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的抵赦条款与国家对民间债负的赦免——唐宋时期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博弈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中的"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后有恩赦,不在免限"等抵赦条款,是民间社会对抗国家赦免私债的契约表现.始于北魏时期的国家对私债的赦免,针对的是"偿利过本,翻改券契"等民间高利贷行为;唐、五代及南宋、元初赦令,延续了这个传统.这一赦免初衷,也波及到无息借贷,致使抵赦条款也出现在无息借贷契约中,反映了民间防御意识的加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的反复出现与国家免除民间债负赦令的频繁发布,反映了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长时间博弈.明清时,国家不再以赦令形式免除私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也随即消失.     

论被赦免者的意愿在赦免制度中的意义——从美国判例法传统到中国实践

在关于赦免的讨论中,被赦免者的意愿常常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纵观美国判例法发展史,围绕这一问题产生了"关于总统特赦的目的是一般福利还是仁慈","特赦的性质是公共行为还是私人行为"等一系列争议。事实上,这些争议背后隐藏着人们普遍认可的一般性原则——赦免必须能够为被赦免者带来利益,这一原则要求被赦免者的意愿必须被赋予法律意义,因为赦免是否能够带来更佳处境,被赦免者最具有发言权。这一逻辑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制度要求:一方面,在我国自上而下启动的特赦模式中,未经同意的赦免对于特定被赦免者而言不具有约束力;另一方面,应赋予犯罪人或者受其委托的近亲属或律师自下而上申请特赦的权利,并设置相应的渠道和程序。总而言之,赋予被赦免者个人选择以法律意义,意味着现代赦免制度必须在政治目的和人权保障两种价值之间寻求平衡。     

赦免的践行

对我国特赦制度内容的理解,不应囿于曾经的特赦实践所形成的内容。我国已经有30多年没有实施特赦,是否应当实施对犯罪的赦免,如何实施赦免活动,有必要认真研究。     

中国古代“赦免”含义考察

中国古代鲜见“赦免”的表达,多见“赦”“宥”“肆”“大赦”等用法。理解中国古代“赦免”的含义,应当从广义的角度把握“赦”的内容。典籍中关于“赦”的记载,包括“眚灾肆赦”、“三赦三宥”、“存疑而赦”、“国君过市而刑人赦”等内容,表明在大赦形成之前“赦”的含义很丰富,蕴含着责任年龄、责任主体、主观方面、无罪推定等现代刑事制度方面的理念。直至大赦事例出现大赦制度形成以后,中国古代赦免的含义才与现代赦免含义靠拢。总之,在发展变化的历史中通过不拘一格的词语表达出中国古代“赦免”的共同含义,即免除或者减轻刑罚的一种制度。     

对我国特赦制度的几点思考

特赦作为干涉国家司法权运行的国家权,是古今中外普遍通行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手段。但是我国目前特赦制度缺乏具体的规定,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文章以特赦制度的属性、特赦制度与依法治国和国家纪念日的关系以及对特赦制度实施的构想进行浅议,以求对特赦制度的实行有所裨益。     

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完善现代赦免制度

现代赦免制度具有极其独特而重要的意义,我国当前的赦免制度存在较大缺陷,从赦免制度的立法现状并结合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通盘考虑,我们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完善我国的特赦制度进而利用其独特的机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我国赦免制度的实践困境与对策研究

我国赦免制度的现状是存而不废,存而不用,这种立法的空置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难以回避的现实。通过分析产生此现象的原因,指出赦免制度尴尬处境的关键所在;并从理想与现实两个层面提出完善我国赦免制度的建议,以期使我国赦免制度摆脱目前的尴尬困境。     

文在寅为何特赦朴槿惠

韩国总统文在寅2021年12月24日决定赦免前总统朴槿惠。自2017年3月朴槿惠因涉嫌亲信千政事件被拘留后,尤其是被最终判刑22年后,有关特赦朴槿惠的话题就一直成为韩国政界、舆论和社会民众关注的焦点内容。此前,文在寅总统借国民意见不统一、还未达成共识为由,一直没有就赦免朴槿惠的话题给予正面回应。那么,此时文在寅为何决定特赦朴槿惠,其政治考量有哪些?     

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完善现代赦免制度

现代赦免制度具有极其独特而重要的意义，我国当前的赦免制度存在较大缺陷，从赦免制度的立法现状并结合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通盘考虑，我们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完善我国的特赦制度进而利用其独特的机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赦的传统法文化解析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国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九次特赦。与以往特赦相比较,这次特赦的服刑罪犯范围扩大到了九种,在特赦时机和特赦对象的选定上显现了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影响。中华法系中的恩赦制度具有宥免刑事处罚、彰显仁恩德政以及贯彻国家统治政策等多重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特赦以宪法为治国理政的根本规范,尊重和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体现了与民更始、原情议刑、恤刑减罚、赃罪不原等传统法的制度特征。此次特赦显现了德治这一传统法文化内核,充分展示了德法共治原则下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时期的法文化坚守与制度自信。     

消灭时效援用中的若干问题思考

非经当事人主动援用时效抗辩,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得主动援用,但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可进行必要的阐明;当当事人怠于主张消灭时效的效力的行为影响到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时,利害关系人可以在第一审程序中法庭辩论结束前援用时效抗辩.同时,行使这一权利还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论能动司法的检察监督

能动司法在目前已成为我国人民法院审判实务中比较重要的理念,但是如果不把握好能动司法的＂度＂,它极有可能造成司法专横,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加强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审判实务中能动司法活动的监督非常必要。而检察监督必须遵守实效原则、刚性原则、合法原则,并且监督要以对审判主体、诉讼过程以及裁判和执行方面的监督为重点。     

媒体报道与司法公正关系的反思与再构

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报道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并防止司法独立走向司法专横。司法可以强制当事人履行其裁判结果,但不应限制当事人及其他民众通过媒体对其公正性表示质疑;对媒体报道反映的当事人及其他民众的观点,任何人都可以不赞同,但人们必须尊重和捍卫他人说话的权利。     

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受害第三人范围探析

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体现于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之中，该制度以其科学的设置和具体的操作规则，大大促进了受害人权益的保护。但该制度中对受害第三人范围如何界定还存在争议，该争议直接影响到保险人责任的承担以及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法律价值影响着受害第三人的法律定位，国外有关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受害第三人的立法是完善和改进我国该项制度设置的重要参考，以受害第三人与车上人员的身份界定为基础的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中的受害第三人的范围应适当扩大。     

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思考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指恢复中华民族古代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使中华民族重新站在世界各民族前列。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业绩,揭示了一个真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总结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是必须紧紧抓住本世纪初一二十年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浅析倾诉之后的矛盾

目前,"隐私倾诉"、"情感实录"等各类倾诉谈话类栏目比比皆是,有的还将倾诉故事集结成册成书且在市场上热销。但是作为当事人在倾诉之后的矛盾心情,却很少有人再去探究。我们有必要针对人们倾诉之后的矛盾,了解相关的原因以及倾诉之后的心理、行为,进而分析其倾诉的必要性,从而进行有效的引导和疏通。     

台湾司法运作机制究——从陈水扁弊案解读台湾的刑事司法程序

陈水扁案件引起了岛内外民众的广泛关注，然我们对案件的解读不应仅仅停留在政治、民主、文化的层面。整个案件的进程反映了台湾法律的一些符号与原则，活生生的再现了台湾的司法运作机制。作为法学学者，作者认为台湾司法机制中的一些成功的经验与做法对我国大陆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是颇有启示的。     

环境公益诉讼对“环境权”说的拒绝

许多学者都把公民环境权当成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但在明确了人们常说的环境公益实际上包含环境公益和环境私益两种情况之后,便容易判断环境权这种属于个人的权利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环境公益诉讼是为环境公共利益而为的诉讼。实践中的环境公益诉讼拒绝接纳环境权假说。这种诉讼既不需要以所谓的个人环境权为理由,也不以实现个人的环境权为目的。     

论法律中人之形象建构：幸福人

生活世界是以人和人的生活为中心的世界，生活世界的观念实质上是探讨优良和最幸福的生活的观念。作为以人的生活世界为基础的法律，通过法律中人之形象——“幸福人”的建构，可使法律的幸福价值彰显。“幸福人”的形象在法律上是一个总括性假设，是诸部门法的人之形象的诸多特性的集合呈现，宪政上的幸福是在否定性的宪政框架上，意欲通过立宪制度保障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宪法上的幸福规定的抽象性极具丰富的概括性内涵，具有广阔的权利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