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视角下城市边缘社区“三治融合”的挑战与优化——基于武汉公租房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促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实现城市社区善治,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考察Q、M、L三个公租房社区的治理实践发现,以公租房社区为代表的城市边缘社区处于城市边缘劣势地带、治理资源贫乏,具有产权关联弱、异质性强和行政性强的特点,导致社区三治融合面临治理主体积极性缺乏、治理方式融合性有限和治理规范衔接性不足的挑战,制约了城市社区善治的水平。基于城市边缘社区“宜居”与“安居”的善治需求,在党建引领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分析框架下,三治融合实现社区善治是一个“渐进均衡”的善治改进过程,得益于优化自治、法治、德治的组合力度和方式提升三治“指数”。从治理的主体、效能、秩序三个方面,优化三治融合的参与主体激励机制、三治功能提升机制、治理规范衔接机制,已经成为城市边缘社区因应治理挑战,提高善治水平的关键途径。     

让治、信任与整合: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建构——基于N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SSCI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交互场域。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需要社区层面的实践呈现,而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政府行政治理与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主要关涉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三大主体。研究发现,N区政府通过“三事分流”的制度创新,让渡地方政府的社区治权进行“全能型政府”治理格局的自我解构,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性资源;N社区居委会则在政府制度化的合法性支持下,通过微小公益路径的居民需求回应及资源整合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和支持,实现与政府让治的功能对接与互补。N区政府让治转向与N社区结构化信任和治理主体资源整合的有机结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正向反馈。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与方向

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表明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及基层组织、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重大转型与嬗变,乡村日益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从村民自治过渡到社区自治、从行政和生产共同体迈向社会生活共同体,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也逐步从政府主导的单中心治理转变为政社分工与合作共治的多中心治理。     

社区治理的地方创新

<正>"社区治理"——变政府的单向管理为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民主自治有机结合,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参与共治。自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把社区治理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以来,各级民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各基层单位勇于探索、敢于创新,通过创新社区治理体制、丰富社区自治形式、完善社区服务制度、优化社区服务手段等方式,使社区治理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实践成果。本刊特选树了成效显著、经验过硬、群众满意的社区、街道、城区和城市在社区治理创新方面有代表     

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中的利益博弈探析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社区也正陷入利益博弈中。社区利益主体间的博弈决定了社区自治的发展状况。从法律杠杆、经济杠杆、行政杠杆、自治杠杆几个方面来建立博弈机制,从而实现社区利益均衡,这对有效治理社区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规范自治：社区协商治理的向度、过程与进路——基于多案例社区比较

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大抓基层、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的鲜明指向。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广泛实践使城市社区如何衔接好自治与行政的关系,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社区治理道路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其中,社区协商作为治理进路之一,考察其在现阶段如何实现自治与行政关系的制度化衔接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已有研究将共识塑造和行政惯习作为认识我国社区协商治理的功能向度,并选取了民政部协商典型案例中的三组个案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社区居委会从民意整合到共识回应的衔接推进构成了社区协商治理过程。该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居委会的能动性作用,另一方面表现为上级部门以行政问责与资源下沉等方式实现对社区自治的规范性约束,使前者在约束性框架内开展活动,二者共同构成了社区协商治理进路。由此展现了我国基层协商民主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纵向衔接行政体制与基层自治的重要组成,其中,行政力量正成为引导和培育社区自治的能动要素,行政规范自治的过程推动了基层民主实践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契合。     

小区党建: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锚点"及挑战——以深圳市罗湖区为例

小区党建是基层党建破解"悬浮化"问题、引领社区治理的"锚点"。深圳罗湖区将党支部建在小区上,通过搭建以小区党支部为核心的治理架构、对小区自治主体赋能、破解小区治理公共性困境,从而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社区治理效能。面对小区党建模式的可复制性及其对社区自治功能的影响等挑战,应加强小区治理的制度设计,增强资源投入与保障,同时,应注重社会自治的培育,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体系。     

新时代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也由传统的政府管理逐步转为多元主体共治的自治模式。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需要发挥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构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化格局,积极推进基层智慧社区等建设,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探索与完善社区共治与居民自治”专题学术茶座简讯

4月18日,上海市社联召开"探索与完善社区共治与居民自治"专题学术茶座,此次活动由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合作举办。一、创新机制,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与会者提出,社区治理的理想模式并非是一驾由党委或政府     

行政与自治衔接——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探讨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始终存在着一个体制性问题,即国家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如何衔接与互动?已有的研究往往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建制社区上,因而对于实行行政管理还是社区自治,在态度上显得模棱两可或水火不容。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域从单个社区扩展到整个街区乃至市区层面上,并以此透视"行政"与"自治"两种逻辑的交互关系,那么就可以将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划分为三类理想模型:行政一体化模式、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和行政与自治衔接模式。行政一体化模式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市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又因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分而导致脆弱的社会自主性;一种合理化的建议是突破社区限制,改革街道体制,通过新的衔接体的设立,从而一方面保证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现,另一方面拓展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     

高校合并利弊及调整之策

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的高校合并,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战略举措,在促进高校学科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培养新型复合型人才,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高校合并并非简单地1 1=2,在伴随着巨型大学蜂拥而起的同时,高校合并中所出现的速度太快、摊子太大、管理太难、学科融合太慢等弊端也日益显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如何在高校合并中趋利避害,实现高校合并1 1>2的组织教学和育人的多级优化,为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这是今后高校合并和合并后高校发展必须正视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促进科技与金融融合,加快推进转型升级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的现实要求,要保持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要实现快速发展,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没有金融的带动,就没有高新技术的持续开发和产业化。要继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必须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进一步创新体制、制度和机制。该文通过分析中国目前科技创新与金融融合存在的问题,从科技创新企业融资、金融机构科技投资、政策性科技与金融结合等角度,提出有利于科技创新型的金融支持体系和服务平台的政策建议。     

英美警察文化及其研究

英美警察学者多年来采用参与者的直接观察、问卷调查、访谈、对数据和卷宗进行分析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围绕警察职业特点,对警察在工作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普遍的心理和行为方式、以及这些心理和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原因加以分析,试图找出更为科学的警察培训及管理方法,其研究成果深化了人们对警察职业和警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丰富了警察科学的内容,影响极为深远。     

“军事政治”向“科技政治”的演变及意义

随着科技置换军事并与经济耦合,科技的政治功能日益显现,世界已逐步由“军事政治”进入“科技政治”时代,“科技政治”已成为我们时代重要的政治特征。这告诫我们:必须发展科技以提高国际地位。     

延伸与扩展:乡镇民主的启动与突破

民主跟随利益走.中国的改革是从微观开始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主要是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分户经营,建立健全家庭经营制度.家庭成为利益主体,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和人身自由支配权.     

《大医精诚》与医药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大医精诚》论述了优秀的医生不仅要有高超的技术,还要具备高尚的医德。它主要从对待病人、对待同行、对待自己三个方面论述了医德的“精”和“诚”。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重视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要注重言传身教。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坚持“精”、“诚”、“合”的原则。     

犯罪行为过程与侦查措施手段

犯罪不是瞬间的举动 ,而是由多个行为阶段所组成的一个系列活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犯罪人不断地向外散发着犯罪信息 ,而这些信息都是案件侦查线索的来源。侦查工作就是要根据不同行为阶段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措施手段去搜集犯罪信息 ,获取侦查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