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颜子克己？——理解朱陆异同的一个新视角

朱熹与陆九渊对“颜回克己”的诠释大相径庭，朱熹认为颜子克己是克胜“声色利欲”，强调克私欲；陆九渊却主张克除个人知见，认为颜子克己是克私意。朱熹在天理人欲之间，论克胜私欲的仁学工夫；陆九渊则对理欲之辨不以为然，而以“天德己见之进退”论克己；朱熹强调克己与明理工夫配合，陆九渊却提倡易简工夫，要学者超拔“私意陷溺”。朱陆围绕“颜回克己”的不同诠说与工夫主张分歧，更爆发为针锋相对的“学术批评”，陆九渊直指朱熹“沉溺私见”，朱熹斥责陆九渊“颜子无己可克”“无意见”之说。由此，“颜回克己”超出单纯的经学诠释向度，在通常所论“朱学陆学之异”如“心即理”与“性即理”之分、“尊德性”与“道问学”之别外，提供了考察“朱陆异同”学术公案的一个新视角。     

宋明儒家对仁的本体化提升——以周敦颐、二程、朱熹、王阳明为例

宋明新儒论仁大多扬弃了仁在孔、董儒所具有的直观感性与心理学内容,侧重于仁之为道的方面,以性释仁,重视并褒扬性体道本,直接排斥仁之中所包含的情的成分。周敦颐以“生”对仁做出了非常具有创造性的诠释。以公以理释仁、以道解仁、合仁与道为一,则是二程仁学思想的重要特点。朱熹仁的含义主要集中在“天地生物之心”与“理”两个方面。其天理消融在人伦生活的道德法则与伦理规范中,体用相即。阳明学之仁的最基本内涵是“生生不息之理”,仁是万物的自性,万物在发生、存在之初即已被赋予了良知。而求仁、求良知的工夫不过是尽一己之性,穷尽了仁之理,也即获得了仁之性,也就达到了万物之性、万物之理。     

评牟宗三先生之论罗近溪

本文通过对罗近溪学说中形而上的宇宙论、性命论、心体论的层层分析,指出提倡自然、生生不已和仁,是他"赤子之心,不学不虑"学术宗旨的体现.而他的"无体之体"、"不见之见"是他的本体论和工夫论的特点.牟宗三先生认为他是阳明后学中"调适而上遂"的主要弟子之一员,是正确的.而牟先生否认"归于仁、言生化"为近溪之学的特点,却与近溪思想不符.龚鹏程先生不同意牟先生以"拆穿光景"认作近溪学术风格的特点,这是符合实际的.龚先生主张"敬畏"、"戒慎"才是其特点,但与近溪倡导的性体自然与工夫敬畏相统一的工夫不符,而牟先生说近溪主张"无工夫的工夫",比较符合近溪本意.     

"天泉证道"所及的本体工夫论

阳明的良知本体融存在论、价值论、认识论和境界论为一体,可以说阳明的良知是一具有道德知觉的存在本体、价值本体和境界本体.顿悟渐修是阳明最心仪的致良知的工夫.他以为良知本体之理可顿悟,达致或保任良知之境则需渐修.在"天泉证道"中,阳明认为重工夫的德洪尚未觉解良知也是一境界本体,而已顿悟良如本体的汝中则欠缺悟后的渐修工夫,因此他冀望二高足相资为用.     

王夫之《论语》诠释中的工夫论

王夫之平生以“正学”为诉求,而此种诉求在其工夫论中有着集中的体现。他在诠释《论语》时,以孔子的成德历程为主线,构建了兼具一贯性与差等性的工夫论系统。在这一系统中,道义之心能够并且仅能够通过种种工夫来实现其完美形态,而船山“明人道以为实学”的主张由此得以贯彻。     

湛若水“浑沦一体”思想探微

湛若水理气观认为,"气"为万物之始基,天地万物乃一气所化,而"理"乃"气"之不偏不倚之中道。在此意义上,"理"、"气"浑然为一。其心性论认为,物不外乎心,心体万物而不遗,故"物"不在外,"心"不在内,两者浑然一体。既然在湛若水看来"理""气"关系体现为浑然为一,"物""心"关系表征为浑然一体,那就有理由断定湛若水的思想特质就是"浑沦一体"。湛若水不仅将"浑沦一体"视为一己之学,而且将之作为儒家一脉相承之道,并在此"道统"情结的发酵下,对他学进行了非难、批驳。     

“中和旧说”前后朱子哲学中的“居敬”工夫

朱子哲学的研究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其工夫论更是集理学一系相关理论的大成。“中和旧说”发生的前后是朱子工夫论形成、发展和延伸的阶段。在此期间他对于道南学派的工夫论有了比较成熟和批判性的见解，同时对于湖湘学派的哲学思想也有了相当程度的领悟，这体现在他对于“已发”、“未发”等诸多命题的探讨中意识到了“敬”与“静”之间不可割裂的联系；同时强调在“居敬”工夫中，心体与性体扮演的重要角色。不仅如此，在中和旧说之后，朱子的主“敬”工夫学说有较为明显的孟学色彩，从而在“中和新说”产生之前，初步构筑了以“居敬”涵养工夫为主要特征的工夫学说。     

立志与居敬、诚意——论朱子晚年对“立志”工夫的重视

朱子将"志"解为"心之所之",是心所发出的一种情态,在"成德"的过程中,"志"发挥了自身独特的作用,"立志"成为不可替代的工夫。"意"作为"心之所发",与"志"同属于"情"的范围,二者对"成德"有相似的作用。但朱子晚年特别重视对"志"与"意"的辨析,在"志"与"意"之辨中,朱子认识到"立志"对"诚意"的辅助作用。再者,朱子晚年对"立志"有特别认识的原因,还在于朱子看到了"敬"的工夫有所不足。朱子接受了胡五峰(胡宏)的观点,以"志"来补敬之缺,但是朱子从未放弃过主敬的立场,格物以下的工夫更不可缺少。以上主张皆体现了朱子晚年工夫论的精进和细密之处。文章通过以"志"为中心的概念诠释,分析朱子的"立志"工夫以及与其他工夫的关系,以探究朱子对"立志"工夫重视的背后缘由所在。     

伊藤仁斋、朱熹《通书》诠释之比较研究

在本体论上,伊藤仁斋批判了朱熹以诚为贯通未发已发之理的诠释,指出周敦颐受道家影响以诚为未发之实理。在人性论上,仁斋批判了朱熹以五性为五常,以理气善恶、未发已发区别性情,以复性为复归于仁义礼智本性的诠释,指出信是四德所规范的行为,周敦颐以仁义作为道德规范而非本性,因此复性是复归于作为性命本源之诚。在工夫论上,仁斋指出周敦颐受佛道影响的无欲主静说与先秦儒学的积极主动不符,并批判了朱熹存理灭欲的理欲观。     

对心学文化的认识要突破以唯心唯物论是非的藩篱

程朱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陆王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这在我国当代哲学界似已成定论。但事实上陆学中的“本心”和朱熹的“天理”一样,对于认识主体来说也是一种客观的绝对精神,他说“吾心即是宇宙”也并非认为作为认识主体的主观精神（即“吾心”）派生世界万物,正是在这点上,王阳明说陆学有沿袭朱学之累。至于王阳明,当代国学大家钱穆先生认为“并不和象山走着同一的路子”,钱先生强调指出：“在心、物之间特别指点出一个‘感应’来,这是王学的超过朱、陆处。”王阳明虽讲“心外无物”、“知是心之本”,但他更强调“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由此看来,将王学归结为主观唯心主义也说不通。钱先生还认为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为的是强调“良知亦在实践中”,这实开中国哲学史上实践学说之先河。     

溯源本心实体寻找达用工夫——杨简修身问学方法论探讨

杨简是南宋浙东"四明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陆九渊心学思想的重要阐述、拓展和实践者.他以心体的无限广大、无限能动和"本心"至善的思想,追求并实现着他"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在修身问学中,他主张以"毋意"、"从简"、"省己"等作为内圣的工夫,从而为人们净化心灵、提升道德境界提供了一套独特的指导方法.本文对杨简的"内圣"方法论进行了探讨,以感知其系统的修身问学思想.     

“虑之以大”:中国人可以“走出去”的“中华共识”——兼论对西洋“本体论”之超越

“虑之以大”,就是以“大者优先”为格式来对待“记事”甚至所有事情,儒家主张“大而化之”,即是主张以“大者优先”为格式吸纳、消化其他文化.释家讲“大死”、“大空”、“大机”、“大觉”等等,都是强调“大”对于“小”之优先性,隐含其特有的“大者优先”之格式.道家主张“以道观之”,则是“合小大而观”,既看到万物“差”之一面,又看到万物“同”之一面,既看到万物“异”之一面,又看到万物“一”之一面.“本体论”(ontology)乃是西洋哲学之核心,其基本观念是以共相为实,以殊相为幻,以本质为实,以现象为幻,以一般为实,以个别为幻.“虑之以大”是对于西洋“本体优先”格式的超越,这是中国人可以“走出去”的“中华共识”之一.     

论王阳明的道德内化思想

王阳明以心体论为基础 ,以“心即理”为出发点 ,强调道德规范内化于主体意识的必要性 ,论证了通过心的内部活动即情理交融来实现道德内化的过程 ,提出了体现和检验道德内化的道德外化主张 ,由此形成了他的较为系统的道德内化理论。这一理论所体现的以和谐、统一为取向的个体道德思路 ,对我们正确认识道德内化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谭处端与佛教

谭处端借助佛教的因缘论否定了人的身体的真实性,破除了传统的肉体成仙观念;利用佛性论确立了真性的核心地位,使真性称为成仙的根据.他从禅宗的心性论出发,把真心与真性合一,将修心与修性合一,要求修行者去内求真心、自悟真性.他借用佛教除三毒的思想,来解说他的心性修炼方法;又借鉴佛教的修行方式,要求全真教徒出家进行苦修;同时,受居士佛教的影响,也不反对信徒在家修行.他还主张修行应该随缘自得、不修而修.追求一种如行云流水般自在逍遥的神仙境界,这都是受佛教特别是禅宗思想影响的结果.     

人民公仆应“民之所好好之”

<正>"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时的重要论述,也是对新时期党员干部如何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重要阐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清朝文人梁章钜在《退庵随笔》一文中写道:"廉而不能理民事,则虽不要钱终不谓之好官",其意不可谓不深刻。为政不廉祸国殃民,为政不勤误国害民。《晏子春秋》记载,晋国上大夫叔向请教齐国相国晏婴:什么样的想     

论儒道思想及其异同

儒家和道家哲学的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家从“性即心而显诸情”的角度理解人或人性,以“仁性”的实现为前提达成整体性的人格智慧,通过“生命实现之证成”的道德进路,实现和证立其超道德的形上本体。道家亦从人本学和文化批判的角度论“道”。就人文说,道乃即“有名”而见其“无名”之本真;就主体说,人乃在其作分别之状态中“观”道的无分别之“妙”。道家的道论,强调的是在人的修为澄汰之体证中道的全体绽出和澄明。儒道两家的不同点表现在其为学进路的差异上,而其形上境界本无不同。历史上的儒道同源说是有根据的。     

经典语录

正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战国·姜子牙《六韬·文韬》)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则当以博大求之,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也。(北宋·张载《张载集·义理》)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赵策一》)     

廖纪思想的学术定位

在明中叶哲学派别上,廖纪基本上属于王阳明的实心实学流派。在哲学理念特别是心性学说上,廖纪同王阳明甚为相近,是明中叶实心实学流派中的重要成员。在经典文本上,廖纪与王阳明都是高举《礼记》中的《大学古本》批评程朱的《大学今本》,高举《中庸古本》批评程朱的《中庸今本》。在性学上,廖纪与王阳明都主张性一元论,极力批评程朱学派的性二元论。在心学上,廖纪与王阳明都从"体用合一"的"实心"论高度继承与补充了程朱学派的"心论。"在经世实学上,廖纪和王阳明一样,也大力提倡"爱君之诚,忧国之心"的"明德亲民"论。     

牟宗三《圆善论》对孟告之辩诠释之省思

本文将对牟宗三先生的孟子学做一介绍与述评,而聚焦于其对《告子上》的诠释,内容涉及孟告之辩。本文所采之文献资料系以牟先生之《圆善论》为主,而《孟子讲演录》为辅,前者较为精详,后者为学生上课整理稿,又前者大致可以综括后者。《圆善论》对于《告子上》的二十篇,做了十六篇的白话翻译以及义理阐发。至于《告子下》,牟先生则缺如,未做诠释。理由在于《告子上》前五章,几乎是《孟子》最难懂之处,而牟先生欲予以挑战,另一方面,也可说是孟、告之间是非对错症结之论辩（第五章由弟子代表老师接续论辩）。牟先生一直述解到十六章,此章所谈的天爵、人爵,正是《圆善论》主题,圆善主题为德福一致,天爵、人爵常对应着道德实践与福禄之间的关系,即是自由与幸福的关连。本文重点将放在《告子上》三、四、五章,因为这几章正是孟告之辩的展现,也是《孟子》全书最难之处。牟先生是以心学的方式来诠释《孟子》,此中,虽视朱子的诠释为正,而谓朱说亦有不足,未及“心即理”！然牟先生正是以心学的方式,而来吸收朱子格物致知之学,以及理、气二层存有的解释,这也是牟先生诠释的特殊之处。     

“絜矩之道”与“感而遂通”——儒家恕人工夫论前提的哲学分析

儒家一向主张以“絜矩”去体谅别人、通达他者。《大学》将其上升为一种普遍的德性工夫,把内在自觉推扩到同类的身上。人心之间的沟通必须以天人之间的沟通为前提,天人相通的理性预设可以使人心之间的相感获得绝对的普遍性。天人合体而不隔,天之则即是人之则。由《周易·感卦》兑上艮下的结构则可知阴阳二气感应以相授与。感应离不开性情,并以性情为先验基础。类是感应的对象性前提。万物身上都潜藏着可以与别物相交流、相沟通的可能性,物始终开显着自身,等待别物的进入和通达。《易传》强调圣人在沟通天人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圣人用性情之心去“会通”天文地理与天下之动,实现与天、与神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