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刘胜湘和陈飞羽认为,当前学界对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研究尚显匮乏,为此,两人运用实证方法,通过对比美苏冷战和当下的中美战略竞争,深入剖析了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演进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以把握大国竞争关系的类型,最终引导大国走向良性竞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博弈不仅给两国关系带来深刻变化,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影响是造就了若干第三方国家.它们在中美竞争中如何站队以及中美两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成为研究大国博弈走向以及国际格局转变的重要视角.本期有两篇文章聚焦于第三方国家问题.曹玮重点分析了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问题,运用相关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张立和胡大一则重点分析了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结构因素和议题因素相关.两篇文章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各有特点,为我们深入把握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第三方问题,构建了一个更为立体、全面的认知图景.     

中美战略竞争:韩国的认知与回应

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和战略互信的下降,中美战略竞争明显加剧.中美战略竞争不仅关乎双边,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都有重要影响.中国是韩国的头号贸易伙伴,美国是韩国的盟国,在中美之间,韩国保持一定的战略平衡极为重要.本文主要分析了韩国学界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涉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因、内涵、影响与前景等方面,并对韩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应对进行了深入分析.总体来看,韩国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既受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影响,也与韩国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密切相关.对于韩国而言,中美两国对韩国的战略选择与国家利益都有重要影响,如何尽可能减少中美战略竞争对其负面影响,关键在于不要卷入中美之间的核心利益竞争,并尽可能地在中美之间积极发挥沟通协调作用.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对美国、中国、印度三边关系的影响

美国、中国、印度是亚太区域三个非常有分量的国家行为体。截至目前,三国已分别在双边层面建立起了不同内涵的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大三角"模式趋于明朗化。美国是"战略大三角"关系的主导者,正在崛起的中国和印度都将对美关系视为本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受"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印度成为中美两国竞相争取的伙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最大受益者。印度亦借势发展与美国、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强化其大国意象。中国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平衡对象,一方面需要通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来应对美国的战略挤压;另一方面还需要联合印度共同分担美国重新规制亚太的压力。当然,由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个持续施力的过程,美国、中国、印度三角关系仍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尚未完全成型,值得持续关注。     

中美战略竞争与越南维持战略平衡的空间——基于战略三角理论的分析CSSCI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仍处于阶段性摇摆状态。在“印太”地区的四个次区域中,东南亚地区存在最大的战略竞争空间,其中越南是影响中美战略竞争轨迹的重要支点国家。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结构压力,使得越南面临严峻的战略选择难题。在分析越南等亚太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时,现有研究的不足是,过于关注中美等大国对小国的影响,忽视了小国的施动性及其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国际因素。结合战略三角理论和小国国际关系理论,文章提出了评估小国在大国之间维持战略平衡的空间的分析框架。需要评估的因素是,大国战略竞争引起的结构压力、大国对小国的影响力对比、小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及其可资利用的国际支持和援助。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影响越南战略选择的这四种作用力较为平衡,越中美尚不具备由“浪漫三角”转向“婚姻三角”的现实条件。为把握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动态,需要对重要的支点国家面临的多维作用力进行全景式扫描。     

中美伙伴关系的战略机遇?

本文介绍了美国学界和政界对中国崛起的几种看法。第一种是少数人的观点,但在保守派里非常普遍。他们认为,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威胁;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安全挑战,但首先应被看作是美国的一个战略和经济机遇,同时需要对其采取“两面下注”战略。本文认为,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指导着布什政府的全面对华政策。第三种观点认为,崛起的中国是美国应对21世纪挑战的潜在伙伴,中美两国应该密切合作,共同处理全球化带来的矛盾。本文认为,全球化创造了一个新的战略环境,可能阻止中美之间出现战略竞争。中美两国需要趁目前关系全面改善的好时期,“锁定”一种基于全球化时代战略现实的伙伴关系。     

深化中美俄三边关系 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

随着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上升,中、美、俄对此地区的战略关注不断加大:美国深入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俄罗斯加大了对亚太事务的参与、中国在亚太事务中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三方在该地区的利益交汇和战略互动不断增强,中美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与互信达到新水平、美俄关系出现回升迹象。同时,中美俄关系的深入发展仍面临一定挑战,地区热点问题的发展可能影响三边关系。亚太的发展为中美俄合作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三国应持续扩大现有的利益汇合点,不断创造新的利益交汇点,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有效管控矛盾。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态势与困境CSSCI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在人权、安全、经济与科技领域“四管齐下”打压中国。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有所调整,提出中美经济“再挂钩”、扩大和延续两国对话渠道等建议,更多的是为了有效配置国内资源、缓解高通胀和整合盟友关系。在关键性的高科技领域,美国企图对中国形成全面围堵的态势、阻遏中国的产业升级,以实现在更长时期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优势以及军事科技的全面压制。这样的美国对华政策将会长期化。中美之间通过对话管控竞争,实现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与合作共赢的关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需要拜登政府实质性地调整经济和安全领域多维一体的全面打压和遏制中国政策。中美战略竞争的尖锐与复杂,正在前所未有地要求和敦促中国强化应对挑战的定力、眼光和能力。     

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当今国际格局的最显著变化,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就中美当前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中短期内还难以决定性地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中国即便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和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主义军事及安全行动采取斗争的回应方式,也并不意味着两国无法合作、或中美关系已进入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导权之争。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经贸往来和必要的合作仍会发展。中美战略竞争会影响权力、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调整变化,其走势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变革。但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并非只取决于中美,世界主要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和战略选择,将决定性地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势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     

中美战略竞争:日本的认知与回应

随着中美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竞争逐渐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作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日本对中美在整体和具体领域层面的竞争有着基于自身视角的认知.对于中美的整体性竞争,日本认为其在态势上是长时期、大范围和多领域的,其根源是秩序主导权之争;就影响而言,对日本有利有弊.对于中美在具体领域的竞争,日本认为其主要集中在地缘战略和经济领域,在中国香港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上也有体现.基于这种认知,日本对中美竞争的回应是坚持和巩固日美同盟,在此基础上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同时积极拓展"第三空间"外交,灵活采用多种形式实现其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     

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基轴与变量

在特朗普政府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策之后,中美关系已不可逆地走到了新的历史阶段,拜登政府的上台也不会改变此趋势.对于中国而言,在考虑拜登政府时期的中美博弈之时,不仅要深刻洞察美国的政策反应,也要注意第三方(特别是欧洲)所扮演的角色和政策选择.在拜登政府时期,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欧洲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出来.从现有情况来看,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既是博弈的"棋盘",也是拥有相当大主动权并尽可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棋手".欧洲面对中美博弈时的政策基轴中,维持战略自主是核心政策目标,维护欧洲团结是政策基础,"混合方式"是政策手段.拜登政府的上台使欧洲对中美博弈的政策产生一定影响,成为中短期变量,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欧洲对战略自主的维护和实施能力;拜登政府对美欧关系的协调能力;中国对外部环境的反向塑造能力和方式.     

大国博弈、双层均势的亚洲时刻--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的认知与政策立场

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有着独特的认知和期待,并与克里姆林宫的官方立场互为表里。总体上,俄方智库的观点是,在经贸摩擦的背后,是中美两国对军事、政治、科技、地区和全球领导权的竞争;两国的国内议程和对外政策,将因此受到深远影响并产生溢出效应--在亚洲区域内形成两极结构。即使两国会因国内和国际政治因素,在经贸问题上达成妥协,但中方不会放弃获得世界科技领导者的雄心,美方也不会打消遏制中国发展动能的战略意图。俄罗斯应与中国继续保持经济与军事合作,避免与美国和西方关系的继续恶化,并在亚太地区推动"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俄罗斯政策分析界基于自身利益的演绎,将中美经贸摩擦定性为大国博弈,相应的政策建议反映出俄罗斯以在全球和亚洲分别制衡美中为目标的双层均势策略。俄罗斯将在有亚洲其他国家参与的情景下扮演战略平衡手角色,借中美全面对抗之势,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之外扭转不利的外部发展环境。俄罗斯对亚太国际局势的盘活作用,将催生双边和三边竞合新模式的建立。     

再保证与再地区化:“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CSSCI

2017年以来,美国及其盟友相继推出了“印太战略”,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显著加剧。由于美国拓展了对华竞争的领域、增加了竞争强度,中国面临的军事安全威胁、集团政治压力和产业脱钩风险都有所增加。因此,稳定和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助于中国缓解“印太战略”的压力。在美国强化战略竞争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意义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安全缓冲地带、经贸桥梁和多边主义旗帜。与此同时,“印太战略”的出台也增加了东南亚国家对中美关系由竞合走向对抗的担忧,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希望中美在安全上各自自我约束、支持东盟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并遵守地区规范。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对待彼此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反映出应对“印太战略”的压力,由此所作的政策调整对彼此的合作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即双方在政治和安全互动中不仅需要顾及彼此的关切,加强对对方的再保证,还要通过共同推动建立地区经济合作框架,来抵御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冲击。     

欧盟对外战略转变及其东亚安全政策新动向CSSCI

近年来,随着国际格局的急剧变化,欧盟开始经历战略觉醒,对外战略发生明显转变,强调战略自主并宣示参与地缘政治竞争。在这一背景下,欧盟的东亚安全政策在延续以往特征的同时出现新动向:第一,继续强调价值观等规范性目标和有效的多边主义手段,呈现“有原则”的安全行为体特征。第二,提出承担“海上安全提供者”的责任,在加强安全政策的务实性和可操作性的同时,鼓励成员国加大参与南海等地区的“航行自由行动”,加强海军外交和海军部署,为其海上安全行为体身份提供一定程度的硬实力保障。第三,宣示第三方立场,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为提升自身影响力谋求战略空间。中国需要警惕欧盟战略和政策转向带来的周边环境变化,加大与欧盟的接触和合作,争取其在具体政策领域保持相对中立的立场而不会完全倒向美国。     

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中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

供应链安全已成为美国内政外交战略性议题。究其缘由，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及其暴露的美国供应链风险是诱因，以供应链为纽带的中美产业技术竞争催生的霸权焦虑是根源。因此，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是中美竞争背景下霸权护持的新探索。文章从供应链安全与美国对外政策内外逻辑互动的既有研究出发，构建了一个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的分析折中主义框架，对该战略进行探讨。概言之，其生成以内外互通为逻辑，在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与科技优势、助推中产阶级利益导向的国内改革和重建新政联盟以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的同时，以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和拓展盟伴关系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外交与战略基础。其布局以内外互补为逻辑，将产业技术政策与供应链安全联盟战略紧密配合以分别推动供应链回流和友岸外包。其特点、影响与局限内外互联，表现为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外交上的伪多边主义及战略上的供应链安全化—意识形态化，在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加剧逆全球化与深化中美竞争的同时面临美国国内经济压力与政治极化、外交上联盟内部张力及战略上产业技术分工市场规律的结构性制约，因而该战略能否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新抓手需密切关注。     

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

战略三角关系已经不再适合理解当代大国关系。俄罗斯相对力量的下降,使得旧式的三角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多极世界秩序",而是中美两极秩序。但与以往的两极秩序不同,中美两国未来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将更加紧密,这将会导致一种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的新型三角关系的产生。与战略三角关系不同,新型三角关系中的"第三方"既不是俄罗斯,也不会是其他大国,而是一个由众多的国家、多边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以"后现代的三角关系"为主导的国际体系非常具有"民主化"的特征,是一个比历史上的各种三角关系更为平等、更可持续的新型三角关系。     

中美竞争背景下日本的政策选择论析CSSCI

日本的战略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美两大因素共同塑造的。中美战略竞争对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化风险为机遇,进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日本采取三方面的政策举措:补齐军事力量的短板,推进联盟安全体系的多元化;实施经济安保战略,重组供应链和确保技术优势;推行体现日本价值观的制度战略,谋求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以便乘机达成引导国际秩序重塑的方向,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流大国的夙愿,表现出浓重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但对日美联盟战略基轴地位的顽固坚守和对中美不对称依赖脆弱性结构的存在,决定了日本无法从根本上平衡自主与追随、依赖与"脱钩"、改革与"辅成"的三重矛盾,要想利用中美战略竞争提供的"空间"来实现上述政策目标并不容易。     

美国学者研究视角下的中美战略困境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不确定性的担忧逐渐加深,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研究中美战略关系时越来越强调对华战略竞争因素,强调美国应扩大和改善同其亚洲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关系,特别是改善和那些对中国长期抱有忧虑的国家的关系。他们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合作具有多种目的,但目前的重点是建立防止或劝阻中国通过强制外交扩大在该地区影响的机制,同时利用这些合作加强其盟友和合作伙伴抵抗中国影响的能力和信心。文章运用现实主义分析方法,论述当代美国学者研究中美战略困境的不同视角。     

欧盟在中美欧经贸大三角中的“借力型战略”

面对中美博弈,欧盟是否会选边站队?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的"追随—制衡—对冲"三分法不足以解释欧盟在中美欧三边博弈中的选边策略。通过梳理中欧经贸谈判史发现,欧盟实际上实施的是一种"借力型战略",而且通常选择向美国借力。欧盟向美国借力有三种模式:欧美联合施压模式、利用中美关系紧张从中牟利模式、要求获得与美国同等待遇模式。欧盟这一策略之所以有一定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源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为在中美欧三边博弈中化被动为主动,有效应对欧盟的"借力"策略,中国亟须树立中美、中欧、美欧"三副棋盘"意识,在这三副棋盘中找到突破口:一是通过运筹中美关系,调动中欧关系;二是审时度势,从欧美矛盾中寻找突破口;三是对中欧关系实施合作、竞争、斗争三种方式并举的"交通灯战略"。     

文在寅政府外交的"模糊性战略":动因、 内涵及影响因素

"模糊性战略"本是文在寅政府为处理中韩因"萨德事件"产生的矛盾而推行的外交政策,但随着中美从"合作"走向"竞争","模糊性战略"逐渐成为韩国处理同中美关系的外交战略.韩国在处理中美战略竞争相关议题时,不追求在所有问题领域追随哪一个国家,而是根据不同问题具体做出应对,在每一个问题领域都体现出韩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文在寅政府的"模糊性战略"受制于中美韩三边关系互动和国内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斗争的双重影响.从自身利益出发,中国应尊重韩国的这一外交战略选择,加强中韩外交关系,推动中韩走向合作共赢.     

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

特朗普执政以来坚持"美国优先"路线,持续推进美国内外政策的深刻调整,采取了以"压制性回缩"为特征的大战略。美国大战略的变化不仅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也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朗普政府明确地以"战略竞争者"定位中国,美国战略界对华负面认知进一步加剧,美国对华政策逐步形成新的共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显著上升,体现在经贸关系、地缘政治、国际秩序、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美方借"对等贸易""印太战略""台湾牌"等加大对华压制,并炒作中国的"锐实力"。美国对华政策已进入"后接触"时代,"竞争性共存"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态势。中美双方需提升战略沟通质量,稳慎管控互动关系,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转型,避免陷入"新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