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变革理论的演进与启示北大核心CSSCI

国际组织正式制度和组织文化处于不断演变的进程中。对国际组织变革规律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对结构、施动者、变革机制这三个问题的认识,围绕国家中心主义和国际组织中心主义两大路径,形成了诸多中层理论。在国家中心主义路径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竞争、委托—代理等理论将国家视为国际组织变革的关键施动者,认为不断变化的国家利益和国家间权力博弈可推动国际组织制度设计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分析了国家推动国际组织改革的策略选择问题。国际组织中心主义路径则将组织文化视为决定国际组织行为的结构性因素,重视国际官僚的施动性。理念流动、认知演化和官僚政治等国际组织内动力机制能推动组织文化变革。上述研究使人们对国际组织变革逻辑有了较全面认识:若想推动国际组织深度变革,就需整合来自国家、国际官僚和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变革推力,并同时重视物质和观念要素的影响。     

全球性地区治理的观念生成和实现路径——兼以互联互通的政策扩散为例

"全球性地区治理"或"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地区治理"是为了解决如何走出当前全球治理困境而提出的新观念或新议题,其要义是在全球主义的观照下,各国际行为体在地区层面就某个或某些议题,或者就整个地区的全面合作问题,开展政策协调、构建制度性联系或者组织地区共同体等活动,旨在先行实现世界各个地区的治理和善治,最终达到全球的治理和善治。这种新观念的理论基础是全球学和全球国际关系学,其实践基础则是统筹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关系的现实需要。实现这种全球性地区治理,需要不断完善其研究议程,推动其从观念到政策实践的转变。国际关系学界对地区主义和地区治理的传统研究重视制度分析和规范分析,而比较地区主义还重视政策扩散分析。对互联互通政策方案在亚洲地区合作中的扩散过程和扩散机制进行的分析,进一步证明,像互联互通这样的全球性地区治理方案,具备统筹协调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互动关系的优势,是非常可靠可行的全球治理实现路径。     

当代西方民主化理论的分析路径及其走向

当代西方民主化理论的基础性范式是经济分析与文化分析,这两种分析方法的基本特点是其结构性、历史性与宏观性,其局限是缺乏对民主化过程的微观解释。随着理性选择理论的兴起,民主化理论的分析路径实现了从宏观向微观机制的转向,突出了政治主体的理性选择和策略互动对于民主化过程的重要意义。而理性选择理论关于个体主义和经济理性的严格假设,无法有效解释民主化过程中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以及无效制度的长期存在和传播。近年来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开始广泛兴起,这一分析方法通过重视制度(包括规范、文化等)的作用,致力于把宏观视角与微观机制结合起来,对民主化过程提供了一个综合的理解。     

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一种理论解释

金砖国家是中国提倡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和规范制定权力的重要平台。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外生功能因素包括系统外部环境、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和国际制度环境,外生规范因素有重复合作的报偿文化、完善公正国际规范的意愿;内生功能因素为行为体数目、互补性和国内政治,内生规范因素则是同质性的认知和内生共识。金砖国家对保持报偿结构的判断和对未来影响的认知是将上述影响变量联系起来的两组机制。金砖国家的合作起源于其政治经济崛起的背景和国际制度的非中性,金砖国家间政治和经济相互依存逐渐增长,国际地位和利益追求的共识超越了国家间同质性差异,进而产生联盟组织的信任,推动金砖国家组织的制度化和机制化发展。     

国际组织研究：议题、方法与理论

国际组织研究整体上遵循着"新实践—新议题—新方法—新理论"这一逻辑顺序。19世纪中后期至今,国际组织数量、规模、类别、功能的发展促使国际组织研究议题的拓展和路径方法的创新,研究议题从关注内部机制发展至覆盖国际组织产生、结构、活动、功能的全理论领域,方法上经历了从纯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向实证主义转变、从多学科研究向跨学科研究转变的过程。20世纪中后期,学界依托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等传统学科创立了一体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国际组织法理论等以国际组织为主要客体的研究门类。冷战结束后,国际组织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独立性日益显著,多学科路径后继乏力,跨学科研究和新理论构建意识逐渐兴起。发展国际组织体系理论是当前国际组织研究的中心任务,需从四个方面推进,即在体系理论视野下科学定义国际组织,明确跨学科研究的最终目标和着力点,综合多学科成果并进行再概念化和再术语化,搭建促进理论争鸣的知识传播平台。     

世界卫生组织融资机制变革:动因、路径与挑战

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主要来自"评定会费"和"自愿捐款".由于长期存在的财政压力以及较多且不易削减的重点领域,世界卫生组织的融资始终存在不充分、不稳定、不灵活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融资机制变革的持续性压力主要源于可支配资金不足与重点领域繁多之间的矛盾,受制于组织的路径依赖,融资机制的变革略显缓慢.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卫生治理理念、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与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卫生组织带来严重冲击,推动了世界卫生组织融资机制的变革.在外部冲击和持续性变革动因的共同作用下,世界卫生组织发起、参与了"公私伙伴关系""筹资对话""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与"世界卫生组织基金"等融资机制新路径.但是,变革仍面临重重挑战,除了霸权国美国的单边主义,世界卫生组织本身的官僚结构也造成阻碍.     

“找回外交”：理论、制度与实践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外交研究不被重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方面，即传统的外交研究的理论价值较小和政府主导的外交日渐式微。为了使外交重新成为国际关系学关注的核心，需要借鉴其他理论，制度主义能够为外交研究的议题设置和研究方法提供有益的帮助。由此，对中国外交一些重要议题的研究，如实现互利共赢战略的方式、外交制度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中国的大国威望与外交手段之间的关系、国际制度和中国外交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可以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外交理论的发展。     

社会变迁视野下的国家能力——评乔尔·米格代尔著作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

正乔尔·S.米格代尔(Joel S.Migdal)是著名美国政治学者、华盛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早年师从亨廷顿。20世纪70、80年代,当现代化理论在美国比较政治学界逐渐式微后,国家回归学派和历史制度主义兴起,米格代尔在这个大潮流中进行了调整和反思,提出了"社会中的国家"的研究路径,对"国家中心主义"提出了建设性的挑战。《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1988)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2001年,他在《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     

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看东亚合作未来走向

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从制度、规则角度研究国家进行合作，形成町控性国际秩序的可能性：冷战结束后，东亚衍生了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多功能的合作机制，机制化合作趋势凸显。新自由制度主义为东亚合作提供了理论基奠，但也有其自身弊端，对东亚合作前景宜谨慎乐观。     

统筹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基于制度化峰会的视角

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有必要协调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元首引领的制度化峰会提供了多层次、多角度和多元化的全球发展与安全治理平台，是中国协调推动两大倡议落实的重要路径。制度化峰会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国际政治和权力结构变迁的历史逻辑，也有全球发展和安全挑战需要戮力合作的现实逻辑；既有个体收益与制度收益协调的理论逻辑，也有峰会扩散重叠的实践逻辑；既有国际制度的一般生成逻辑，也有制度化峰会的独特生成逻辑。中国推动制度化峰会的路径包括基于多边国际组织的制度化峰会、基于“中国+”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峰会和基于国际倡议的制度化峰会。制度化峰会的价值功能、“经济—安全”议题并重属性、两大倡议的内在联系特征以及消除部分国家误解的现实需要共同决定了制度化峰会成为当前统筹推进两大倡议落实的可行路径。中国需要在既有峰会制度中积极落实两大倡议，推动两大倡议与制度化峰会的战略对接，在议题设置中统筹发展和安全，适时打造全球发展峰会和全球安全峰会。     

"金砖+"合作模式与中国对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

"金砖+"合作模式是对全球治理机制建设的创新贡献。机制互动和机制关联理论通过聚焦"机制+",为探讨"金砖+"合作模式提供了有用的分析视角。"金砖+"合作模式注重拓宽地域范围,坚持灵活渐进,秉持发展优先原则。中国推进"金砖+"合作模式的制度创新,通过"机制+跨区域成员国"的实践路径,密切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夯实了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使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真正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机制。因此,对"金砖+"合作模式的创新与完善,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制度改革、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推进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战略对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尝试。     

联合国与战后国际机制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不仅需要维护和加强这一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而且应该运用合作共赢的新理念进行制度创新,构建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贸合作和金融机制,强化国际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以公正、客观、非选择性方式处理人权问题为原则的国际人权机制,重视各种区域与跨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组织发挥的重要作用,形成以大国协调为基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化时代国际机制。中国应该进一步积极参与、有效利用并推动完善国际机制,保护和发展自己。同时,改革现有国际制度中不公正和不合理之处,提高国际机制创新能力、制订重要议程能力和拿出建设性倡议的能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交流是世界各国相互沟通和了解的桥梁,也是连接不同文明之间的纽带。促进跨文化交流有利于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基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传播,拓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内涵。着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主动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积极创设跨文化交流机制,切实遵循文化传播规律,不断优化跨文化交流人才培养路径,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推动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实践路径。     

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的“生态文明”

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国家目标之一。根据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不同关系,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西方环境伦理,即人类中心主义、感知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儒家经典文化中存在丰富的生态思想,既有表现人类中心主义的内容,也有表达动物福祉、生态系统和"天人合一"整体融合的内容,基本属于弱人类中心主义。在实践中,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结合起来还存在一些障碍,但是经过改良的儒家思想能够极大地促进传统思想发生转变,从而在个体和社会层面上解决中国面临的巨大环境问题。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与东亚发展区域主义

发展与区域主义是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发展区域主义作为两者的联结是理解区域主义实践与演进重要的理论视角。在东亚区域主义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中,其发展导向特质不断加强,逐渐形成以坚持国际机构与国家政府作用、兼容"整体"理念与"渐进"方法,追求灵活务实原则为特征的实践路径。湄公河流域的合作是东亚发展区域主义的典型案例,围绕流域的治理与开发,从亚远经委会与科伦坡计划到亚开行、再到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湄公河流域的发展合作不断朝着制度化、多元化与本土化的方向演进。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是这种区域主义最具体和主要的成果,其坚持发展导向、重视国际机构作用、尊重"包容并蓄"与"循序渐进"、协调社会与环境发展以及追求可持续安全的特征是东亚发展区域主义的重要内核。     

科技革命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演变的路径分析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有一条科技革命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演变的路径 ,亦即科技革命作用于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内在传导机制。该路径可简单概括为 :科技革命导致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引起社会结构变革 ,社会结构变革导致政治结构的变革 ,最终引起社会变革。同时 ,社会变革也反作用于科技革命 ,促进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走向整合的国际竞争理论构建:地缘竞争、技术竞争与国际制度竞争

竞争是行为体之间为获得稀缺物而展开斗争的行为,其目标在于胜过对方。作为国家间互动的一种基本形式,国际竞争发生在多个领域中。地缘竞争反映了地理系统这一人类必须面对的基本自然环境对国家的约束,技术竞争和国际制度竞争则是国家在用于达成自身目的的物理系统和信念系统中所展开的竞争。随着国际系统的社会演化,地缘竞争、技术竞争和国际制度竞争相继在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部分自由制度主义的世界中出现。国家之所以在地缘、技术和国际制度领域中展开竞争,是因为这些领域都具有报酬递增特性。这些类型的国际竞争共存于当前的国际系统中,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了制域权的发展、国际技术标准之争和国际制度武器化等多种后果。     

“英国学派”的欧盟国际社会研究:逻辑与反思

欧盟国际社会是"英国学派"地区国际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英国学派"地区国际社会研究的话语中,欧盟被视为地区概念,具有国际社会属性,遵从地区国际社会的一般逻辑,即欧盟地区的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共享与全球层次和其他地区层次国际社会不同的国际社会要素。"英国学派"的欧盟国际社会研究为认识欧洲一体化进程提供了一种独特理论视角。它将欧盟国际社会分为欧盟国家间社会和欧盟世界社会(或跨国社会)两个维度,并将欧洲一体化进程与欧盟国际社会两个维度的形成和扩展联系起来。尽管如此,"英国学派"的欧盟国际社会研究表明,其地区研究仍需在理论建设、议题选择和理论应用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中国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互动历程研究

"合法性—有效性"的二元框架是学界探讨中国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关系的既有路径。从历时性视角看,中国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的关系经历了组织性同构、制度性嵌入、效能性共生三个阶段。"中心—多元"政党结构模式的调适是两者关系演进的内在逻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调整、民主党派的回应性转型、政党合作和协商机制的完善分别构成了政党制度与国家关系变迁的外部压力、内生动力、结构推力和制度拉力。中国政党制度对现代国家的贡献,体现为推动发展、激发民主和促进团结。政治协商是今后中国进一步发展政党制度的关键。     

国际组织中的国家话语权

国际组织与国家行为体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不仅体现在国际组织的运行中,而且体现在有关国家保持或增强制度性话语权的对外战略之中。制度性话语权是一种结构性权力,代表一方通过国际制度框架内的规则、程序以及对规则和程序的塑造,以指引、约束他者行动(或非行动)的能力。作为国际组织的成员,各方的地位和角色、话语权和影响力并非均匀分布于国际组织的建立与运行中,各国家行为体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国际组织的制度设计、议程设置和互动理念。在上述承载着制度性话语权的不同层面,国家实力因素显然是造成分布差异的原因之一,而多边外交能力在制度性话语权的形成与分配进程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国家实力因素的影响往往在某些特定历史时刻譬如当下的"权力转移"进程中尤为关键,多边外交能力则突出表现为国家行为体进行制度谈判的策略和能力。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多边外交能力建设,尤其是国际组织中的话语传播能力、制度谈判能力、人员配置能力,保持国家角色定位的客观性与角色实践的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