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法人社团的备案制度探析

在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下,非法人社会团体的"非法性"制约了其在慈善、公共事务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发挥,也阻碍了基础非营利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和建设合作型政社关系的构建。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立足国情,构建适合非法人社团的备案制度,将其纳入社会组织管理规范之中,实现法律地位合法化,以适应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和管理的需要和新型政社关系建设。     

政社合作与国家能力建设——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考察

基层政府因服务能力不足而陷入"责能困境",并尝试性地以"政社合作"等社会管理创新推进国家能力建设。本文在国家能力建设理论视角下解释政社合作的深层逻辑。对"凯益荟"的个案研究发现,社会结构转型及居民诉求变化使得政府对社会组织拥有共容利益,为政社合作奠定了结构性基础;理性政府则根据社会组织的能力类型建构合作策略:社会组织分为自我保护型与专业服务型,政府分别以"孵化性赋能策略"激发自我服务能力与"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专业服务能力。政社合作使国家能力之服务能力得到了建制性增长,合作网络为国家权力渗透社会、资源动员及机制整合提供了枢纽性平台,社会组织借机也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因此,政社合作网络演变成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共生场域,使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本文创新点在于从国家能力建设解释政社合作的动力、策略及趋势,丰富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视角。     

调适性合作: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变革

十八大以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变革不断深化。与以往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双重管理、限制竞争等单一控制逻辑不同,政府对社会组织开始采用政府购买服务与转移政府职能等合作互动逻辑。从单一控制逻辑到合作互动逻辑的调整,是政府主动调适与社会组织策略性能动的结果,可称之为"调适性合作"。一方面,中国政府在面临治理能力不足时主动调适自我角色,并在微观制度上做出安排,确保与社会组织展开合作实践;另一方面,社会组织采取策略性行动,提升政府官员对社会组织认知,倡导政社合作政策的出台,并在执行过程中推动合作政策的有效执行。与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等理论不同,"调适性合作"既肯定政府的主导地位,也强调社会组织的积极建构作用,并认为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变革是二者共同形塑的结果。     

“国家—社会”视野中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

如何处理好政社关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指标。政社关系应有不同的形态,必然影响到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看,存在政府主导型、社会组织自我管理与服务型、独立机构管理与服务三种模式。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有自己的行动目标和逻辑,由此决定行动策略,进而影响到社会管理创新的程度。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多元化的制度成因分析

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存在多种形态。基于制度视角的分析发现,行政监管、政府扶持、政会合作和政策参与等四个政会关系主要领域中的制度都具有制度不足和制度多样性的特征,这产生了社会组织的身份和管理模式差异,也使社会组织无法在扶持、合作和政策参与中受到政府的平等对待,从而形成了政会关系多元化的基本格局。制度不足和制度多样性也为政府提供了较大的自主选择空间,而政府的自主选择则进一步加深了政会关系具体形态的差异。改善政会关系,亟须加强政会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尤其要明确制度化建设的目标、加强法制建设和建立监督机制。     

协同治理视域下政社合作机制研究

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地位越来越受人们关注,政社合作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管理途径进入公众视野。但政社合作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角色困境、合作意愿、制度环境不成熟等许多制约因素,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协同进行社会管理的协同治理理论的引入为政社合作领域提供一种社会管理新机制,在这种新机制下解决政社合作中的现实问题以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从国家主导到双向赋权:我国政社互动行为研究的检视、反思与拓展

政社关系一直是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政府治理方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切入口。在20世纪90年代,公民社会与法团主义一度成为被广泛用于解释政社关系的竞争性理论框架。而近些年围绕政社关系的研究逐渐打破静态的结构论争,开始迈向了“行动分析”,更加切实地关注行动者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复杂互动逻辑。既有文献通常以政社力量的平衡性与否为依据,选择社会组织作为经验洞察的窗口,形成了从“国家主导”到“双向赋权”的研究取向。“国家主导”的视角强调国家在权力格局中的主导地位,聚焦于作为能动性的国家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以及探究更为具体的国家治理结构下社会组织权宜性的回应举措;“双向赋权”则从平衡角度出发,关注于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合作行为,以及由此所达成的良性互动和协同发展的目标。为进一步拓展政社互动行为的研究,可以引入政党中心主义的视角,关注国家、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逻辑关联,以及探讨技术治理变革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政社分开:善制与善治的双重进路

基于中国本土背景来分析我国政社关系演变历程,已经成为国内学者的基本共识。但是研究的范畴不应仅限于当前问题的突破和实验的创新,更应该从历史宏观背景中,挖掘政社关系演变的基本规律和规范要素。政社分开的"善制进路"即是在体制变革的微观具体制度演变考察中探寻政社分开的层层递进之路;"善治进路"则是基于问题意识上的反思进取,从相关政策沿革及社团发展演变规律中总结改革的经验教训,以治理转型的理论意识倒逼政社分开的事实路径。二者以内外双重进路共同影响和推动政社分开的顺利实现,从而构建一条"政府之用"向"本体(社团)之律"再到"客体(体制要素)之通",最后到"目的(善治)之本归"的求真问路。     

政府购买服务视角下的政社关系再审视——基于A市“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2013-2016）的实证研究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作为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与突出亮点,不仅体现了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更在深层意义上反映了政府与社会关系格局的动态变化。基于2013-2016年A市政府使用“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短面板数据,对政府购买服务视角下的政社关系重新进行了审视。实证结果表明,包括替代型关系与合作型关系在内的两类理论假设都得到了经验数据的部分支持,在功能替代、功能吸纳以及功能嵌入等不同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现阶段中国的政社关系表现为一种兼有替代与合作的复合形态。在对未来政社关系的展望上,认为政社关系的理想状态应当是在双向赋权和利益共容的基础上走向共生,但目前尚无充分理由认为政社关系已实现了从替代到共生的演化。     

复合制结构:“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

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三社联动"是我国社区治理机制的创新。当前,"三社联动"面临着政社关系没有理顺、联动工作体系不健全、居民参与不足等问题。实践证明,社区联合党建对破解"三社联动"治理机制的瓶颈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的社区治理复合制结构,有助于形成新型政社关系,增强党的执政与服务功能,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公共理性的培育。     

跨省户籍制度改革中的府际博弈与利益整合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等三大行动集团之间的并力共持,是亟待推进的跨省户籍改革开启破冰之旅的关键。中央政府承担跨越行政区的省际统筹与引领职能,地方政府承担政策执行和省际户籍转换职能,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务协作供给职能。然而,基于博弈论视角的分析表明,由于三大行动集团之间存在"利益不相容",它们在跨省户籍改革中的府际博弈均体现出非合作博弈路径。央地之间的博弈具有"斗鸡博弈"特征,地方政府间的博弈符合"囚徒困境"逻辑,而政社间的博弈则呈现出"智猪博弈"格局。要在跨省户籍改革中实现三大行动集团的利益整合,亟须构建动力与压力相结合的央地府际合作治理机制、地方政府间的土地省际占补平衡机制与公共服务跨部门协作供给机制。     

新时代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研究

新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之一是完善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由此需厘清社区党建、基层政府深化改革和社会治理三个政策领域的关系,梳理典型建设成果,校准前进方向。其中,党建领域保证政治引领和组织力建设;政府治理须梳理政社关系,提升治理效能;社会领域依法有序协商、激发社会内源活力。党政社三领域深化改革、推陈出新,才能完善党建引领、政社协同、百花齐放的基层治理共同体伟业。     

美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经验及启示

文章通过对美国非营利组织的基本情况及特点、发展历程与现状、运作和监管等情况的调研,围绕深圳市探索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提出了完善社会组织法制建设、理清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发挥财政税收政策的基础性和导向性作用、建立完善的综合监管体系等政策建议,呼吁重新认识社会组织在扩大就业方面的重要功能,明确提出依法自治是现代社会组织发展的方向.     

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或社会的事——来自太仓市“政社互动”先行实践的启示

社会需要治理并决定于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全能政府"时代,社会治理被视为只是政府的事,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被忽略。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和不断深入人心,随着"政社互动"创新实践的先行与推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事,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事。在"政社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互动",社会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互动",培育社会成长,推进社会自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关系,调动政府与社会两个积极性,通过社会自治保证有效社会治理是"政社互动"先行实践引出的有益启示。     

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构建及其作用发挥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型社会组织,是联系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政府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管理的有效方式,关键在于扶持、培育社会组织的有序和规范发展,提升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服务事项的能力,推动政社分开、管办分离。通过对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背景及深圳市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实践与探索的分析,提出了妇联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机制创新与路径选择。     

浅析非政府组织公共政策参与的渠道偏好

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公共政策已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各方利益团体参与的质量与效果直接关系到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推行,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非政府组织的现有参与渠道却利用不足,以致公众利益诉求无法满足,导致政策可按受性差.     

关于建立弱势群体社会组织的思考

建立弱势群体社会组织,对于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促进未来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各类弱势群体社会组织的障碍既有传统经济社会层面的,又有现实政策法律层面的。提高弱势群体组织化程度,必须为建立弱势群体社会组织提供政策法律支持,着力建设弱势群体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培育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团体。     

国家-社会-生态的互动:当代中国的环境政治过程

国家-社会-生态的互动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环境政治过程,当代中国的生态建设更多地依赖于国家建设,而较少受社会建设的影响。在国家﹑社会和生态三者之间,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社会与生态处于从属地位。环境政治过程主体包括个人和团体,其中团体是环境政治过程的主要参与者,按照团体属性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政治性团体、经济性团体和社会性团体;在环境政治过程中,各主体之间围绕着环境利益的分配进行着利益协商和博弈。当代中国环境政治过程的形成机制复杂,多重环境利益的分配格局决定着各环境主体的行为方式和策略选择,最终型构了环境政治过程。优化当代中国环境政治过程,要依法规制政府环境行动,牵住环境政治过程优化的"牛鼻子";大力推动环境NGO等社会组织的发展,切实保障社会环境利益的实现;逐步完善环境诉讼制度,保障公民个体的环境利益;努力参与国际环境事务,为我国环境利益的保障争取更为有利的外部国际环境。     

非均衡: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主要特征

在公民社会的选择性政策参与取向、政策过程的开放程度和制度资源配置的不均衡等三个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非均衡"特征比较凸显:实际参与和影响政策过程的范围不均衡;官办组织与草根组织影响政策过程的方式选择不均衡;影响政策过程的效能不均衡。这种非均衡特征的存在,不但会影响公民社会政策认同功能的提升,而且易破坏政策过程民主化的进程。但在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均与国家主动让渡的空间密切相关的生发逻辑下,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日臻成熟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日渐深入,以上影响因素都将随着国家与社会间合作共赢关系的逐渐形成而被破解。由此,由"非均衡"走向"均衡",将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基本趋向。     

非均衡性: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主要特征

在公民社会的选择性政策参与取向、政策过程的开放程度和制度资源配置的不均衡等三个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非均衡"特征比较凸显:实际参与和影响政策过程的范围不均衡;官办组织与草根组织影响政策过程的方式选择不均衡;影响政策过程的效能不均衡.这种非均衡特征的存在,不但会影响公民社会政策认同功能的提升,而且易破坏政策过程民主化的进程.但在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均与国家主动让渡的空间密切相关的生发逻辑下,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日臻成熟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日渐深入.以上影响因素都将随着国家与社会间合作共赢关系的逐渐形成而被破解.由此,由"非均衡"走向"均衡",将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基本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