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侦查语境下“形迹可疑型自首”的法律认定

形迹可疑型自首是对传统自首的发展,对于便利诉讼和提高诉讼效益具有很大的作用。但对形迹可疑型自首的理解运用学莽却存在分歧。只有将其纳入刑事侦查实践中审视思考。并相应运用刑事法学的相关知识才能对“形迹可疑”,“盘问”等概念做出全面深入的认识理解,以求在司法实践中时各种类型的自首做出准确的法律认定。     

浅谈形迹可疑型自首的司法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1条规定: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现,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的,视为投案自首。这就是所谓的"形迹可疑型自首"。司法实践中,各地对形迹可疑的范围缺乏统一的标准认定,从而导致了对形迹可疑型自首认定存在着一定的偏差,甚者为有些不法分子提供了便利。笔者以平常工作中接触的实案为例,就实践中怎样认定形迹可疑型自首仅作初步探讨。     

司法实践中七种疑难自首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以下七种疑难自首应这样认定:判断“形迹可疑”型自首的关键在是否已被司法机关发觉;“纪律处分”期间行为人如实交代自己基本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自首;犯罪嫌疑人被传唤归案后如实供述的,应认定为自首;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自动投案的,应认定单位自首;测谎仪测谎后被测对象如实供述的,应认定为自首;被告人自动投案后供述中未报真实姓名及前科情况的,应认定为自首;行为人被网上通缉,但因通缉以外的案由被通缉机关以外的警察机关抓获,供认真实姓名和被通缉的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     

自首制度的程序法解读

从程序法的角度重新解读自首的本质,将自首定位为一项诉讼行为,才能有助于司法实践中若干疑难问题的解决。而作为一项诉讼行为,自首本质上就是一种意思表示:自首的行为意思是指行为人应当明确其到案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管辖之下,并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和裁判;自首的表示意思是指行为人应当是主动投案的,并具有通过投案这一特定方式传达其愿意接受司法机关审查、裁判的意识;自首的法效意思是指行为人应当具有明确的期望发生预定法律效果(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接受司法机关审查、裁判)的意思;自首的表示行为是指行为人应当将其自首的意思通过其行为举止表达于外部。     

自首和立功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认定自首和立功是司法实践中的常见问题,由于案件情况各异,判断自首和立功的成立条件时须结合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结合具体案例,针对形迹可疑的认定、辩解与翻供的界定、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的认定、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的认定等争议较大的问题逐一进行了研究。     

对“自动投案”的认定——结合吉忠春案件分析

自首的本质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后主动将自己交付国家追诉,节约司法资源。自首制度是我国刑法中一项重要的量刑制度。司法实践中,自动投案的认定是适用自首制度中最为困难与复杂的部分。为了更加合理地适用自首制度,应当运用法学方法论中的目的解释方法,结合自首的本质对自动投案作相对理解。     

对自首类型化规定的理性探索——以傅某故意杀人罪为切入

我国现行刑法对自首的划定是缺乏明确标准的,或者说其标准不甚明确,因此在某些具体案例的运用中会出现一些不合理的盲点和漏洞,使司法实践因此陷入困境.对此,除了运用刑法解释的方法来加以补救外,对相关司法解释作一定的修正、完善乃至重新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是必要的,即:以是否有报案情形为标准,可将自首分为报案型自首和非报案型自首,...     

论特殊一罪自首的认定

特殊一罪自首的认定原则是:在符合自首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对行为人是否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的认定直接决定自首的成立与否,"主要犯罪事实"的判定必须结合特殊一罪的处理原则,行为人供述的罪行事实必须和按特殊一罪处理原则进行处理的最终的罪行事实相一致才能认定行为人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进而认定其构成自首.     

职务犯罪自首认定司法解释的反思——兼评《刑事审判参考》第755号案件

现行《刑法》对于犯罪自首的规定过于原则性,自首认定上的困境延伸到了职务犯罪自首的认定中。职务犯罪自首认定的困境首先来源于"自动投案"认定的标准存在"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指向的事实"三者之间的矛盾,其次是对余罪自首中的"同种罪行"进行了不必要的扩张。"线索指向的事实"如能锁定犯罪嫌疑人,则其无成立自首的可能,而对"同种罪行"应理解为罪数上的连续犯,因此罪犯的犯行即使触犯同一罪名,如有同种数罪的可能,应认为仍有成立自首之可能。     

自首与认罪的界分与衔接——以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为例

余金平交通肇事案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讨论,其中自首与认罪认罚之间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之一。这反映出新旧制度之间、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在理解上的冲突,因此需要对自首和"认罪"这一对内容重合概念进行厘清,方可得出余金平符合自首与认罪认罚条件的正确论断。其中,自首应抓住"主要犯罪事实"这一关键点,而非同二审法院一般着眼于细枝末节。"认罪"同自首之间具有内容上的重合性,但也要关注其在程序方面的特别要素。此外,笔者在界定两者边界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自首与认罪认罚之间的应然关系,并提出了具体的衔接模式以及适用建议。     

讯问笔录常见毛病举隅

讯问笔录作为诉讼证据之一,或作为记载固定违法犯罪证据的手段之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办案实践中,不少讯问笔录不符合写作和法律规范,或质量不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了解讯问笔录写作中常见的毛病并引以为戒,对提高笔录写作水平和办案质量,不失为一种捷径。     

内外兼修遏制刑讯逼供

遏制刑讯逼供，如果仅仅从外部进行侦查讯问权力的制约，只能够过滤掉非法的刑讯手段和方式，却不能打破既存的侦查讯问僵局，加快推进合法的讯问进程，提高侦查讯问破案的效率。因此，在考虑通过程序性规制降低刑讯逼供可能发生的同时，在讯问体制内部寻求讯问策略、手段和方法的创新，以及从整个刑事诉讼宏观体系出发，部分调整诉讼程序的结构和证据规则，给侦查讯问提供良好的运行空间，同样是遏制刑讯逼供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论中国检察讯问

我国检察讯问的定位，是检察院在法律监督活动和公诉活动中从事的讯问活动，主要是侦查监督中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对我国刑事讯问中的法庭讯问、侦查讯问和检察讯问进行比较．检察讯问监督的重点是从侦查到庭审的过渡环节。我国检察讯问具有司法审查、核证补证、顺利公诉、司法救济、辩诉交易等功能。法律监督通过检察讯问可能发现问题，但单靠讯问显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可以利用检察讯问之所长，在诉讼过程中发现疑点、阻断错案。     

论中国侦查讯问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侦查讯问是法律规定的一项侦查行为,讯问所获得的口供在庭审中是重要的证据之一。通过讯问可以很快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过程、查获证据,降低侦查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侦查讯问制度的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侵害犯罪嫌疑人的现象屡禁不止,破坏了刑事诉讼自身的价值要求,阻碍了我国民主法治化的进程。笔者就我国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享有的权利进行了归纳;分析了我国讯问阶段存在的问题并国外犯罪嫌疑人在讯问阶段享有的权利做了一定总结;最后提出完善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人权的几点建议。关键词: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     

讯问笔录中特殊语言的记写规范探讨

写作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因此在公安院校的写作教学中,除了写作理论的讲授外,重要的是训练学生掌握实际操作的能力。讯问笔录作为诉讼证据之一,或作为记载固定违法犯罪证据的手段之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办案实践中,不少讯问笔录不符合写作和法律规范,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质量不高。侦查人员要作好讯问笔录,事先应熟悉案情,作好讯问计划,同时应掌握一些特殊语言的记写方法。     

诉讼保险：二十一世纪新型诉讼救助

诉讼费用是民事诉讼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制度 ,它甚至关系到司法制度的根本。但长期以来该制度却始终未受到重视 ,立法和实践中问题重重。很多人由于不合理的诉讼费用而不能或不愿进入诉讼 ,出现了“费用排斥诉讼”的现象。传统诉讼救助措施的不得力呼唤着新制度的诞生。结合微观经济理论 ,建立诉讼费用保险机制 (简称诉讼保险机制 ) ,让多数人来分担诉讼费用的风险 ,实现诉讼费用的微观自救 ,不失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法定代理人到场的利弊及司法应对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应当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此项制度的设计有效保障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与合法权益,但司法实践中也存在法定代理人干扰诉讼的违法现象。文章对法定代理人到场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立足实践提出了应对建议。     

单位自首认定中的两个难题

单位自首在我国现行《刑法》中缺乏明确的规定,导致理论界对单位自首的成立与否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本文拟在单位自首得以成立之基础上就单位自首认定中的两个难题进行探讨。     

交通肇事罪自首问题的认定

文章通过分析交通肇事罪中自首的认定在刑法学界的不同观点、自首的理论及法律依据,从而推导出交通肇事罪中自首情形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希望对处理交通肇事自首问题有所裨益。     

中外检察制度的考察与比较

世界各国检察制度在机构设置、职权、性质和地位等方面,既有共同点,又存在差异性.检察机关设置方式一般分为审检合一式和审检分立式两种;职权方面,有些国家的检察机关不享有侦查权,起诉案件的范围和起诉裁量权幅度也各有不同;参与民事、行政诉讼的职权范围也有较大差异;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主要是公诉机关,其法律监督职能较大陆法系国家要小得多,其在诉讼中是一方当事人,法庭活动较为积极,而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以公诉人和法律监督者双重身份参加诉讼,其法庭活动较为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