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和行动中武装冲突法的适用

维和行动在最近10多年中的发展显著增强了在维和行动中适用武装冲突法的必要性.但是,适用武装冲突法不应改变维和行动的性质和基本原则.为了在维和行动中正确地适用武装冲突法,第一,要在性质上把维和行动与强制和平行动区别开来,继续坚持维和行动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二,要明确维和行动适用武装冲突法与交战行为适用武装冲突法的不同,针对维和行动的特点制定适用武装冲突法的具体规则.     

论人权法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适用问题

近年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其中,一些西方军事法学者关于人道法、人权法适用问题的观点及阐释起到了重要的法理推动作用。本文从分析维和行动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入手,归纳了维和行动参照人道法制定具体交战规则的基本点和平衡点,进而提出了反对在维和行动中直接适用人权法的理由及结论,以期保持和修正维和行动的法律取向,促使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更好地发挥应有作用。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学习实践与身份承认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二战后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学习实践过程.伴随着联合国维和行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学习实践重塑了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知,进而建构和重构了其对维和行动的身份认同,并在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向演变的互动中实现了从形式、分配到价值承认的身份承认转变.在这一曲折的学习实践过程中,中国逐渐融入联合国维和机制,改变自己,进而影响世界.     

中国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态度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所持有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变化动因主要取决于维和行动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客观表现及中国政府对其性质的主观认定。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将“联合国军”看作是帝国主义的警察部队,因此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保持高度警惕,并勇敢地揭露其“侵略罪行”;70年代,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仍有提防,采取冷静观察的态度;80年代,中国政府逐渐认同维和作用,主动参与维和;90年代至今,中国在维和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政府的积极参与有助于保持维和行动的代表性和活力,有利于维和行动未来的健康发展。     

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的维护与创新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原则既存在互动相关性,又存在异质性与同质性.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虽然国家主权原则受到侵蚀和干预的现象在国际关系实践方面随处可见,但国际政治发展与世界经济演进的不完全同步,决定了国家主权原则依然具有不可超越性.国家主权原则是各国走向世界的基本立足点,是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原则,但国家主权原则的内涵也应该随着国家利益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国家地位和实力的发展而发展.国家主权观念的创新不等于被动的"主权让渡",维护国家主权必须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这才是国家利益的最高体现.     

中等强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地位边缘化的根源——以加拿大为例

作为中等强国,冷战时期的加拿大堪称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急先锋和领导者,为维护地区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冷战后,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参加联合国维和的大国迅速增多,哈马舍尔德三原则被破坏,联合国维和经费不足、效率低下以及美国、北约对联合国维和主导权的僭越,加拿大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地位逐步由盛而衰,呈现出严重边缘化的趋势.中等强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当前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有必要作出改革,为中等强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积极影响创造条件.     

从管理冲突到管理和平--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

国家内部武装冲突占据了当今世界武装冲突的大半,冲突后如何对这些国家进行安全治理,不仅关系到冲突国本身的安全,也关系到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冲突后国家进行着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任务。维和行动从最早的管理国家间冲突,到管理国家内部冲突和人的安全,直到今天发展成为管理冲突后国家的全面建设与和平。然而理论上的发展在战略和实施层面出现断层,维和人员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建设和平任务,效果却不佳。从联合国在非洲（尤其是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可以看出,在维护和平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建设和平方面的成就。维和行动中存在着三个深刻的悖论（维和行动的局限、联合国的性质与其能力的局限以及其他行为体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影响着维和行动的有效实施。要想更有效地参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联合国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帮助者而不是干预者,注重东道国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包括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联合国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等。     

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法律责任问题探析

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法律责任问题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然而，如何处理，由于现行联合国维和法律的不完善和维和行动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目前还突出地存在着无法可依和有法难依的问题。通过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相关法律责任问题的考察和分析，应当加强对相关国际法和东道国法、过境国法研究，建立和完善相关国内立法，加强相关协议的签约环节，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解决争端问题。     

浅析联合国维和行动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生事物 ,它在《联合国宪章》中并没有规定 ,而是在后来的联合国维持和平实践中不断发展起来的。联合国在解决严重的国际争端或冲突的过程中 ,曾多次采取维和行动。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形成和发展看 ,分为冷战前和冷战后两个时期。冷战前的维和目标不是“建立”和平 ,而是维持和平。冷战后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在职能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由维持和平向缔造和平和用强制性的手段“促进”和平的方向转化 ,表现出了新一代维和行动的主要特征 ,使联合国维和行动陷入困境。只要国际社会认真对待维和行动中出现的新问题 ,吸取教训 ,找出症结 ,维和行动在今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中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建和的前景与路径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逐步扩大了对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的参与.随着联合国维和建和行动以及中国国际角色的变化,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参与面临新的挑战和困境,有必要对目前的参与思路和参与模式进行改进和调整.从联合国维和建和的作用和实践看,一方面,中国仍然需要坚持传统的维和基本原则,发挥传统领域的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应该超越以“修路筑桥建医院”为主的参与模式,在一些非传统领域扩大参与,拓展与非传统行为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中国未来的参与应该更广泛、更多样化,尤其是加强对维和建和政治和决策方面的参与,使维和建和实践中的“西方思路”和“中国思路”能够相互促进、相互补充.     

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问题探析

冷战后的民族主义问题波及世界各地,民族分离主义在其中居于突出的位置。由各种民族主义问题引发的一系列民族纷争和剧烈冲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蒙上阴影,阻碍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对现存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准则提出挑战。同时,也为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学者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处理国家主权与民族自决原则的关系问题。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环境公平问题探析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国际社会,尊重国家环境主权、处理环境与发展关系、分担环境保护责任的实践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公平现象。因此,必须建立和遵守国际框架的环境公平准则,努力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反对恐怖主义国际合作与刑事立法

恐怖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已经构成严重威胁。我国境内从事民族分裂活动的恐怖主义分子在境内多次制造恐怖事件 ,对边疆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造成了现实危害 ,并对我国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构成严重挑战。我们反对任何恐怖主义 ,既反对我国的恐怖主义 ,也反对国际上一切恐怖主义。为了反对恐怖主义 ,我们积极参加区域的、多边的和双边的国际合作 ,与其他国家联手 ,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同时通过国内刑事立法加强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打击力度     

论驰名商标的认定与保护——兼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

驰名商标能为其标示的商品和服务带来更大价值,也更容易遭到侵害.各国立法及国际公约因此对驰名商标给予特殊保护,我国对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之中.在驰名商标的认定主体、认定标准、保护范围等方面与国际接轨,趋于合理.应加强完善驰名商标和域名或其他商业标志冲突的解决机制;在认定保护的效力上严格贯彻"个案保护"原则.     

论国家主权在国际私法领域中的新发展

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国家主权原则在现代国际关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际私法中的国家主权有其独特之处。本文对国家主权进行对比分析后,将其在国际私法中的体现予以介绍,并指出在当代国际私法领域中国家主权必须摆脱“主权优位”理论的束缚,树立“平位协调”前提下的主权合作观念。     

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国家主权的冲突——以巴希尔逮捕令案为视角

依据《罗马公约》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是当代国际法制从威斯特伐利亚法治模式向自由法治模式转变的重要标志,转变的同时有关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规则对传统国家主权理论提出了挑战,引起国际社会对国家主权问题的审视。国际刑事法院设立以来,对非缔约国主权的影响问题、与国内普遍管辖权的协调问题、对刑事豁免权的态度问题凸显,这也是中美等大国拒绝加入《罗马公约》的关键所在。本文立足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国家主权冲突,以具体的案例为证,揭开问题的实质。     

论国际刑事审判实践的新发展及影响

近十几年各种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纷纷建立 ,对犯有国际罪行的个人追究责任。与传统的国际司法理论和实践不同 ,近年来的国际刑事审判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国际刑事审判实践中 ,国家主权受到一定的限制 ,国际刑法和国际刑事合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媒介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

国家形象的建构离不开媒介传播。媒介传播在建构国家形象中具有“传声”与“扩音”“、桥梁”与“纽带”“、反驳”与“斗争”等功能,必须遵循与我有利、以我为主、实事求是、传播致效的基本原则。不仅可以通过自塑法、他塑法、合塑法来实现,同时还应贴近受众思维习惯和信息需求,讲究对外宣传报道的行为艺术,多层次、多维度拓展国际传播渠道。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主权

文化全球化不是文化“一体化”,而是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文化全球化具有必然性 ,这是由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性和文化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文化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融合与冲突 ,在文化冲突中最尖锐的就是文化主权与文化霸权的斗争。中华文化要以开放、自信的态度走向世界 ,同时要以清醒的头脑、有效的措施捍卫文化主权 ,反对文化霸权。     

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是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被各国公认、具有普遍意义、适用于国际环境法一切效力范围、构成国际环境法基础的准则。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突出的特征应是各国公认和接受的法律原则,体现着国际环境法自身的特殊性。作为应然性的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有预防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共同但有区别原则、国家环境主权原则、国际合作原则。这些原则在实际法律生活中,可提供订立国际环境保护的具体规则时的交涉框架,成为司法机关解释具体规则时的指针,具有相当强的可操作性,对实现国际环境法目的具有强大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