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基础

一个政治系统要避免合法性危机,就必须构筑牢固的合法性基础。意识形态、结构和规则、治理绩效共同构成了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基础。它们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三者结合的程度越高,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合法性就越牢固。     

苏共意识形态合法性再生产及其限度

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权都离不开意识形态及其所提供的合法性支持,都需要发挥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功能,因为一种政治统治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不仅仅是由于人们对暴力和强制的恐惧,更重要的还在于统治者具有被指认为"正义"的道德信念体系,即意识形态.     

政治信任的构建与执政党公信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公共信任理论是公信力这一重要命题的直接理论来源。政治公信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核心价值,政治信任与执政党公信力密切相关。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规范、执政绩效、制度规范与法则以及民主法治等方面。政党要赢得民众广泛而持久的认同与信任,必须善于开发其意识形态、权力配置、利益整合能力、施政有效性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合法性资源。政治信任的动态构建与执政党公信力提升的路径选择主要有：加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和执政能力建设,社会资本与政府绩效的持续积累,民主政治与有限政府的运作,建设和完善公共权力的运行制度以及制度化不信任的规范体系。     

本期推介

<正>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研究"的成果《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功用价值与路径选择》一文中,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海月和博士生殷明明认为,意识形态建构能够为执政党执政提供合法性资源,为凝聚民众意志提供整合性工具,为执政党获得理性权威提供说理性支持。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形势下,提高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契     

民生与民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条件下党的合法性基础转型

在现代社会,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是经济绩效、民主法治和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前的以意识形态为主、历史功绩和领袖个人魅力相结合的合法性基础,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绩效为主、民主法治和意识形态相结合的合法性基础,再到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民生与民主相结合的合法性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政绩难以持久、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解释力面临考验,唯民生与民主的结合才能提供持久的合法性支持。因此,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推进党的合法性基础向民生和民主相结合的方向转型是合理的必然趋势。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及其解决路径

从应然的层面看,构建政治合法性是维系政治系统稳定的前提和基础。而在实然层面,当代中国面临诸多政治合法性危机,如政府认同危机、执政党认同危机及理想信念危机等,这些危机会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引发明显的社会冲突。解决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维度加大建设力度,以构建起政治合法性的支撑和保障。     

社会转型期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及重塑

政治合法性即民众对领导权和执政权的认可。总结各式各样的合法性理论得出政治合法性的三个来源 :绩效、意识形态和宪政民主。随着意识形态和绩效在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中地位的不断弱化 ,新时期党应在宪政民主的构建方面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支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新时期党执政的合法性重塑作了新的合乎时代潮流的理论诠释和指导     

转型期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合法性和合法性危机问题是当今国内外研究领域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困扰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由诸多的原因造成合法性危机。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也是适应中国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剧烈变化的结果。本文立足中国国情,力图分析合法性问题的机理,探索增加、重塑合法性的资源,促进各个领域的文明建设,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政治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理论研究价值、政治合法性的内涵、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政治合法性危机、政权合法化的路径等几个方面。学界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偏颇之处。     

密里本德对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分析

密里本德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理论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考察，认为体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另一方面又由于得到了社会信息系统广泛支持，使其在与其他社会意识进行较量中始终居于优势地位，从而维护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合法性。     

政治权威与合法性基础的理论阐释

秩序是人类政治生活的首要目标,良好的秩序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一定的秩序需要政治权力来建构和维持,但政治权力解决的是政治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政治秩序要持久存在,还必须具备相应的合法性基础,即建立政治权威。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存在于三个层面:意识形态的训导性、政治过程的守法性和政治产品的有效性。     

非公企业党建合法性探究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在非公企业进行党的建设。为此,非公企业党建面对来自利益矛盾给党的政策合法性、非主流意识形态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合法性、党自身执政中存在问题给党组织合法性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法律条文等制度规定性及人民幸福安康能从理论和事实中给予非公企业党建合法性有力解答。解决非公企业党建合法性之策在于: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拓宽和规范企业主政治参与渠道、抓住劳资双方利益诉求。     

意识形态与执政合法性的关联性研究

主流意识形态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资源,在执政合法性的资源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是否稳固,关系到党执政的合法性根基。但是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冲击,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不断创新动态发展的意识形态系统以夯实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及其危机的公共选择分析

任何居于执政地位的政党,它的执政都必须有社会民众的认同、支持和忠诚,从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这也即是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否则,它的执政地位将难以维系和巩固。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对政治合法性及其危机的现有研究却更多地偏倚于哲学、法学和政治学等传统学科的视角。这些学科最大的缺陷就是脱离经济因素研究“纯”政治合法性及其危机。公共选择理论在这些方面弥补和丰富了这些学科研究视角的不足,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分析现实政治生活中政治主体的行为特征,这为解释政治合法性及其危机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     

发展中国家合法性问题探析

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撞和社会缺乏正常的政治参与渠道容纳民众的参与,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合法性危机。在合法性危机过程中形成的合法性,则带有与生俱来的弊端:过分倚重于意识形态、过分倚重于有效性以及带有明显的人格化取向。如何克服这些弊端,作者在文中提出了三条可能性路径。     

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获得的路径分析——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为例

政治合法性是现代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问题。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通过实行当时最民主的政治制度,为自己赢得了政治合法性,从而为自己的壮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如何维持政治合法性？如何克服合法性危机？这要求我们党必须与时俱进,始终保持先进性;另一方面也要借鉴我们曾经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来促进政治发展。     

政治认同的合法性价值:分析与建构

从政治认同、政治合法性与政治稳定三者关系来看,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与其稳定性往往呈正相关,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状况和社会的政治稳定状况也是呈正相关。因此,政治合法性离不开社会成员广泛而积极的政治认同,两者共同致力于维护政治体系的稳定。政治认同所反映的价值趋向在于:其一,有助于政治文化的传习;其二,有助于扩大政治参与;其三,有助于维护政治体系的稳定。那么,加强绩效基础建设、加强制度和规则基础建设、加强意识形态基础建设就成为提升政治认同、巩固合法性的三个重要途径。     

论对当代文学理论反本质主义的批判

文学理论不去研究文学现象而去建构一些与文学无关的“宏大叙事”成为文学研究界之通病。由于本质主义遵循这种思维方式，将文学艺术理解为存在普遍规律，从而使文学理论陷入危机边缘。而反本质主义则简单的将文学理论危机归结为本质主义的思维禁锢．认为只要摈弃本质主义便能化解文学理论危机。但对于文学理论危机而言，它的根本动因在于文学形式为获得合法性，不得不在政治意识形态叙事模式下做出文学妥协．显然．反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存在纰漏。笔者认为如需要化解文学理论危机，第一，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以摆脱本质主义的思维禁锢。第二．在本质主义的基础上。构建多元本质论。     

加快改革步伐厚筑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合法性基础就是人民的意愿,如今重要的是要看到这一政治秩序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的问题。党要与时俱进,加快体制改革,实现维护和加强合法性方式的转变,把合法性的维护和加强从主要依靠领袖威望、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转向依靠民主制度,通过创新和完善民主的各项具体制度,发挥制度的刚性作用,加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基础:从一元为主到多元整合

在现代政治理论中,意识形态、绩效和法理都曾分别成为执政合法性的主要基础。这种以一元为主的合法性基础不但在理论上显露出局限,而且在现代执政实践中也产生出许多弊端。当代合法性理论和执政实践的发展,要求合法性基础从一元为主走向多元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