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行政法与依宪行政

"新行政法"作为一种初步系统化的行政法学术意识,主要基于对传统行政法模式的反思而产生。这一学术进路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制度功能主义的论证,缺乏规范层面的解释与架构。"新行政法"的规范性诉求,在宪法学看来就是"依宪行政",即建构一种基于宪政民主的行政程序法体系,重塑宪法性的"政府—公民"关系框架。"依宪行政"是"新行政法"规范建构的合理方向,其容纳了传统的行政法治理论和新兴的行政民主理论,有利于在一种更加宽厚的宪法框架内拓展行政法治模式,探索宪法实施的行政法路径。     

党政合设、合署背景下的行政法治变革与完善

在地方治理中探索党政合设、合署的行政法治变革,既是新时代行政法的重要命题,也反映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宪法定位以及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共同要求。此次党政合署改革,应当坚持"依宪改革""中央统一领导""地方自主、积极"的法治理念,总结我国党政合署的有益经验,从权责统一、行政法与党规相协调、行政行为规范以及监督体系等四个方面,确立我国党政协作行政法治模式的基本框架。     

加入WTO与中国行政法治的革命

WTO规则主要是行政法规则,是对政府行为和行政法治的要求.与WTO的要求相比,我国行政法体系还不完善,行政行为失范、武断、低效等仍较突出,急需按照WTO的要求,优选与创新WTO在中国的宪法性适用制度,梳理与创制行政法律规范,优化与创新行政执法机制,转变与更新行政法治观念,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和行政法治的新发展.     

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的现实影响

宪法与行政法都是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一步推进,行政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的观念进一步加深,随着行政法的发展,行政法对宪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宪法必须适应行政法的发展,实现宪法与行政法的良性互动。     

法治主义与行政自制——以立法、行政、司法的功能分担为视角

在行政国家背景下,依据古典法治主义思想所建构之简约型分权制衡的制度框架,已经无法充分应对现代行政之合法性困境。因此,现代行政法理论必须在传统依法行政原理的基础之上,观察并分析现实行政过程中的各种"生理"和"病理"现象,探索行政系统"内外结合"的法律操控模式,强化行政的自制约束功能,确立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功能分担机制,从而确保并不断提升行政的合法化与理性化程度。     

我国卫生监督理论的初步构想

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是指在宪法统率下由行政法、刑法、民法等实体法及其程序法构成的法律规范系统,行政法是仅次于宪法的法律规范,是一国法治中最重要的法律体系之一:行政法调整着广范而又重要的社会关系,与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息息相关,是宪法的实施法。所以,行政法被人们称为"小宪法"、"动态的宪法"。卫生行政法在卫生行政管理上就是实际地起着实施宪法的作用,是卫生行政的"宪法"。如果我们的把改革之前的行政文件也作为行政法的一种形式看待则这些"行政文件"就是那个年代的行政法,其所规范的内容为构造现代社会卫生行政模式奠定了基础。改革后制定的《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传染病防治法》等则将中国的卫生行政法和中国的卫生行政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法治的时代。从50年代到70年代,对社会的公共卫生管理,只是停留于宣传、说明、教育、要求、帮助阶段,仅偶尔对爆发严重的     

基本行政法典的确立、定位与架构

我国行政法法典化的一条可行路径是,对一般行政法进行实质法典化,对部门行政法根据条件成熟情况进行实质法典化或形式法典化,形成"1+S+F"的行政法法典化框架.基本行政法典在这一框架中发挥着统领作用.它不是行政法通则、行政法总则、行政程序法典或一般行政法的汇编,而是涵盖一般行政法主要内容、融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为一体,能体现我国行政法治水准、能为世界贡献法典化之"中国方案"的实质性法典.基本行政法典的体系构建应以规范行政权力为主线,形成包括总则编、行政组织编、行政活动编、行政程序与信息公开编、行政监督编、行政救济编的整体架构.     

郑州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正>郑州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系河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下设外国宪法与行政法研究所、中国宪法研究所、中国行政法研究所。 (一)外国宪法与行政法研究所 以外国宪法与行政法为研究内容,研究重点是俄罗斯宪法与行政法。 研究中心主任兼外国宪法与行政法研究所所长刘向文教授系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国家法专业法学博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宪政和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理事。他以承担中华     

中国检察制度面临的矛盾与宪法价值回归

一方面,由于对中国检察制度行政检察监督宪法价值的迷失,法学界对中国检察制度质疑与反质疑的论战此起彼伏;而另一方面,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检察监督的呼唤与检察机关如火如荼的行政检察监督实践遥相呼应。中国检察制度应然性与实然性矛盾的尖锐冲突,将推动中国检察制度在探索行政检察监督的法制路径中回归宪法价值。     

反思与超越:中国行政主体理论批判

随着中国现代行政法理论的深入发展与法治行政的实践需求,20世纪80年代末因行政诉讼确定被告的需要而构建的中国行政主体理论——"诉讼主体模式"——所固有的缺陷渐渐暴露出来。为此,我们需要从本土化、正当化和功能化三个层面,在借鉴大陆法系国家行政主体理论——"分权主体模式"——的基础上,重构中国现代行政法的行政主体理论,并以渐进的方式替代现有的行政主体理论,以期回应当下中国法治行政的需要。     

论中国行政法理论研究的时代条件简

本文认为,一个国家现代行政法的客现存在是该国行政法开展理论研究的时代前提,而现代行政法的创制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实行以“依法行政”为核心的“法治”方略;二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双方即行政主体和外部行政相对人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地位.纵现我国自辛亥革命以来所历经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建立后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水岭的前后阶段等各个时期,“法治”理念是在曲折中得以不断提升,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独立资格地位也在不断发展,但中国现代行政法及以其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行政法理论研究的成熟期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     

行政自制与中国行政法治发展

行政自制作为行政法治发展的路径之一，既与宪政和外部行政法的前提和框架作用密不可分，也是行政自组织的必然结果。行政国家的权能扩张已经使立法机关的事前控制和司法审查的事后控制力不从心，除了加快宪政和外部行政法建设之外，完善内部行政法，通过行政自制弥补外部行政法的功能性不足，以此推进中国行政法治发展，是一条必要的、有益的、有效的路径。     

中国行政法学30年的理论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我国行政法学在理论及其创新方面,有了重大发展,表现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多元化、依法行政和政府法治理论的实践化、部门行政法与政府管制理论的结合、行政法主体理论的重构、行政行为理论的中国思考、行政法律规范理论的完善、行政程序和参与机制的民主化、行政救济理论的体系化。     

条约入宪的域外经验与中国思考

国际条约作为国际法的主要渊源，是有效构建和维护国际秩序的法律工具。条约缔结、条约效力与条约适用构成条约制度的重要内容。条约制度的良好运行离不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配合，宪法承担着调整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重要功能。各当事国理应由其宪法规定条约制度，以便从根本上避免国际条约在国内实施的混乱。纵观条约入宪的域外立法，因受到传统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理论的影响，条约入宪模式在一元论与二元论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形式。随着中国不断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条约入宪成为协调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关键枢纽，我国在构建条约入宪体系时应突破传统理论桎梏，以协调论为指导赋予条约低于宪法高于法律的国内法效力，重新划分公法条约与私法条约各自的适用方式，不断契合中国法治需求，为中国的国际法治奠定坚实基础。     

论我国行政立法的滞后性及其完善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行政改革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和奋斗目标。然而,历史的和现实的、人为的和制度的种种因素决定了我国的行政法治必将是一个艰巨而又繁杂的系统工程,必将受制于各种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对抗与整合。而如何加强和完善行政立法,提高行政立法水平乃是实现行政法治的一个最基本的环节。行政立法工作艰巨而又繁杂,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探讨和实践,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而又行之有效的行政法体系,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实现宪政目标下的中国行政法治

世纪之交逐渐兴起的宪政风云值得每一个宪法学人认真对待。宪政目标要求行政法治的发展应当以保障公民权利实现为根本 ,以完善行政权力控制为重点 ,以增进社会公平为目标 ,以社会自治与自由促进为基础。中国行政法治与宪政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 ,中国行政法治应采取一种后发的综合的行政法治模式 ,并以宪政目标为指引有重点地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1)以发展完善行政救济制度为核心实现行政法治 ;(2 )以规范审查抽象行政行为为保障实现行政法治 ;(3 )以建立健全行政程序制度为重点实现行政法治 ;(4 )以理性监控行政自由裁量权力为特征实现行政法治 ;(5 )以寻求指导行政相对人参与合作为手段实现行政法治 ;(6)以普遍推行行政公开制度为前提实现行政法治 ;(7)以确立普及政府守法观念为条件实现行政法治。     

英美传统行政法“合法性解释模式”的困境与出路——兼论对中国行政法的启示

就本质功能而言,行政法可以视为是一种对行政活动的合法性进行解释的系统。行政法面临的根本问题是非民选的行政机关及其人员所行使的行政权力,如何才能得到"合法化"解释。围绕这一问题,英美传统行政法"合法性解释模式"试图将立法机关的政治合法性"传送"到行政活动之中,从而赋予行政过程合法性。不过,由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广泛存在以及现代行政过程不断向"政治过程"转化,传统模式的解释能力面临巨大挑战,而以政治多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公众参与和协商为制度基础的"自我合法化模式"成为当代行政法进行合法性解释的新模式。     

"以人为本"理念下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之反思与重构

"以人为本"作为当今最热门的政治话题,反映在行政法上,就是要求行政主体树立人本法律观,重视行政合理性.因为"以人为本"与行政合理性原则都体现了现代行政法治的要求。本文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对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的理论和制度进行了考察、反思,并对其地位与适用进行了重构,以期对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政府机构改革与法律环境的互动与协调北大核心CSSCI

从1982年到2018年,中国进行了8轮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在不变动行政组织立法的情况下,完成了政府组织体系的巨变,形成了一种"外在于法"的机构改革模式。这种机构改革模式植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行政组织立法所提供的法律空间,以组织变革推动了中国法律环境的变化,同时也受到法律环境的制约。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应该遵守法律对行政组织权的分配,保证行政组织的可问责性,有助于保障基本权利,并考虑到法律的预先决定。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依法行政的要求,政府机构改革受到法律环境制约的现象更加明显。将行政管理法中的"主管部门"的表述与组织法上的"确定主管部门"的机制对接,可以协调二者关系,是一种实现行政组织法治的立法、修法成本较小的路径。     

日本行政法的基本原理──法治主义论

法治主义亦称“行政合法性原理”或“法治行政原理”,一般而言,法治主义是指行政活动必须依法进行的规范原理或制度,它意味着行政权的活动必须根据法律、服从法律,其目的是“以法的合理性抑制行政（担当者）的恣意”,以保障国民的权利与自由。日本行政法学者认为,法治主义是行政法得以成立与发展的根本前提条件,也是日本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理,从日本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来看,行政法的法治主义基本原理主要涉及行政与法的关系、法治主义的模式、法治主义的实证发展以及法治主义的主要内容等问题。一、行政与法的关系日本行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