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袭警罪的立法化问题

近年来,暴力袭警案件频发,原本具有绝对权威的警察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暴力袭警行为不但是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粗暴践踏,更是对国家法律权威的蔑视和亵渎。我国应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将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予以严厉惩治,以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有效保障警察依法执行职务。     

袭警罪的刑事立法研究

近年来,我国境内暴力袭警事件频频发生,给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刑法作为国家最有强制力和威慑力的法律,理应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从增设袭警罪的理论支撑、各国关于袭警罪的立法现状和我国增设袭警罪的立法构想三个方面看,增设袭警罪已经具有足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严惩袭警行为维护法律尊严

袭警问题一直是“两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近年来,都有代表委员建议、呼吁打击袭警行为和设立袭警罪,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今年的“两会”上,除了公安系统的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沈爱琴、吴江林也向大会提交议案,建议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对于是否应该增设袭警罪,社会上存在着两     

袭警行为刑法规制之比较研究

随着袭警行为的日益严重,我国刑法应当进一步完善对于这类犯罪的规制。对于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相关刑事法律规定予以比较研究,其中包括对于袭警犯罪行为的立法模式、犯罪对象、行为表现、主观故意以及刑罚等问题予以考察,有助于促进我国刑法完善对于袭警犯罪行为的规制。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应当在我国刑法中单独设立袭警罪,保护国家权威不受侵犯。     

袭警罪的刑事政策、立法范式及司法适用

为保护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过程中不受暴力侵害,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特别增设了袭警罪.从刑事政策考察,增设袭警罪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彰显.从立法范式审视,我国对袭警行为采取了显性规制为主、隐性规制为辅的复合型规制模式.从司法向度分析,基于立法原意,需将辅警纳入本罪的保护范畴,严格限定软暴力的适用条件,区分处理行为人对执行职务合法性产生错误认识的不同情形,并妥善解决妨害公务罪与袭警罪的竞合问题.     

袭警罪立法化问题初探

频繁发生的暴力袭警案件,使我们不得不关注袭警罪的立法化问题。袭警罪的立法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切实可行。所谓袭警罪是指以暴力攻击或人身强制的方法,致使正在进行执法活动的人民警察不能继续履行职责的行为。这种行为既侵犯了人民警察的人身权利,又侵犯了人民警察依法执行公务的活动。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加强对人民警察执法权的刑法保护势在必行。     

论袭警行为的刑法规制

面对暴力袭警频发,警察权威受到严重挑战的形势,一个重要的对策就是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将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予以严厉惩治,以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有效保障警察依法执行职务。但是,法律对警察权威的特殊保障并不意味着警察权的扩大,更不意味着警察权的滥用。     

“袭警罪”的处方悖谬

如今暴力袭警事件频发,公安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因公伤亡民警3382人,其中因公牺牲170人,因公负伤3212人;在执法过程中遭遇暴力阻碍而牺牲的23人、负伤1803人,分别占牺牲、负伤人数的13.5%和56.1%。对此,有专家建议:增设袭警罪。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世洲认为,从整体上看,我国警察的权力不是过大的问题,而是不明确的问题,对警察权力的限制,只能依法进行。“刑法应当对警察提供特殊保护的思想,是世界各国刑法学说和司法实践所赞同的。”王世洲说,目前我国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等4种途径增设“袭警罪”。     

在我国《刑法》中增设袭警罪探讨

近年来,暴力袭警案件频发。我国对袭警犯罪刑事立法的滞后已经成为滋长社会不法势力和不法分子嚣张气焰的重要根源。袭警这一危害国家安全、挑战国家公权力的行为,不仅是对警察生命的威胁,更会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感。在我国《刑法》中增设袭警罪可以保护警察执法权威和权益,从而更好地保护公民权。     

论国家级考试舞弊行为的刑法规制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对在国家级考试中实施舞弊行为情节严重的,可处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或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等罪名。但对于为舞弊者提供协助行为情节严重的,现行刑法却无力惩处,并且对教师帮助学生实施舞弊行为适用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处罚也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为弥补刑事法律在规制国家级考试舞弊行为上的不足,必须在刑法中增设＂协助国家级考试舞弊罪＂,以有效地遏制考试舞弊盛行之风。     

对违警、抗警、袭警行为的几点思考

<正>近年来,随着自媒体的发展,警察在执法中受伤、受辱的案件频频曝光。"暴力袭警严重冲击法律底线,损害党和政府权威,严重影响民众安全感,也严重伤害广大民警的职业荣誉感。"⁽¹⁾因此,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的呼声由来已久。但是,增设刑法罪名是一件极其严肃的工作,必须符合现代社会的法治理念,必须赢得全社会最大公约数的认可,     

替考入刑的合理界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代替考试罪,为规制替考行为提供了明确的刑法依据。与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相比,代替考试罪的社会危害性有限,在适用时应当予以必要的限制,以保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从范围上看,替考入刑仅限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即这种国家考试的设定必须基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行为方式上看,代替考试罪中的替考行为应限于"代替他人参加考试",而不应当包括"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从主观方面上看,替考者应当具有"为他人"参加考试的意图;在刑罚的适用上,则需要区别对待,尽量轻缓。     

关于袭警行为成因与对策的系统思考

近年来,警察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受到执法对象的抗拒、阻挠和袭击的现象屡屡发生,不仅严重侵害了公安民警的人身权利,更是对国家尊严、法律权威的蔑视与亵渎.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袭警行为分为暴力袭警与非暴力袭警、行使刑事侦查权时的袭警与行使治安管理权时的袭警、有预谋的袭警与无预谋的袭警、个人袭警与聚众袭警等.袭警行为侵害的法益具有双重性,袭警行为多具有突发性.袭警行为产生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对袭警行为,最有效的对策还是从警察自身与外界环境上着手提高警察的身体素质和警务技能、提高警察队伍的执法素质、加强公安民警处警时的安全防范意识、完善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从长远来看,应当增设袭警罪;从近期来看,应当修正妨害公务罪等罪名.     

准确认定袭警罪切实维护民警执法权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袭警行为单独设罪,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是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的切实行动,是新时代推动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刑事立法精细化科学化的具体体现。要依据犯罪构成准确认定袭警罪,严格把握袭警罪的界限,做到精准量刑,严厉惩治袭警罪行为。要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强舆论引导,从而切实维护民警执法权威。     

法学专家疾呼:设“袭警罪”

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重庆代表团就曾有代表提出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的建议。今年以来,重庆市袭警案件数量急剧上升,这个话题再次被多方提及。     

论“拐卖人口罪”的恢复

现行刑法取消了79年刑法规定的"拐卖人口罪",以"拐卖妇女、儿童罪"代替之,从而造成惩治人口买卖行为的漏洞。它随着2007年"黑砖窑事件"的出现凸显出来,反映了我国刑事立法前瞻性的不足。所以,应当取消"拐卖妇女、儿童罪",恢复"拐卖人口罪"来弥补这个漏洞,同时对其他有关人口买卖的罪名进行整合。     

警察执法权威的法律保障探微

良好的治安秩序依赖于警察权威,而现代警察的权威植根于警察的执法过程中。愈益严重的袭警事件之所以受到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普遍关注,就是因为其严重地弱化了警察的执法权威。实现警务法治化不能通过弱化警察执法权力和治安控制职能来实现,更不能以牺牲警察合法权益来换取。法条原则规定与司法实践操作的背离,更使得袭警违法犯罪行为与立法保护之间凸显法律真空。警务活动缺乏足够立法保障、对于袭警行为惩戒不足、袭警违法犯罪成本过低,已成为违法犯罪行为人缺乏法律敬畏、肆意侵犯警察合法权益难以推卸的主要原因。不能简单用"警察权弱化"或"警察权强化"来评判设立袭警罪的必要性,最合理的解释是限权与扩权并重,使得警察权的赋予与使用更加规范。当前应当制定覆盖警察执法各个环节的严密警察法律规范体系,为警察权力的滥用筑起牢固的篱笆,为警察正当的执法行为提供坚实的基础。     

论诉讼欺诈的法律定性及其刑法规制

对诉讼欺诈行为的法律界定和法律应对取决于所处的价值立场.诉讼欺诈受害人的视角,强调对权利的保护;法院的视角,则强调在程序法治主义制度框架内,有效维护司法的公正和权威.由于我国现行刑法缺少诉讼欺诈的指导观念,在现行法律架构内实现对诉讼欺诈的规制,在合法性和实效性上都相当有限.当务之急是修改刑法,增设"诉讼欺诈罪".     

“暴力袭警”法定刑的补足与适用——基于《刑法》第277条第5款的教义学阐释

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在2015年8月修订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在第277条妨害公务罪中增设了"袭警条款"。该条款既是对暴力袭警事件的迫切回应,也是对理论界一直呼吁增设袭警罪的现实考量。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发生了新变化,治安形势也出现了新特点,复杂执法环境下的一线民警人身安全时常面临被侵害的危险与风险。袭警危害警察人身安全和社会管理秩序的双重法益。     

聚众淫乱罪客观行为之界定——以刑法体系解释为基点

体系解释是刑法解释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我国刑法条文对聚众淫乱罪的表述比较简单,导致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还有一些尚待明确的问题。体系解释下聚众淫乱罪之客观行为应当兼具侵害法益的"涉他性"和"情节严重"两个要素。这一解释结论既是基于刑法体系协调性的考虑,也是刑法处罚合理性的实质要求。通过体系解释,有助于消除该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的疑问,准确界定聚众淫乱罪的客观行为,从而合理确定聚众淫乱罪的处罚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