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国学的历史发展北大核心CSSCI

日本国学是以日本原有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古典书籍为对象,研究日本固有的思想、精神,阐释其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学术体系。纵览历史,日本国学大致可以划分为形成时期、昌盛时期、衰落时期、畸形发展时期和新形式国学的兴起时期。宏观分析,日本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国学,从内涵与外延来看各有不同,也各具特点。日本近代的一些国学研究者曾极力排斥外来文化,否认近代以前对国学的界定,从而导致了当时日本国学的畸形发展。而在近代日本国学衰落之后,新时代日本的国学正在以新的形式悄然兴起。     

“尊孔保教”——略论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的孔子观

康有为和梁启超是戊戌维新变法的主要领袖,"尊孔保教"是其二人用以对抗旧派的思想武器。但与梁有为对"尊孔保教"的从一而终不同,梁启超在对待孔子的观念上,经历了从"尊孔保教"到"尊孔不必保教"的变化。本文从梁启超对康有为的学术师承和对其的学术突破两个角度,讨论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的孔子观,以便更好地理解梁氏政治思想的学术渊源。     

梁启超论“公德”与“私德”

近代文人梁启超对民族道德伦理思想方面进行过深入思考，他写下的《论公德》和《论私德》体现了对于道德的新见解。这些思想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梁启超在中国首用“社会主义”一词

在中国首先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的是大学者梁启超。这位维新派的思想家在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接触到了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日本的理论家们在著作中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用日文的汉字“社会主义”4个字来概括译介,以后逐渐流传,而成为一个新的专门语词。梁启超刚到日本,在谈论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     

从“如火如荼野心”到“日本膨胀论”(下)——日本侵华御用文人德富苏峰

<正>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70多年侵华史和德富苏峰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证明,日本军国主义称霸之梦不但在亚洲走行不通,在世界也难于前行。德富苏峰辈针对中国制定的"脱亚入欧论""大日本膨胀论""大东亚共荣论",都是基于武力扩张、军事侵略、占领邻国乃至称霸世界来维持日本生存的极端狭隘血腥的国策,最终将日本引入了死胡同。正如野村浩一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中所说:"近代日本的历史,是一部在对华认识上失败的历史。"这是一句由衷的心声,也是不争的事实。     

“尊孔不必保教”——略论梁启超对康有为学术思想的突破

从"尊孔保教"到"尊孔不必保教"的变化,是梁启超尝试对康有为学术思想突破的表现,而梁氏学术思想的独立也为其日后政治思想不断发生变化的奠定了基础。本文从梁启超对孔子文化的态度从"保"到"不必保"的变化为切入点,着重探讨"尊孔不必保教"思想形成的过程以及由此而反映出1900年后梁启超在政治思想上发生改变的学术踪迹。     

衔接:江门胜迹要览

梁启超故居南粤大地,名人辈出。美丽富饶的新会诞生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国学大师,有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学人之称的梁启超(1873-1929)。     

领导干部学国学不能附庸风雅“一阵风”——本刊专访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王杰

正"国学"是近几年的一个热点话题,在全民"国学热"的背景下,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王杰提出,党员领导干部更应该学习国学,他认为国学有助于提高领导干部的个人素质和修养,这对于构建健康和谐的政治生态有着极大的助力作用。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诸多政治智慧,也可为今天的领导干部在施政、行政过程中提供一些智力支持。近日,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专访了王杰教授(以下简称"王"),对领导干部为什么需要学国学和该如何学国学等相关话题与王教授展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述评

梁启超对于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近30年来,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相关的学术成果不断出现.文章将海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做一简要介评,对于深化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有着积极意义.     

毛泽东读谈梁启超

梁启超,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和康有为等倡导的"戊戌变法"曾经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然而,"戊戌变法"失败后,历史在大踏步前进,他却仍站在原地呐喊,主张君主立宪制,沦为历史进步的绊脚石。历史属于他的时间很短,但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却不可小视。毛泽东对梁启超其人、其文、其事的阅读和评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耐人寻味的细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历程。     

略论20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方法论——以“疑古”与“释古”为中心的考察

自中国晚清以来．随着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倡导．西方近代学术中的理性精神与治学方法．逐渐深入到中国的学术界。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对于本属于“旧学”的史部之学的重大影响。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批判了中国传统史书“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仅仅“纪述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然其名为“史”．实则只是“一人一家之谱牒”而已。因之．梁启超取准于西方的历史哲学．呼吁“新史学”的开启．他认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因梁启超的倡导与他同时代诸多学者的唱和．中国的历史学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阶段．     

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朱子学自镰仓时代传入日本后,经儒佛合流,又与日本原有的神道相结合,表现了朱子学日本化的开始。江户时代初,日本朱子学派纷纷创立,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出现了日本朱子学思想体系,成为德川幕府的官方哲学。江户时代中期,朱子学受到日本古学派、阳明学派和国学的挑战,但是德川幕府在思想上实行"异学之禁",朱子学仍然保持着官学地位。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朱子学的"经世致用"、"格物穷理"思想,使日本追求自然之理研究,并以此作为摄取西方科学技术的母本,从而很快实现了现代化,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梁启超公民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的舆论和思想领军人物,对中西文化的心理差异有着深刻的认识,看到了西方近代公民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对立,意识到中国国民的心理状态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巨大障碍.他将公民意识的培养看作是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基础性工程,提出了"新民"概念,呼吁培育适合现代宪政制度的公民文化.我们重新检视梁启超的公民理论,对于当下中国方兴未艾的政治文明建设,对于未来的中国政治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梁启超的近代国家观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论家。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深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启迪,逐渐形成了他特有的近代国家观。本文拟就梁启超的近代国家观作一初步探讨。 一 国家学说,主要涉及国家起源、政治制度、国家主权与个人自由的关系、田家职能的划分和国家目的等问题,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臻成熟,著名政论家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便是一部不朽之     

阳明心学对近代东亚世界的影响

阳明心学起源于贵州,席卷于明代中后期的整个中国,引领出明末东林党的讲学之风,其影响远达于日本等国。近代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辛亥革命,都吸收阳明心学一些有用的思想资源。阳明心学对五百年的东亚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阳明心学起源于贵州明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因忤权阉刘瑾而谪戍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他在生死边缘之际,潜心探究圣贤之道,终于大悟     

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日子

正五四运动后,学术界喊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即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学术,也就是国学。1925年2月,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在此背景下创办了国学研究院。筹办之初,就确定聘请"国内硕学重望"者设帐清华。王国维正是这样的学术大师。3月,王国维受聘入国学研究院为导师,至1927年6月2日自     

“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再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郭沫若在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之后探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途径并批判了"整理国故"后的创新之作,具有"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的重要意义。该书通过甲骨文、金文及古典文献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段的分析以及通过中国古代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的尝试,确曾对古代历史的真相具有"摸着一些边际"的学术价值。回顾《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引发的长时间的批评与争论固然非常必要,但是在学术语境有了很大变化的今天,这部著作带给我们的启示仍然值得高度重视。     

从“如火如荼野心”到“日本膨胀论”(下)——日本侵华御用文人德富苏峰

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70多年侵华史和德富苏峰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证明,日本军国主义称霸之梦不但在亚洲走行不通,在世界也难于前行。德富苏峰辈针对中国制定的“脱亚入欧论”“大日本膨胀论”“大东亚共荣论”,都是基于武力扩张、军事侵略、占领邻国乃至称霸世界来维持日本生存的极端狭隘血腥的国策,最终将日本引入了死胡同。正如野村浩一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中所说：“近代日本的历史,是一部在对华认识上失败的历史。”这是一句由衷的心声,也是不争的事实。     

梁启超的法律思想与中国法制的现代化

本文从法治思想、宪政理想与司法改革实践三个层面阐述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法制的作用与影响,认为梁启超宣传以西方民权学说和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法治思想与宪政主张是中国近代法制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改革司法制度、倡导司法独立的主张和实践对于中国法律思想和法制的现代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反帝与国家安全：论李大钊对梁启超反帝思想的超越

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史，无数仁人志士都将反对帝国主义视作构建现代中国国家安全的前提。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国家安全思想家，梁启超与李大钊均痛陈帝国主义对国家安全造成的严重危害。李大钊曾一度受到梁启超的思想影响，但他最终意识到了梁启超反帝思想的局限性。梁启超没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考察帝国主义的阶级属性，这导致其曾主张“民族帝国主义”国策，倡导以帝国主义对抗帝国主义的方针，亦曾采取改良主义的反帝策略，低估了帝国主义的危害。与梁启超相比，李大钊不仅洞察了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亦对帝国主义采取了坚决的革命态度，在反帝思想上决定性地超越了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