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警罪的刑事政策、立法范式及司法适用

为保护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过程中不受暴力侵害,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特别增设了袭警罪.从刑事政策考察,增设袭警罪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彰显.从立法范式审视,我国对袭警行为采取了显性规制为主、隐性规制为辅的复合型规制模式.从司法向度分析,基于立法原意,需将辅警纳入本罪的保护范畴,严格限定软暴力的适用条件,区分处理行为人对执行职务合法性产生错误认识的不同情形,并妥善解决妨害公务罪与袭警罪的竞合问题.     

论袭警罪的立法化问题

近年来,暴力袭警案件频发,原本具有绝对权威的警察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暴力袭警行为不但是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粗暴践踏,更是对国家法律权威的蔑视和亵渎。我国应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将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予以严厉惩治,以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有效保障警察依法执行职务。     

袭警罪的刑事立法研究

近年来,我国境内暴力袭警事件频频发生,给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刑法作为国家最有强制力和威慑力的法律,理应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从增设袭警罪的理论支撑、各国关于袭警罪的立法现状和我国增设袭警罪的立法构想三个方面看,增设袭警罪已经具有足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袭警行为刑法规制之比较研究

随着袭警行为的日益严重,我国刑法应当进一步完善对于这类犯罪的规制。对于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相关刑事法律规定予以比较研究,其中包括对于袭警犯罪行为的立法模式、犯罪对象、行为表现、主观故意以及刑罚等问题予以考察,有助于促进我国刑法完善对于袭警犯罪行为的规制。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应当在我国刑法中单独设立袭警罪,保护国家权威不受侵犯。     

袭警的内涵及我国刑法的应有选择——兼论妨害公务罪的完善

"袭警"是指采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针对我国近一段时间以来愈演愈烈的袭警行为,社会各界就是否需要在刑法中增设独立的袭警罪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是否增设袭警罪代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立场:刑罚可以随意发动还是应当坚持"不得已性"。通过分析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和刑法规定,袭警行为完全可以通过现行法律体系得以规制和预防,我国刑法中不宜增设单独的袭警罪。同时,应当即时完善妨害公务罪的相关规定。     

论袭警行为的刑法规制

面对暴力袭警频发,警察权威受到严重挑战的形势,一个重要的对策就是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将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予以严厉惩治,以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有效保障警察依法执行职务。但是,法律对警察权威的特殊保障并不意味着警察权的扩大,更不意味着警察权的滥用。     

袭警罪的法教义学再审视——以“暴力”相关问题的解释切入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277条第5款新设袭警罪，开启了暴力袭警单独成罪的刑法规制模式。从法教义学的角度对袭警罪进行再审视，以法益侵害为基础，厘清袭警罪的保护法益进而明确将袭警罪划为具体危险犯以实现解释和实践层面的周延。袭警罪中的“暴力”的解读应坚持狭义暴力说。“暴力”的程度判断标准围绕具体危险的创造，不以达到轻微伤以上的后果为入罪标准，也不排除对重伤、死亡后果的评价，“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的程度则以至少可能造成重伤为标准。     

在我国《刑法》中增设袭警罪探讨

近年来,暴力袭警案件频发。我国对袭警犯罪刑事立法的滞后已经成为滋长社会不法势力和不法分子嚣张气焰的重要根源。袭警这一危害国家安全、挑战国家公权力的行为,不仅是对警察生命的威胁,更会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感。在我国《刑法》中增设袭警罪可以保护警察执法权威和权益,从而更好地保护公民权。     

准确认定袭警罪切实维护民警执法权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袭警行为单独设罪,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是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的切实行动,是新时代推动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刑事立法精细化科学化的具体体现。要依据犯罪构成准确认定袭警罪,严格把握袭警罪的界限,做到精准量刑,严厉惩治袭警罪行为。要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强舆论引导,从而切实维护民警执法权威。     

暴力袭警犯罪的案件研究

使用暴力手段或以暴力威胁而阻碍人民警察执行公务的行为称为暴力袭警犯罪。该文通过对近期国内有关案件的整理与分析,发现暴力袭警分为报复型袭警、临时起意型袭警和精神异常型袭警三种类型,袭警行为发生时间、作案工具、实施人员有一定的规律。暴力袭警发生原因和背景各不相同,早期经历产生的情结与后期负性情绪的结合而导致报复型袭警,个体因激情状态而与警察发生纠纷,或精神异常导致的控制力减弱而袭警。故根据不同类型的袭警案件而提出提升警察个人能力、管控高风险人群、加强立法等防控策略。     

完善袭警犯罪刑法规制的构想

袭警犯罪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警察机关和警察的执法权威与尊严，也侵犯了警察个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袭警事件的屡禁不止还容易助长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降低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司法实践中，袭警犯罪行为一般按照妨害公务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犯罪论处，这样的刑法评价无法从根本上揭示出袭警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为此，应当完善刑事立法，增加袭警罪，加大对该种犯罪的打击力度。     

关于我国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的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腐败现象迅速孳生。以权钱交易、权力滥用为特征的职务犯罪是腐败的典型表现,其在刑事犯罪中所呈现出的蔓延之势,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文章在简介职务犯罪概念的基础之上,分析了目前我国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的缺陷,并探讨了预防与惩治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     

警察职务化犯罪与警务督察机制

以违法犯罪为主的警察腐败问题是当今世界警界面临的共同问题。我国的警察违法犯罪已表现为职务化倾向。实施警务督察,大力清理门户,是世界级的遏制警察违法犯罪的基本对策。本文试结合警察违法犯罪客观存在的现实及职务化犯罪的特点,对我国警务督察制度以理性的思考。     

我国洗钱犯罪立法剖析

控制和惩治洗钱犯罪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我国现行刑法关于洗钱罪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本文参照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国的国情,就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完善提出建议。     

贿赂犯罪案件侦查中司步录音录像在律师会见中的应用

新刑事诉讼法全面吸收了《律师法》关于律师会见的规定，这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尤其是对贿赂犯罪侦查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借鉴职务犯罪侦查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律师会见中引入同步录音录像，对律师的会见权进行一定程度的制约，既有利于破解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的“会见难”问题，也可以达到惩处犯罪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之间的平衡。     

我国刑法应为职务防卫正名——从职务防卫的困境谈起

我国职务防卫面临法律适用层次低、适用性不强、法律性质不明确、防卫权不能正常行使等困境。刑法应科学地重构防卫制度体系,为职务防卫正名。职务防卫发动的法律依据、正当化事由与正当防卫基本相同,国内外刑事立法可鉴之先例,是我国刑法为职务防卫正名的可行性之基础。     

关于人民警察出庭作证问题的研究

警察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是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立法要求警察承担的一项义务,也是司法实践的需要。然而我国立法却未规定人民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司法实践中人民警察出庭作证也实属罕见。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司法体制,构建人民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是必要的。人民警察出庭作证有其特定的理论基础和诉讼价值。在我国现行诉讼模式下构建人民警察出庭作证制度还存在着一些障碍,需要不断探索,以推动法制观念的更新和司法工作的完善。     

罚金刑执行难的原因与对策

罚金刑执行难是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其立法根源在于刑法总则所确定的罚金刑适用根据的单一性,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犯罪适用罚金刑规定的僵化性;其司法原因在于罚金刑的判决具有盲目性,罚金刑的执行主体不够具体。从立法上讲,应完善刑法总则关于确定罚金数额根据的规定,改进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犯罪适用罚金刑的规定,同时增设罚金易科制度;就司法而言,应摒弃罚金刑适用的盲目性,并统一罚金刑的执行机构。     

我国犯罪预备处罚原则反思

我国刑事责任评价的时间起点是犯罪的预备行为。我国刑法以处罚预备犯为原则,有助于严密刑事法网,将犯罪遏制在萌芽阶段,充分发挥刑法预防功能,但其与现行的犯罪构成理论相矛盾,与刑法谦抑精神相违,缺乏实践操作性。刑法第22 条已经名存实亡,成为一种无意义的重复规定,建议修改刑法时予以删除,同时将一些严重犯罪的预备行为规定为独立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