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制度路径与未来选择——以跨国传染性疾病防控为例

2003年以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心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不仅很好地遵守以《国际卫生条例(2005)》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规则,而且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国际社会应对传染性疾病的行动能力。在参与区域和跨区域多边制度建设过程中,中国积极推动将卫生议题纳入合作进程,为在区域层面治理跨国传染性疾病积累了经验。中国坚持以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为基础、以区域和跨区域多边机制为补充的参与模式,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中得到明显体现。鉴于重大跨国传染性疾病对各国社会经济造成的广泛影响以及既有多边机制所面临的能力不足困境,多层次布局、多元行为体参与,是中国更好地引领全球卫生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逆全球化思潮与全球抗疫合作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多国蔓延以来,相较于区域层次的国际合作,全球层次的国际合作成果仍然较少,特别是二十国集团和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所取得的成果不及预期。全球抗疫合作中的主要困境在于大国协调存在困难和主要发达国家对多边机制的态度趋于负面。在逆全球化思潮下,发达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者利用疫情作为反全球化的新论据,削弱了疫情应对中的专业性权威,推动疫情政治化,从而使应对疫情的全球合作成效不彰。为此,主要国家应发挥领导作用,进一步在多边框架下加强政策协调,警惕民粹主义者利用此次疫情推动经济脱钩和意识形态对抗。     

网络空间冲突的治理困境与路径选择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其中,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问题更是备受关注。与现实的物理空间冲突相比,网络空间冲突具有行为体多元化、进攻手段快速更新、冲突后果不可预知等新特点。这导致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面临认知分歧严重、规范难以有效管辖、威慑无效和"结构性难题"等现实挑战。因而,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通过国家间务实合作,整合各方优势资源,构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并培育合作、共享的治理文化。作为全球网络大国,中国一直以来都积极倡导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治理体系。同时中国将在创新治理理念,弥合数字鸿沟,开展双边、多边国际合作等方面,为构建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和全球网络治理机制作出积极贡献。     

WTO电子商务谈判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走向

经济活动的日益数字化创造出全新的电子商务运作模式,也引发新的贸易摩擦和监管问题,因此多边治理框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日益凸显。世界贸易组织电子商务诸边谈判已经开启,但各方在经济、安全、价值文化层面存在诸多分歧,大国竞争的地缘政治因素又进一步增加了谈判的复杂性。能否取得成果,关键在于各方是否认识到WTO改革的宗旨不仅是推动贸易自由化,而且关注全球数字鸿沟这一现实。只有承认国情的多样性,厘清国家间政策协调与国内政策空间的边界,才有可能打破谈判僵局。在多边规则框架产生前,区域数字贸易规则仍会不断涌现,数字经济治理碎片化将会持续加剧,监管冲突现象也将更加频繁。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除了努力团结发展中成员在当前诸边谈判中搁置分歧、共同抵制发达成员不公平的谈判主张外,中国还需要平衡好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之间的关系,力争在自身具有优势的跨境电子商务领域引导建立真正公平的统一规则框架。为减少监管冲突带来的风险,加强全球层面监管合作是协调不同监管机制和凝聚共识的必然路径。     

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与金砖国家利益融合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格局深化调整和经济治理规则改革升级的新阶段,主要表现为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多边贸易治理体系改革压力上升、全球金融格局多元化发展、国际投资分化趋势明显以及数字经济竞争加剧等。上述调整对于金砖合作而言既是挑战,也是契机。着眼于第二个"金色十年",金砖机制应优先重视加强合作和利益融合,如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和世贸组织改革,切实提升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营造一流的金砖国家营商环境,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拓展金砖国家利益融合空间;强化政治互信,为金砖国家利益融合加强顶层设计和提供政治保障。     

全球治理的东亚视角

随着全球性问题的日趋凸显,进一步加强有效的全球治理既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也成为各地区谋求发展合作的主旋律。冷战结束后,伴随国际体系加速转型、新兴大国纷纷崛起和世界发展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东亚地区在推动全球治理的实践进程和理念构建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受国际环境、国家实力以及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改革路径与中国角色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被认为是21世纪迄今为止全球公共卫生遭遇的最大威胁,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机制在疫情冲击下受到重创,凸显出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从人类共同挑战中独善其身。无论是作为个体的国家还是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都应摒弃意识形态偏见与零和思维,深化合作,共克时艰。世界各国携手抗疫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变革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中国助力国际社会走出公共卫生治理困境、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转型提供了机遇。     

全球经济形势新变化与中国新发展格局构建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与此同时,随着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安排加快兴起,产业链、价值链区域化和本地化态势提升,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为应对全球经济形势变化,中国坚持新发展理念,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制度安排,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展望未来,中国应着重处理好"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政府与市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等关系.     

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与路径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导致了全球经济衰退,加剧了民族主义倾向和逆全球化趋势,给国际社会带来复杂深远影响。同时,全球贫富分化态势在疫情之下更加严峻,传统多边合作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包括传染性疾病在内的诸多全球性问题。面对肆虐全球的疫情,国际社会应积极推动构建"有序全球化"和现代化全球治理体系,坚持多边主义,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穿始终。全球性大国也应在特殊时期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强化责任担当。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新冠肺炎疫苗供给困境、中国路径与挑战对策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也给全球卫生治理带来了重大挑战。新冠肺炎疫苗是战胜疫情的关键产品工具。在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下,新冠肺炎疫苗供给困境集中体现在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严重失衡、产业链分布不均、美国供给意愿与能力弱化三个方面。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从国内层面积极研发疫苗、区域层面主动展开合作及全球层面加入疫苗多边机制三大路径向国际社会供给新冠肺炎疫苗产品。但随着全球卫生安全体系的失序、失衡,中国新冠肺炎疫苗产品的全球供给面临着疫苗的安全性、政治化与国内外需求平衡等挑战。当下,中国应坚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立足国内疫苗研发生产的实际情况,以多边卫生机制为主要平台,强化国际卫生合作,为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粮食安全的全球治理与中国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在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蝗虫灾害等极端事件的多重影响下,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再度凸显。当前,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涉及一系列相互冲突、竞争、合作或协同的影响要素,对治理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从现状来看,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需求端与供给端存在应然与实然的错位,呈现出多种冲突:粮食安全从贸易嬗变并扩散到生态、技术、知识等安全维度的综合关联治理需求与粮食问题领域治理平台各自为政的矛盾;全球化推动下粮食安全治理多边主义需求与区域主义分散治理的矛盾;公平公正与包容的全球粮食安全规则的制度需求与粮食安全治理规则非中性矛盾;粮食安全治理机制运行与发展的有效领导力需求与现实供给"伪领导力"间矛盾。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供需失衡的同时也伴随机遇,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具有现实需求与可行性基础。在发展巩固自身粮食安全的同时,中国应以共赢理念进行斡旋和积极引领,打破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僵局。     

全球治理的困境与欧盟的反恐模式

恐怖主义被视为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暴露出国际秩序在不对称威胁下的脆弱性。“9·11”事件后,国际反恐合作面临机制欠缺、互信危机与行动悖论三大瓶颈,致使全球治理陷入困境。而在区域层面上,欧盟以反恐为契机深化成员国的安全合作,主要通过多边协作加强治理,通过接触化解敌意,通过发展经济切断恐怖主义的根源,形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反恐模式。     

试论全球政治的新发展和中国多边外交的再思考

全球政治的新发展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三大全局性影响,涉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重大问题上升到各国政治议程的前列,全球力量中心正从欧美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全球性的"政治兴奋和活跃"继续扩散,从而对全球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但是现今的国际多边机制无论在充分性、有效性还是合法性上都存在日益严重的"能力赤字"。改革国际多边机制的呼声持续高涨。同时,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变革的多边外交进程中,面临日益上升的发挥"领导"和承担"国际责任"的压力,需要我们在多边外交中不断适应变化了的国家身份定位,在战略规划和布局上加强统筹地域和领域的多边机制,有机结合近期和长远目标,并在多边外交实践中丰富发展和谐世界理念。     

非洲数字经济发展态势与中非数字经济合作路径探析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非洲各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不断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推动数字经济规模快速扩大和数字技术应用领域进一步拓宽,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新引擎.与此同时,非洲数字经济转型发展面临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数字领域人才匮乏、法律监管机制不完善、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端融合不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中非在数字经济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双方需要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领域人才培养、数字安全治理等领域加强沟通与合作,以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为契机不断推动中非合作迈上新台阶.     

中国—拉美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机制探析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中国与拉美国家利用多种双多边机制就全球治理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磋商,推动了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金融治理、世界贸易治理等领域的合作。但是,中拉全球治理合作机制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这主要体现在整体协商机制不够完善、对次地区多边机制的利用尚不充分等方面。中拉经贸关系的快速、深入发展为双方加强合作机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拉共体论坛的成立为整体协商提供了制度空间。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拉美国家承受着巨大的内外压力,急需改善内外环境,这将为推进中拉全球治理合作机制建设提供新的机遇。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发展治理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新型全球问题的突显和新式多边机制的形成,全球治理体系和格局正经历着重大变革,全球治理的理念、机制和能力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曾实施"四个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等全球发展治理行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治理理念、目标和手段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应紧紧围绕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在治理上作文章,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机制和国际经济合作首要论坛转型为全球发展治理平台,并进一步提升全球发展治理的能力。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分别发挥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双方可以通过共享发展议程、共建发展秩序,形成合作共治的关系,以完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经贸融合发展——结合沿线14个国家问卷调查的分析

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机制、美国主导的TPP以及欧盟一体化进程对于亚欧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贸融合并未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形成符合沿线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和比较优势的经贸规则,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深入,从而为区域经贸融合发展提供机制保障。"一带一路"建设应充分发挥经贸先导作用,承担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体系结构优化中的责任,在了解和尊重沿线国家经贸发展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打造紧密分工合作的产业链、共建经贸园区、加快推进双边和多边自贸协定谈判以及主动对接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性倡议等路径,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经贸融合发展。     

全球产供链重塑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亚太地区是全球范围内产供链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在全球产供链重塑背景下探索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路径,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全球化转型、大国博弈和地缘冲突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产供链正加快重塑,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迫切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目标引领,深化价值链、供应链和互联互通合作,推进以人为本的数字经济多维合作,通过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合作强化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新形势下积极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将为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深化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供助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RCEP:特点、问题与前景

作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安排,RCEP所取得的突破不仅有利于改善区域贸易与投资环境、增强区域供应链、推动经济复苏,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贸易自由化、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注入了前行的动力。同时,它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的可持续发展、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RCEP以市场准入、规则、合作为支柱,具有开放包容、全面、高质量、互惠等诸多特点,并突出东盟方式与东盟中心地位。RCEP的后续生效实施与适时升级,将面临成员差异性与利益诉求复杂性、外部因素牵制、既有FTA规则的多样性与整合的难度、区域身份认同与大国协调等现实问题的挑战,仍需要以渐进灵活的方式,不断推动其深化和拓展。中国应一如既往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推动RCEP尽快生效。既要助力东盟提升凝聚力、加强大国协调,也要加速推进中日韩FTA谈判、加快与东盟成员的FTA构建。应不断提高规则利用率,充分发挥FTA本应具有的效应,以制度型开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持续推动区域制度性经济一体化。     

东盟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机制构建

跨境数据流动是全球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也是全球治理的新兴议题。在数字经济发展和东盟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下,东盟从统筹数字经济发展与数据保护入手,着眼于提升东盟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制定并完善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机制。这一机制的构建始于新加坡对数据保护规制的探索,基于东盟个人数据保护框架,在东盟数字一体化总体框架下制定数字管理框架,并以“东盟示范合同条款”和“东盟跨境数据流动认证”两大关键手段促进机制落实。该机制具有灵活性、包容性和指导性的特征,有利于促进东盟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降低谈判成本与合规成本,获得更多全球竞争优势。对于中国而言,在与东盟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机制合作对接方面具备可能性和可行性,需要充分认识和评估东盟机制对世界数字治理的影响、对地区数字经济秩序的挑战,推动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