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治理视野下的行政协商

我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过于注重行政治理的威权性,而忽视了公民的主体性,因此难以适应现代行政治理之发展诉求。而行政协商是一种注重行政治理过程中公民与行政主体间的交往对话,凸显行政过程的公民参与性,以及行政治理活动之主体间良性互动的行政方式。它的兴起反映了人们对我国传统单方性、命令性和封闭性的行政治理模式之弊病的反思,回应并诠释了合作行政、柔和行政与开放行政等现代行政治理模式的发展诉求。当前,超越行政协商所面临的制度与现实困境,并不断促进其融入我国行政治理实践,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行政治理模式之现代转向,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行政法治、行政善治之发展。     

简论行政指导与法治行政

行政指导作为政府的新型行政行为,是现代国家发展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环境保护等事业的有效行政手段。现代政府更多地通过服务行政来实现其功能并体现其存在价值,为社会带来更多的福利。实质法治的目标与现代行政的目标是一致的。政府没有权力借口无行为法的依据而放弃其行政管理,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政府亦应当依据法律原则、法治精神施以指导,这是由现代政府职责与法治行政要求所决定的。行政指导应当体现责任行政。     

依法行政理念在行政契约中的贯彻

由于行政生态与行政主客观环境之巨幅改变,造成传统单方高权之行政行为,不再能够只凭其执行力即可畅通无阻并期待其能解决所有之法律纷争案件,从而以"民众参与"、"对等协商"、"弹性灵活手段"为诉求之行政契约即能广泛于各行政领域中而受到重视。但是毕竟这种非传统式之行政行为,不论是功能或其与依法行政间,应如何取得有机之调和而不互相矛盾?本文在比较西方国家行政契约与依法行政的互动下,探讨我国的可能进路。     

行政伦理建设探析

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发生分化,在国家行政主体身上体现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二元分离,由于制度本身的弱点及行政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行政主体的道德风险。基于此,建立并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伦理规范体系势所必然。要加强我国社会主义行政伦理建设,形成行政伦理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并认真设计总体目标及内容,探索实现之有效途径,以使我国的行政伦理能在社会全面转型期发挥其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     

犯罪与违法的博弈——行政犯罪与行政违法的界定

在"法治国"理念下,行政犯罪和行政违法行为分别是司法权和行政权下的法律否定性评价行为,二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且随着现代福利国家理念的深入,行政权不断膨胀,大量行政法律规范的出台使得行政犯罪随着行政违法行为的大量出现有蔓延之势,形式上的行政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已经不能满足司法实践中对二者的区分。本文依托司法权和行政权的权力属性,从纵向的联系和横向的区别对行政犯罪和行政违法行为进行了界定。     

行政立法中的最好行政

在现代社会,行政除扮演“传送带”角色外,还承担起积极的形成功能。因此,现代行政法在守望司法审查面向的传统控权理念的同时,还应当加强对行政实体问题的关注。对涉及大量管制事项的行政立法而言,这就需要在“最好行政”的指针下,选择恰当的管制方式,并经由整体制度的设计,实现管制目标,促进公共福祉。     

行政指导初探

<正> 一、行政指导产生之必然 行政指导,谓行政机关就其所掌之事务,对于特定之个人、公私法人或团体,以非强制之手段,取得相对人之同意与协力,以达到行政目的之行为。行政机关通常以指示、劝告、希望、敦促、建议等形式实施指导。行政指导只有在取得相对人的同意之后才发生作用,因而它不具有直接的法律强制力。基于此,学者们认为,行政指导仅仅是事实而不是法律行为。 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行为方式,行政指导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根源。行政指导根植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土壤之中,是现代行政发展的产物,是塑造良好政府形象的客观需要,也是现代行政效益原则的必然要求。     

浅析行政控权理论的现代蜕变

行政法无论是在近代还是在现代,都强调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传统行政控权理论形成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顺应时代的发展。然而,传统力量和现代社会要求之间的张力使传统行政控权在保持其固有的理论根基的同时,实现着蜕变,这种蜕变是适应现时代的,在保持传统之基本立场和框架的情况下,对其内涵的实质内容作面向现实的变更。"控权"在近代和现代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有所变化,近代,是单一的行政控权,而现代所强调的是一种综合的行政控权。     

论比例原则在给付行政中的适用

比例原则作为行政法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在产生之初仅适用于规制行政之中。随着现代行政的发展,规制行政已不是行政的全部或主要内容,以给付行政为核心的新型行政行为大量出现,并日益成为现代行政的主要方式。那么,在现代行政的条件下,比例原则是否还是用呢?笔者通过分析认为,比例原则应扩大至授益性行政行为。     

现代行政程序制度对行政控权的意义

行政权力腐败就是行政权力异化为一种与其所有主体相对立的力量.为了防止行政权力腐败,必须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的控制.本文阐述了现代行政程序控权的法律意义,并从控权角度对行政程序基本制度进行了设计."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作者相信,现代行政程序制度的建立将有效地防止行政权力腐败的发生.     

西方行政体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是与之密切相关的行政体制改革虽经历了多次的尝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基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的问题,并结合西方的市场化改革经验,提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构建现代法治、服务、透明高效的"三位一体"政府。     

论行政调查中之行政强制行为

行政调查系指行政机关为达成特定之行政目的,所从事之各种资料搜集活动。行政机关于从事行政调查时,依据"职权调查主义",不受当事人主张之拘束,并承担调查事实之责任。惟有调查遇有困难,可由当事人依法律规定提供协助,但对事件之澄清责任仍应由行政机关承担。当事人若未尽协力义务,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否则不得强制其履行。任意性之调查行为不具处分性,无"行政执行法"之适用。间接强制之调查行为应属行政处分。违反此种协力义务者应受行政罚上之罚款作为制裁之手段,故不得再依"行政执行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直接强制之调查行为属事实行为,但事先要求当事人接受调查之行为,应仍具处分性,应受"行政执行法"之约束。直接强制调查行为在法律保留之要求上较无疑义,惟调查时应遵守比例原则和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于从事行政调查时,法律若未有赋予其得强制进入之权限,则行政机关原则上仍不得采取强制进入之方式。行政调查于声请令状后皆可从事行政搜索,于个别法律之规定中,单独明定得声请令状实施行政搜索应有容许空间。有关临时进入检查,应践行通知之程序。惟基于较为重大之公益之考虑,且经事先通知将无法达到调查目的之情形,应可容许有不经事先通知之临时检查。倘当事人拒绝放行,须视此种调查是否有得直接施以强制力之规定而定,若法规允许,自得以强制力排除当事人之阻碍,否则仍只能以间接制裁之方式。当行政机关已进入关系人之场所实施检查时,不论是否以直接强制力进入,除进行相关检查外,原则上不得附带从事搜索行为,或对相关证据予以扣留。     

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

随着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风险规制上升为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风险预防原则在实证法上的出现标志着立法者将风险规制纳入行政法规范体系之内的努力。但是,由于不得不决策于不确定性之中,风险规制实践对传统行政法治理念构成重大挑战。有必要发展"软法之治"和"参与型行政"等新的制度技术,以求得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之间的平衡。     

"规划行政":现代行政法的时代课题与挑战

行政规划正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有人慨叹现代行政正由"依法律行政"演变为"依规划行政"。隐藏在"规划行政"时代到来背后的是行政法理念的变迁和时代的需求。"规划行政"有其必然性并对现代行政法带来了诸多的挑战。从终极意义上的正当性视角进行考察,"依规划行政"无疑不会完全取代"依法律行政",但理性化差异的不明显显然正对后者造成挑战。     

论行政程序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必不可少的权限,它的存在是提高行政效率之必需。但是,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固有特征使其在运行中出现被拖延、前后不一及滥用等现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行是法治的需要。行政程序具有限制随意行政、衡平公正与效率之价值,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合理运行的有效手段。     

试论行政事实行为及其行政赔偿制度

随着现代法治社会的发展,人文精神与服务观念逐渐渗入现代行政行为理念之中,政府的行政职能由监督型向服务型转变,政府信息公开、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布不合格食品厂家名单等行政事实行为应运而生,行政事实行为的发生越来越频繁。而当前有关行政事实行为的相关法律规定较少,与之相应的行政赔偿制度很不完善,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受损后难以得到救济。所以,科学地界定行政事实行为的概念,对我国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赔偿制度现状展开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完善我国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赔偿制度,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的行政程序立法:语境、问题与方案

本文从现代行政国家中行政权不断增长与行政程序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入手 ,指出了现代法治国家中行政程序对行政权行使理性化的重要功能。通过对西方主要国家行政程序发展的简要考察 ,文章强调 :我国正在进行的行政程序立法 ,是一个“政府再造”的契机。围绕着我国行政程序立法 ,文章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制度基础、理论基础、以及相关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扼要归纳 ,这些归纳构成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语境。在此基础上 ,文章结合《行政程序法》(专家试拟稿 )的基本框架 ,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立法模式、目标、结构、以及行政程序法与其他相关法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指出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语境 ,提出立法中的基本问题 ,并探讨可能的方案 ,从而引发对这些问题更多、更深入的关注     

论行政法学中“行政过程”概念的导入——从“行政行为”到“行政过程”

传统的行政法学以"行政行为"作为核心概念,对于行政行为之外的其他行为以及同一行政过程中各连续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并不十分关心,注重以静态、定点的方法考察单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由于现实行政具有作为过程的整体性、动态性等特征,行政行为概念在考察现实行政时存在着局限性、静态性等缺陷。因此,现代行政法学应当引进"行政过程"的概念,以为了实现同一行政目的而实施的一系列行为所构成的"行政过程"作为考察对象,将行政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形式全盘纳入视野,并着眼于同一行政过程中各行为以及同一行为内部的各环节之间的关联性,对行政过程进行全面、动态的法律规范与控制。     

论行政主体的约定义务

行政主体约定义务是契约理念引入行政法的产物,并非法定义务的契约化,与行政契约义务并非等同。行政主体约定义务是行政法上的意定义务,其设定应遵守合理的限度,不得借此"扩大法定活动空间",或规避法定义务,或"出卖公权"等。作为行政主体义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弥补法定义务之不足,深化行政主体职责等重要的功能价值。     

行政指导制度的合理性研究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现代的行政手段 ,其内在本质有着一定的合理性 :这种合理性来自于内在的基本属性 ,它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为内在合理性基础 ,这与现代行政法的精神相一致。行政指导的合理性被它内部机制所固化 ,从而成为一种建构意义上的合理性 ,正是这种结构上具有的合理性 ,为其在功能上的合理性奠定基础 ,同时也为行政指导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开辟了道路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行政手段 ,与现代行政理念相契合 ,它符合比例原则和程序保障原则的内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