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治理方略

文章对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危害和客观积极作用作了分析,认为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经验是正确决策、落实政策、超前疏导、依法办事。在治理群体性事件中,应妥善处理预防与处置、宏观预防与微观预防、原则性与灵活性间的关系。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初探

社会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决定了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不能单单依靠政府,必须构建多元治理机制,而非政府组织则是其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非政府组织有民间性、灵活性等特性,且实力不断增强,具备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优势,但也面临自身能力欠缺、社会认同度和公信力不高等制约因素。为了使非政府组织更好地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非政府组织自身应加强能力建设,提高事件处理能力;政府应创新管理模式,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为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与治理——从民生视角分析

当前,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一大政治难题,对其进行有效防范和治理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群体性事件是人民内部利益矛盾冲突的外在表现,切实改善民生是有效防范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根本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有效防范和治理群体性事件必须始终坚持以民生为导向,积极更新政府理念,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之间存在一定关联,社会资本的存量是有效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发育不成熟,在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各基层党政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法治理念和公共精神培育,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完善防治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并大力培育民间组织,实现民众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和保障。     

构建协商合作型机制:治理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策略选择

不断爆发的大学生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校园和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然而传统的处理策略化解作用非常有限。协商合作型治理机制可以避免只解"事"不解"人"的困境,成为构建合理的大学生群体性事件化解方式的理性选择。在这种治理机制下,学生、学校、社会等主体面临的共同基础是共同参与、共同安排、共同协商和共同决策,因此它可以排除单方的信息阻塞,促进信息沟通,还可以从中塑造"伙伴文化",形成相对责任的互动伦理观,应对社会风险的认知与意愿。构建协商合作型的事件化解机制,离不开培育校园社会资本,激发公共理性和树立民主治校的基本理念。     

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探析

我国已进入风险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追成了重大影响,政府应对群体性交发事件的能力面临巨大挑战,如何治理群体性突发事件已成为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文章从我国群体性交发事件治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着眼,提出若干建议与对策,以提高我国治理群体性突发事件能力.     

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局限和对策

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自身的局限性使其困难重重。同时,社会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也决定了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不能单单依靠政府,必须构建多元治理机制。当前,非政府组织正以独特的功能优势填补着政府因能力不足造成的“管理真空”,成为我国群体性事件治理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微信平台群体性事件的网络动员与政府治理

微信以其私密、便捷、互动、即时等特点加快了网络舆情传播速度,也给群体性事件的网络动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颠覆了政府传统的舆情治理模式。在把握微信平台传播特点与群体性事件动员规律的基础上,建立科学高效、系统理性的群体性事件网络平台处理机制,有助于实现政府与公众、国家与社会、技术与法律协同的社会治理创新。     

试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其治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社会条件下出现的新型社会问题,既是典型的社会突发事件,又具有以网络舆论和信息传播为基础的特点,对其成因进行分析,探讨如何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可以为公共部门应对群体性事件,加强应急管理能力提供有益的帮助。     

运用法治思维和方法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法治思维和方法是现代社会最有效的治理模式,是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基层社会的开放性和流行性越来越大;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存在职能"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社会治理法律制度不健全;涉法涉诉和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运用法治思维和方法,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主导、社会组织自治、群众参与等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完善社会法律制度,是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有效途径。     

群体性讨薪事件的法律治理

针对近年来农民工群体性讨薪事件引发对群体性讨薪事件的法律属性问题的思考,不同的法律属性归属将导致相异的治理模式,而定性差异根源于政府不同的治理理念。政府要秉持＂善治＂政治道德价值,崇尚＂实质法治主义＂法律理念,践行政府、社会与个人＂多元共治＂的实践观。在政治上将群体性讨薪事件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在法律上将群体性讨薪事件定性为私力救济,在实践上通过制度设计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救济机制,建立和健全相关制度群,从根源上解决群体性讨薪事件。     

公民表达权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治理

以法治方式治理国内日益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从群体性事件作为民众以非规范化方式公开表达诉求的面向观之,其法律治理需要兼顾保障公民表达权利与规范无序行为两个维度。民众以集体联合的"群体性行动"方式进行公开表达有其特定的正面功能,然却极易造成社会失序。因此,应充分发挥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对保障公民表达权和规范公民集体行动的作用,适度放开公民表达权利行使的许可限制,将公民的集体诉求表达纳入规范和可控的法治轨道。     

社会治理创新的法治路径

<正>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理念创新,将"社会管理"升级为"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强调,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从"提高社会     

“三合一”模式创新社会治理

正务川自治县自"三合一"工作模式开展以来,共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853余起,成功率达98.5%。近年来,全县没有发生过一件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刑事案件、重大突发性事件、重大群体性事件。务川自治县积极探索综治、司法、信访"三合一"联动工作模式,破解基层社会治理中职能交叉、权责脱节、维稳力量薄弱、治安防范触网不深等问题,形成"矛盾联调、治安联防、问题联治、工作联     

基层群体性事件治理模式转换初探

我国传统上采取压制型模式治理基层群体性事件,其特点是以权力为中心、以维稳为目标、以控制和打压为主要手段,并且重处置轻预防。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效果不理想,面临着维稳与维权的两难困境。因此,要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需要转变治理模式,寻求维稳与维权的平衡。参与式治理以权利为中心、以公民有序参与为目标、以沟通疏导和对话协商为手段、重预防,有助于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危机,破解基层政府维稳和公民维权之间的两难窘境。这是群体性事件治理模式转变的恰当选择。应根据国情,通过搭建平等与理性的对话平台、设置制度化的协商程序和借鉴科学的协商方法,建构公共协商机制来实现参与式治理。     

提升网络环境下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网络作为信息载体和舆论平台是一把"双刃剑",若运用得当,能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反之则会直接引发群体性事件,或间接推动群体性事件向恶性发展。为此,政府要科学应对群体性事件,必须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净化网络环境;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加强道德自律;强化网络阵地建设,弘扬主流旋律。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要思想体现在社会建设方面,就是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管理的概念,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都沿用了这样的提法。此次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是对于多年来推进社会建设,处理我国转型期众多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经验与教训的吸取和总结,对于以往的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既有延续性,又有开拓性。在怎样进行治理和     

村落社会控制模式转型与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策略选择

村落社会控制模式由传统外在型向内在型、单一型向复合型、封闭型向开放型、非制度型向制度型控制转变,旧模式的崩解与新模式的尚未完全形成并存。根本对立的新旧模式的并存,可能抵消各自的积极作用,使整个乡村的控制能力弱化。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正是农村秩序失控和控制力弱化的一种表现。基于村落社会控制模式转型的大背景,从完善新型村落社会控制模式的视角探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策略,是当前研究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新思路。     

习近平分配治理思想探析

分配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发展大势、中华民族发展大势、改革发展大势的历史高度,提出了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分配治理思想。这一思想强调"通观大势"、站位更高,强调"行胜于言"、实践性更强,强调"锐意变革"、力度更大,强调"与时俱进"、方式更现代,能够为治理分配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及战略意义

<正>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十几年来,我们党对国家建设、社会建设的思路和规律的认识逐渐由自发走向自觉、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局部推进走向全面系统建设,对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战略布局日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