离岛防御战略反映了日本防御重点由本土防御向离岛防御的转变,更反映了日本为了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与美国一起遏制中国崛起,阻止中国突破第一岛链的战略企图,还反映了日本把防御重点放在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离岛防御战略的实质是中美日争夺西太平洋海权的博弈。     

“拉森”号事件及其影响下的美国对华政策

"拉森"号事件是美国对华南海举措的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中美南海正面博弈局面的形成,此后中美关系不断恶化。该事件起因于美国反对中国南沙岛礁建设,经过5个多月美国国内政治博弈才最终付诸实施。该事件初步完成了美国对华强硬南海政策的内部整合,威胁并逐步动摇了中美关系大体稳定的基础。该事件之后,美国在支持第三方同中国在南海对抗上更倾向于采取武力威慑举措;而对华武力威慑举措往往难以奏效,美国国内强硬派便寻求重新设定中美关系以扭转局面;由于中美南海正面博弈和美国大选时间上耦合,美国国内关于中美关系需要重新设定的呼声增强。这些趋势已经为中美关系发展进程大体证实。     

拜登政府时期美日韩三边关系走向

拜登上台后高调宣示"美国回来了",试图修复与盟友的关系,重振美国全球领导力,统一协调对华政策.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更注重"结盟围剿",其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试图将美日韩三边关系纳入中美长期博弈框架,将其打造为遏制中国的"堡垒".未来,预计拜登政府会着力修复持续恶化的韩日关系,在增强美日韩三边关系向心力的基础上巩固美日、美韩同盟关系,以此为基础建立针对中国的更广泛的"民主联盟".借助发挥亚洲盟友的作用,以求在与中国的地缘战略竞争中获取压倒性优势,达成压缩中国战略空间、夺取重塑地区秩序主导权的目标.     

信息时代中美网络与太空关系探析

网络和太空是信息时代关键的战略空间。近几年美国国家安全文件拓展了美国战略利益的范围,将网络和太空作为其战略利益的新纬度。美国在信息空间推行先发制人的进攻性政策,以追求全方位优势地位。在网络与太空领域,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科技鸿沟。未来中美双方合作可以从不敏感的非军事领域起步,采取多边合作的形式,运用创造性思维开拓新的合作议程,共同构建更稳定的信息空间秩序。     

美国“印太”战略对南海问题的影响——以“印太”战略支点国家为重点

随着印度洋战略价值的上升,美国在"重返亚太"战略基础上推出了"印太"战略,其战略实质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缔造战略支点,并将其塑造成美国霸权下的多极格局。印度、澳大利亚、日本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支点国家,它们自身在南海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在美国"印太"战略的引导下,战略支点国家将对南海问题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将加剧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化。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背景下,考察美国"印太"战略特别是其支点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把握美国"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有益于我们全面地分析南海地区的安全形势,提出应对策略。     

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中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

供应链安全已成为美国内政外交战略性议题。究其缘由，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及其暴露的美国供应链风险是诱因，以供应链为纽带的中美产业技术竞争催生的霸权焦虑是根源。因此，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是中美竞争背景下霸权护持的新探索。文章从供应链安全与美国对外政策内外逻辑互动的既有研究出发，构建了一个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的分析折中主义框架，对该战略进行探讨。概言之，其生成以内外互通为逻辑，在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与科技优势、助推中产阶级利益导向的国内改革和重建新政联盟以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的同时，以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和拓展盟伴关系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外交与战略基础。其布局以内外互补为逻辑，将产业技术政策与供应链安全联盟战略紧密配合以分别推动供应链回流和友岸外包。其特点、影响与局限内外互联，表现为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外交上的伪多边主义及战略上的供应链安全化—意识形态化，在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加剧逆全球化与深化中美竞争的同时面临美国国内经济压力与政治极化、外交上联盟内部张力及战略上产业技术分工市场规律的结构性制约，因而该战略能否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新抓手需密切关注。     

中美战略竞争:日本的认知与回应

随着中美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竞争逐渐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作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日本对中美在整体和具体领域层面的竞争有着基于自身视角的认知.对于中美的整体性竞争,日本认为其在态势上是长时期、大范围和多领域的,其根源是秩序主导权之争;就影响而言,对日本有利有弊.对于中美在具体领域的竞争,日本认为其主要集中在地缘战略和经济领域,在中国香港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上也有体现.基于这种认知,日本对中美竞争的回应是坚持和巩固日美同盟,在此基础上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同时积极拓展"第三空间"外交,灵活采用多种形式实现其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     

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贸易威慑分析

从威慑视角对中美贸易交锋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本质是一种力图在逐步升级的方略指导下利用贸易手段对华传递出危险信号,让中国认识到任何与美方意愿相悖的行为都将得不偿失,进而迫使中方将自身行为"规范"在符合美方利益框架内的威慑行为。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对华贸易威慑的成本不影响特朗普总统连任,以及避免让对华贸易威慑的实际结果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初衷背道而驰,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威慑的过程中又始终与中方保持必要的接触,以避免威慑失控。美国将贸易纳入对华威慑"工具箱"的原因在于,相较于其他威慑手段,贸易在当前战略竞争背景下的大国博弈中更能发挥作用。美国对华发动贸易威慑的实力基础,在于其以科技、市场、金融及规则为支撑的贸易霸权。虽然贸易战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美国的贸易威慑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这关键在于中方审时度势的反向威慑。从长远来看,贸易战作为美国对华威慑的新手段,必将伴随中美战略竞争的整个过程。     

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70年代以来 ,因受年度性双赤字困扰及美国产业向后工业化过渡 ,美国贸易政策理念在国内产业集团的强大压力下发生了变化 ,从传统的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政策走向公平贸易和战略性贸易政策。 80年代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发展为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 ,美日半导体和美欧商用航空器争端这两个案例说明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 ,政府介入可以改变战略性博弈的结果。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可以帮助本国企业实现利润转移 ,而且可以创造“外部经济” ,从而增加国家经济福利。 90年代 ,克林顿政府以战略性贸易理论作为指导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主流经济学 ,实行“出口能动主义”战略。尽管未能消除贸易赤字 ,但美国出口能力大幅提高 ,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经济恢复国际竞争力做出了贡献     

日本入关后贸易自由化的对策

实行贸易自由化表明日本经济体制向开放经济体制转变，意味着日本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这一方面给日本经济的发展带来机遇，同时对日本国际竞争力弱的产业是一种威胁和挑战。为了正确处理好市场开放与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关系，缓解自由化对国内产业和国民经济造成的冲击，日本政府一方面采取渐进推进自由化的方针，另一方面，采取一系列对策，提高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日本政府就是坚持一手抓自由化计划，一手抓对策的方针，保证了贸易自由化的顺利进行。一、渐进推行贸易自由化的策略为了缓和自由化对国内产业和国民经济造成的冲击，日本政…     

特朗普政府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重构——基于经济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视角的考察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力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贸易体系,特朗普政府则偏离了这一传统,其对华贸易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转向了以权力为基础的双边博弈体系。特朗普执政以来,其重构中美贸易关系的构想正在逐步转化为政策,大规模对华贸易战等诸多极端贸易政策也付诸了实施。特朗普政府运用"安全化"这一过程,将极端的经济主张转化为国家安全问题,从而在政府内部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由此将其看似不合经济逻辑的激进主张转化为合法的、可执行的政策。特朗普政府重构中美经贸关系动力源自经济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二者短期内不会沉寂,意味中美经贸摩擦将呈现出常态化、复杂化和长期化的特点,但短期内很难实现其公平、对等和平衡的双边贸易关系之理想。     

新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深度交互下超智慧社会构建——日本的战略演进与机制创新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蓬勃兴起,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日本借力新科技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从应对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战略布局来看,日本20多年来推进的结构性改革成效逐步释放。围绕"超智慧社会"构建,日本的制度创新机制进一步聚焦在产业再造和社会转型发展的可持续目标,并表现出更强的政策协同性。吸收日本的经验教训,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等方面,加快推动中国实现由"跟随者"向"领跑者"的跨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