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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特大刑事案件 一次杀死二人以上或者杀人碎尸的。 抢劫公私财物千元以上的。 爆炸、放火、决水、投毒致死数人,直接损失财物万元以上,毁坏粮食、棉花万斤以上,或者中断交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的。 盗窃、诈骗、抢夺公私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或虽不足二万元,但情节或者后     

诈骗罪犯罪数额内涵之解读——2元手续费所引发的思考

犯罪数额是社会危害及其程度的最集中的表现,其在个罪中应具有自己特定的涵义.与诈骗罪相关的犯罪数额主要有:诈骗行为指向数额、被害人处分(交付)财物数额、犯罪所得数额、被害人的损失数额、以及挥霍数额和追缴、退赔数额等.这些犯罪数额都能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但在反映的程度上以及功能上具有差异性.一般而言,诈骗罪基本构成中的数额应是犯罪所得数额,即行为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取得的财物数额.在相关司法解释已明确数额内涵的情形下,其应是损失数额.在行为犯模式下,数额应指犯罪指向数额,且其只有量刑上的意义.诈骗罪修正构成(仅指未遂)中的数额应是犯罪指向数额,其是评价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重要依据.     

刑法中数额的性质及其计算

数额,是指犯罪行为指向的货币、财物或者其他物品的数目。一定数额的实现是数额犯成立的构成要件要素;在某些直接故意的数额犯中,数额还是犯罪既遂的条件。对复行为的数额犯,原则上多次行为涉及的数额应当累计计算,但以整体行为成立连续犯、徐行犯或集合犯为限。     

寻衅滋事之罪与罚

寻衅滋事罪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该罪与故意伤害、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等犯罪有共同之处,都存在伤害他人身体、毁坏或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客观行为,但构成此罪或是彼罪,争议较大。文章通过分析寻衅滋事罪的犯罪动机、主观故意、客观行为、侵犯客体以及刑罚适用,与其他相关犯罪作了比较区分。     

故意毁坏财物行为之定性研究——以朱建勇案和孙静案为线索的分析

将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毁坏"理解为只要能使财物的价值或者使用价值得以降低或丧失,不符合实行行为定型性的要求,毁坏行为应当揭示行为的破坏性;取得型财产犯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质疑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的区分——兼与张明楷、柏浪涛、王彦强三位商榷

区分说批评传统加重构成说不当扩大了未遂犯处罚范围，提出应将法定刑升格条件区分为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认为前者存在未遂、后者不存在未遂。其中，行为类型标准说与构成要件品质标准说认为，行为人意图盗窃数额（特别）巨大财物而未得逞的，仅成立盗窃数额较大的未遂、适用数额较大的法定刑。这种立场明显与客观未遂论相冲突，亦不利于保护法益，还会形成罪刑失衡的“断崖式”判罚结果，因而不具有合理性。是否成立未遂，只需根据行为是否已经对法益形成了现实、紧迫的危险进行客观判断。《盗窃解释》与《诈骗解释》中关于未遂犯的规定只是注意性规定，即，无论是盗窃、诈骗数额较大、巨大还是特别巨大，均能成立未遂，并应适用相应的法定刑。     

试论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客观方面及犯罪对象

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客观方面的描述和解读在美、英、德、日及我国学术界都有所区别,其要点在于对毁坏的解释不同。我国学术界的通说与实践中的认定仍有距离,应当将毁坏解读为毁弃、损坏,这样能将抛弃、隐匿等典型的情形囊括进来。本罪的犯罪对象中关于如何具体理解财物的含义,也存在不少的争议,这里也试图对本罪中财物的内涵提出了一些看法。     

抢劫罪特殊对象研究

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关于抢劫罪的行为对象存在诸多争议，文章对特殊物品不动产、财产性利益、无形财物、非法财物和被扣押财物、自己的财物能否成为抢劫对象分别进行了论迷。     

“多次盗窃“若干问题初探

认定盗窃罪有两种标准 ,一是数额标准 ,二是次数标准。我国刑法已明确将“多次盗窃”列为盗窃犯罪的一种形式 ,但《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多次盗窃”的界定欠合理 ,实践中难以据此强化对盗窃公私财物行为的打击。     

扒窃入刑问题刍议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单独规定为盗窃罪的一种行为方式,不再附加数额较大的要求,具有合理性。扒窃未得手的,在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目标或者具有严重情节时可以认定为盗窃未遂而定罪处罚。当对象为数额较大甚至较小的财物时,扒窃未遂的认定不能拘泥于数额的限制,应该结合其他犯罪情节综合予以认定,不排除刑法"但书"条款的适用。     

论抢劫的方法行为与目的行为

抢劫罪的暴力是用来排除被害人反抗的有形力 ,一般只限于对人身实施 ,对财物实施暴力 (如砸毁 )的实质是胁迫。暴力、胁迫必须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 ,但不必达到危及被害人生命或健康的程度。抢劫罪的其他方法主要是指导致被害人昏迷或昏睡的方法 ,但不包含劝酒致醉的情形。取得财物是抢劫的目的行为 ,毁坏他人财物但未取得者 ,不可能构成抢劫罪。暴力、胁迫行为与取得财物的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时 ,才可能构成抢劫既遂     

职务侵占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再研究——以杨某被控盗窃宣告无罪案为例

对于利用自身从事劳务、经手单位财物便利窃取单位财物行为的刑法评价,应以贪污罪为解释参照,坚持"双重法益论"立场;应对职务侵占罪中的"职务"作实质理解,站在"部分劳务便利肯定说"立场,将利用具有管理性的公务性劳务行为纳入"利用职务便利"范畴;应坚持"综合手段说"立场,将窃取、骗取、侵吞等多种手段认定为职务侵占行为。职务侵占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的完善,可从明确法益保护内容、"职务"内涵以及从实质角度界定行为方式方面入手,同时修改职务侵占罪的数额标准。     

"黑哨"问题的刑法学分析及解决

黑哨”是指裁判员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在比赛中不公正履行裁判职责的行为。目前,对于“黑哨”行为的定性,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内部都存在争议,理论界主要存有“无罪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论”和“受贿罪论”三种不同的论点。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争议,统一司法工作,有必要由立法机关做出立法解释。此外,也可以在有关的法律文件中对“黑哨”行为构成“受贿罪”加以确认。     

论扒窃犯罪之“随身携带的财物”

扒窃的对象是被害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扒窃认定中最主要的争议焦点就是如何认定"随身携带的财物"。不同的解释反映了不同的刑法理念,但绝对主义的立场是偏颇的。现阶段,"随身携带的财物"既不应过于限缩为贴身携带、不离身的财物,也不能泛化扩展到目光所及的财物,宜界定为被害人没有离身或者"伸手可及"范围内的财物。此外,不应对财物的形式(大小)作限定,但"随身携带"应该是值得刑法保护达到一定数额的"财物"。     

对盗窃注重数额认定的质疑

盗窃注重数额认定是对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解释，会导致部分情节恶劣的盗窃未遂行为无法处罚。参照国外立法及其社会危害性，应取消对入室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的数额限制。     

主观抑或客观——对盗窃数额认知错误的归责

"天价手机盗窃案"引发了本文中探讨的关键问题:数额与行为人主观认识的关系。数额应当被认识吗?当行为人主观上对数额的认识与客观上的数额发生不一致时,刑法当何去何从?为了解决实践中主客观不一致引发的矛盾,笔者试图引入德日刑法体系中的客观处罚条件,使盗窃行为的成立并不需要行为人主观上对具体盗窃数额的认识,从而确定盗窃罪中的数额应当由财物本身的客观价值所决定。     

关于行贿犯罪的几个问题

行贿是引发受贿犯罪的温床，加强对行贿犯罪的研究对从源头上遏制受贿犯罪有重要意义。“不正当利益”包括非法利益和非法提供的帮助或方便；行贿行为有典型行贿和经济行贿，构成犯罪均需达到一定数额或情节严重；行贿的内容应从财物发展为财物和非财产性利益；“从宽处罚”的特别规定应适用于所有行贿犯罪行为。     

盗窃网络虚拟财产行为之定性探讨

盗窃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目前不宜定性为盗窃罪,网络虚拟财产不属于财物,其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确定缺乏科学依据,也不能通过扩张解释将其解释为财物。此行为也不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运用刑罚对虚拟财产进行保护应持慎重态度。     

解释论下盗窃罪与抢夺罪界分标准之匡正

对于盗窃罪与抢夺罪的界分标准,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传统观点以秘密性和公然性作为区别盗窃罪和抢夺罪的关键,而有学者提出的平和窃取说则主张以行为是否暴力性作为区分之标准。以解释论为研究视角,通过对盗窃和抢夺两词进行文理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和比较解释,应当坚持传统观点,反对平和盗窃说,将秘密窃取作为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盗窃罪与抢夺罪的主要区别在于盗窃行为具有秘密性,抢夺行为具有公然性,对于行为人误认为未被财物所有人和保管人发现的情况,应当按照盗窃罪处理。     

“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理解与适用

抢劫罪的连续犯,应当以实际实施的抢劫次数来认定;构成多次抢劫,应当以行为人抢劫行为构成犯罪达到多次为标准,多次抢劫的构成,并不以达到既遂次数达到多次为必要条件;多次抢劫的构成中,不应当包含以其他罪名定罪的抢劫行为;抢劫数额巨大,不能以行为人实际获取的财物的数额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