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创新研究——新议程、新框架、新挑战

随着中国崛起及其世界政治影响，需要进一步总结和概括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为此，需要探究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分析和总结新中国的外交历程和实践，对世界主要大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梳理并借鉴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一整套有“中国视角”的知识体系和解释系统，以此为新兴大国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主张提供理论支持，表达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诉求，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创新。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创新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许多发展和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关系史、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新中国外交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在目标追求和实践要求上有许多原创性贡献。从国际关系史上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摆脱了权力政治的窠臼，其理论与实践创新更多。从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传统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与实践中吸取教训，科学判断世界发展潮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对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与实践作了新的有益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继承新中国外交传统的基础上，基于新时代的实际，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许多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研究综述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研究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中国的外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内学者主要对这一思想的理论体系、主要内容和专项论题展开了较多研究。但目前,学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从内在理论逻辑上缺少总结,对于其中一些内容分析得还不够全面和充实,对中国外交的实践意义研究比较少,也缺少同西方国际关系思想的对比研究。我们应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加强对其核心逻辑的归纳和总结,在具体内容上,要继续充实和完善,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系的研究,要注重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对于中国外交实践的指导意义,也要加强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对比研究。     

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袁正清研究员访谈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建构主义研究走过了近20年的历程,在学理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但也面临诸多挑战。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引入中国后为何能在青年学者中间产生广泛影响?中国建构主义理论的长期发展前景如何,存在哪些不足,还有哪些改进空间?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过程中,中国学者可否以建构主义为支点,做出新的学理贡献?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曹德军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袁正清研究员。袁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组织与中国外交,著有《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和《国际关系研究:议题与进展》等。     

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建设与外交实践笔谈

从方法论、理论意义和制度创新三个角度把握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的丰富内涵和发展方向,是深化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和外交理论研究的重要保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有力推动着理论范式的创新。这种创新表现为中国国际关系理念与价值创新、思维创新、模式创新和话语创新。我们需要深刻辨识中国全球伙伴关系战略对开创国际关系新模式的理论意义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世界共同现代化的制度创新价值。21世纪的国际竞争具有新的特点,更多体现为纵向竞争、间接竞争、错位竞争。由于美国视中国为长期性的竞争对手,这使得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战略竞争呈现长期化态势。我们应从更广阔的战略图谱中定位竞争,从管控竞争、化解竞争的角度去应对竞争,其中包括推动实现"真正的多边主义"。     

海纳百川、包容共生的“上海学派”

与中国物质性崛起相应的是,对中国的思想性崛起的追求也日益提上日程,其中就包括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上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先后经历了最初的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后来的自创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两个阶段的发展,目前正迈向构建"上海学派"的道路。浮现中的"上海学派"以"共生"概念为基础,逐渐发展出以"国际共生论"为核心,以国际体系转型、全球治理、议题关联等为外围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它表现出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具备宏大的历史视野,且致力于对国际关系各议题相互关系的综合性理解,以期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和上海地方发展。但由于核心理论体系尚不完善、研究方法尚不够发达、研究平台和研究团队尚不够强大,"上海学派"的真正形成仍需较长时间。"上海学派"的未来构建需要围绕"国际共生论"发展出其核心理论体系,需要秉承"共生"精神实现多学科、多方法的研究,还需要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做实研究平台、夯实研究团队、充实后备力量。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展与实践意蕴——王存刚教授访谈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发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变化。作为现实的一种折射,国际政治研究也有不少新的课题与新的困惑。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无疑是国际关系最新发展的主要动能之一,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自然也是国际学术共同体里面特别值得重视的一部分。从本期起,本刊以"专访: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的发展"为题设置专栏,由编辑部特约记者以访谈方式,邀请相关学者,就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学界不同领域的主要成就和问题,现状与前景进行归纳、梳理和展望,以便从不同角度了解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整体画面和最新动向,促进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内部沟通并加强与外部的交流。21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那么,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现状如何?后冷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怎样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的外交实践有哪些指导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存在哪些问题?其发展前景如何?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毅就上述议题专访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国际关系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存刚。王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发表相关论文多篇,目前正在撰写专著《国际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视角》。     

“2013周边形势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9月22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联合举办了“周边形势与中国外交”座谈会。会议由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杨洁勉主持，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浦东美国经济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上海研究机构和高校的10余位学者出席会议。座谈会主要围绕我周边及海洋战略、亚太经济合作进程与前景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现将与会者的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新探索——评《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

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与世界关系的日趋密切，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外交理论的建构愈益迫切。相应的努力也日渐明显，且正随着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要求而迈向新的阶段。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王逸舟教授新近出版的《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便是其代表作之一。①《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是王逸舟教授“创造性介入”主题的三部曲之二，延续了2011年《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的主题，探寻中国全球角色形成的根源、阶段及走向，以中非关系为实例探索中国不干涉内政理论和实践的拓展以实现对国际事务的创造性介入，并以欧洲经验为参照寻找中国全球角色的启示。     

《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决策》读后有感

上世纪90年代末，王缉思教授曾就中国外交决策过程的研究评论道：“研究客体即中国外交，尤其是其决策过程及运作过程，原始资料匮乏，难以对其建立理论分析框架，这与对西方国家外交政策进行研究不可同日而语。”十年时间转瞬即逝，很难说这种状况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善。但不可否认的是，前苏联以及中国和美国外交档案的解密工作都有所进展，为类似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更重要的是最近十年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内“百花齐放”，译介、学习、论说、反思的重要时期。     

中共政党外交的评估与前瞻

政党政治和现代外交的兴起使政党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政党外交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已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和深层次的政党外交格局,政党外交的对象、内涵、原则和作用不断丰富和提升。政党外交在把握外交全局、配合政府外交、推进党的建设和提升执政能力等方面日趋重要,并在全球性议题和制度化网络建设等方面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华侨华人、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张振江教授访谈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发展,华侨华人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不仅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与管道,同时也是新世纪中国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人。那么,当前国内外学界关于华侨华人的研究进展如何?华侨华人研究面临着哪些问题?他们对中国外交有什么作用和影响?这一群体对中国的国际化进程有何影响?另外,华侨华人研究与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有着何种联系?为此,本刊特约记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赵思洋就上述议题专访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张振江教授。张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历史和理论、东盟问题、跨国移民及华侨华人等,著有《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与国共冲突的起源》《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为什么是"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等。     

中国梦视角下的中国大外交

<正>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积极有为、亮点频出,促使世界目光不约而同地向中国外交的新气象聚焦打量起来,各色解读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始终难以摆脱文明优越感和制度偏见的西方话语体系解释乏力的当下,世界或许应当暂时放下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桎梏,尝试用中国梦的视角去认知、理解当下的中国外交。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创新发展与学术话语体系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理论,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体系。习近平外交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源自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理念与实践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同时也是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和超越,具有更强的国际复合视野、进程导向和责任意识。面对当前中国外交思想研究学理化不足等困境,国内学界应当遵循人文社科理论研究的一般性路径,从问题化、方法化、概念化、体系化四个维度递进推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从而进一步深化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     

21世纪以来的中非关系研究——张春研究员访谈

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中非关系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学科方法渐趋多元,研究议程也明显深入。那么,当代中国的中非关系研究主要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每个阶段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中非关系研究是否产生理论?它将对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外交理论等产生何种影响?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洲学而言,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有哪些?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曹德军就上述议题专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张春研究员,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非洲和平安全、大国对非战略比较等,著有《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地方参与中非合作研究》等。     

中国外交哲学的主和精神

外交哲学这个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一些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也纷纷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事实上，中国的外交哲学既不是西方的现实主义也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延续在中国文化历史与外交实践中的“主和”精神。     

中国周边公共外交评析

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是在周边国家塑造命运共同体意识,主题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抓手是拓展人文交流。中国自身在周边公共外交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解释清楚周边公共外交的理想追求、在文化层面尤其是价值观方面的公共外交有着诸多误区以及在具体操作层面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等。为此,中国应当勇于探索,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指明其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地方;破除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误区,创新文化沟通思维,发展共同价值观;摆正心态,优化周边公共外交的整体布局,壮大公共外交发展的社会基础。     

中国城市外交的若干理论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中活跃的行为体,城市的外交职能也得以不断完善,城市外交成为一种新兴的外交形式。中国城市外交的兴起,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它既是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产物,又是权力下放赋予城市涉外自主权和外交能力的内在要求。此外,中国的城市外交既与传统的国家总体外交有密切关系,同时又有新的内涵,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从城市的角度更好地处理跨国关系。中国城市外交的关键问题是制度设计,需要培育城市精神、建立健全外交体制和运行机制。另外,中国城市外交应该将立法、明责、制略、建制、保障等几个方面作为工作重点。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是城市外交的后来者,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深入,城市外交正在成为中国大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外交是一种高度敏感的政治性事务,城市在参与外交事务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遵守相应的外交规则、规范和惯例,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构建成熟的城市外交制度。     

中国视角 战略视野 政策视域

正《国际展望》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协办的国际关系类学术刊物,主要刊发有关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实践、大国关系、区域合作、全球治理、领域外交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和评论文章。《国际展望》遵循文责自负原则,所刊文章并不代表主办单位和本编辑部的立场和观点。《国际展望》所刊文章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等收录,本刊所     

公共外交与中美软实力战略

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化的进程带来了国际政治权力资源的变化,文化、科技、知识和信息等软实力资源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这不仅催生了软实力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而且也影响了国家外交形式并正改变着外交的内容,由此公共外交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软实力成为理解国际关系变化和外交政策的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公共外交的理论支撑,而公共外交本身也是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战略路径。中美软实力战略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对公共外交认知的差异。本文在比较中美软实力战略的视角下,从公共外交的主体、受体、传播内容以及传播媒介等方面来分析美国公共外交的特点,同时从这四个方面来论述中国公共外交体系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