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民主模式——哈贝马斯协商民主观剖析

哈贝马斯认为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民主模式都是片面的,前者在政治实践中赋予民主的规范意义太弱,后者赋予民主的规范意义则太强.为了对民主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做出恰当的解释,他对二者进行调和,提出了"第三种"民主模式,即程序主义的协商民主.这是一种以交往、话语为基础,以协商程序为核心的民主模式,它把制度化民主的动力和合法性基础归结于非正式公共领域中的交往形式.这一民主模式虽然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但对民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协商民主路径研究

协商民主意味着人民通过广泛参与、信息共享和公开讨论的途径行使权力,进而达成共识的公共决策方式、公共组织形态和公共治理模式。协商民主条件下的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具有多方面的内涵,如协商主体交往权力的包容性、协商主体信息权力的共享性、协商主体话语权力的平等性等。然而,协商民主在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方面有现实限度,如交往权力的边缘化、信息权力的垄断化、话语权力的精英化。因此,通过协商民主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主要路径包括:扩大公民参与,以交往权力规范公共权力运行方式;推进信息公开,以信息权力防止公共权力暗箱操作;借力公共讨论,以话语权力消解公共权力话语霸权。     

社交媒体的兴起及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

近些年兴起的社交媒体推动了公共领域的构筑,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与挑战。本文以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的转型"的视角,从"传统宣传"与"新生舆论场"、"去中心化"与"中心化"、"公民社会"与"群体区隔"、"理性批判"与"泛娱乐化"四个角度,分析社交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复杂影响,并提出建议。     

政治态度背后的政治逻辑——对待公共领域两种态度及其差异的政治学分析

公共领域是为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理性对话和公共协商方式建立和维护的、位于国家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公共空间,旨在化解相互冲突和达成共识,形成公共舆论,影响国家或政府决策,监督和约束国家权力。民主政治将公共领域视为是一种机会,威权政治将公共领域视为一种威胁。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公共领域的建设和培育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如何在培育公共领域和发挥公共领域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避免公共领域挑战国家权力,产生国家的不可治理问题,应成为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严肃思考的一个问题。     

波普尔的民主控制观:理论建构与思想挑战

波普尔对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影响了他对民主问题的认识。人的有限理性致使以理性为基础的"人民的统治"在实践和逻辑上遭到了失败。波普尔认为人有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的理性能力,这种能力即是批判理性。在批判理性的认识下,民主只是人民对权力的监督与批评。对此,波普尔提出了民主控制理论。民主控制理论受到欧克肖特、哈贝马斯等人的挑战。欧克肖特认为波普尔的批判理性没有摆脱经验,因而容易滑入意识形态的骗局。哈贝马斯则认为批判理性于问题的解决没有助益,因为它不能增加人类知识,因此他试图建构一种新的理性来消除权力对人们生活世界的影响。尽管他们的批判不无道理,但并不能据此彻底否定波普尔思想的积极影响。民主控制理论提出对权力进行制度规约的主张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具有启发意义。     

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思考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长期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基础上提出的,在党的理论创新、政治实践及社会领域中广泛传播并产生了积极影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它以权利为基础,以平等为前提,以对话和协商为手段,以达成共识为核心原则,以合法决策、促进公共利益为目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们党和人民在民主形式方面的伟大创造和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发展,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是多层的、广泛的,需要一定的哲学基础、理论逻辑和现实资源,其实践需要程序与方法的支撑。协商民主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实践会遇到与中国传统、咨询民主、选举民主的关系以及中国协商民主与国外协商民主的关系等问题,客观理性地回答这些问题有利于深入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实践。     

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理论基础与实践逻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这个判断既是对协商民主在新时代的重要政治定位,也是具有时代性的重大理论命题。它的理论基础根源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内含的巨大政治号召力,而其独特的历史根源则又表明它的内生性隐含着深厚的政治生命力。协商民主是党在实现对革命活动、建设活动、党内生活、民主党派、社群力量和基层民主的领导活动中萌生、发展的,使党的领导具有民主特质而受到各方的政治认同和衷心拥护。由此,中国的协商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逻辑产物,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路径,也是追求中国式善政善治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协商民主的实践逻辑表明,它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与时俱进,反过来新时代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也对协商民主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深入探索"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命题,将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与民主发展的良性互动,构建美好的、良善的新时代公共政治生活。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功能探析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党和国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优势:推进党和国家决策科学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效监督公共权力。探索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发展规律与特征,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提高政协主体的协商能力,丰富协商民主的渠道与形式,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新时期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功能。     

政府的公共性与协商民主

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政治共同体。政府不是神,它只具有有限理性;它是公共组织,也是理性经济人和代理人,由于理性有限,它可能导致决策失误;作为理性经济人和代理人,它也有追求自身利益、自我膨胀的倾向,这都会导致政府公共性的流失和合法性的危机。驯服公共权力,避免政府公共性的流失及合法性危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坚持立法、决策中的公共性,二是坚持政府行政中的公共性,也就是政府廉洁奉公的问题。这取决于一系列制度设计,把政府置于协商民主中则是避免政府公共性流失的重要措施之一,它要求政府不仅要在协商对话中立法和决策,而且也要在行政过程中坚持协商行政。     

论哈贝马斯“交往权力”的政治意蕴

交往权力是哈贝马斯在建构审议民主理论过程中引入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因其非实体性而与行政权力等政治权力相区别,在理论上被哈贝马斯赋予既能实现民主、又可体现法治的政治意蕴,在实践中则被赋予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危机的政治功用。同样,由于交往权力的非实体性,导致其政治功用的实现取决于其他因素而非它自身。     

习近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新论断刍议

协商民主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率先使用的一个概念,其核心概念是协商或公共协商。习近平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必须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等重要新论断。作为中国人民民主的基本形式之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基础地位是不能动摇的。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述评及现实思考

哈贝马斯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首次明晰地阐述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与发展。“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描述的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向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生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公众。”①哈氏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我国民主政治中协商能力的构建:结构、规范与价值

协商不仅有助于政权的生存,而且也能提高民主的质量,兼具高度可信性、包容性以及间接性协商结构的政体将会有一个高水平的协商能力。协商能力则籍以决策层面、非正式的公共领域以及治理网络之类的非传统制度形式等路径来发展。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中,协商能力的发展促成了民主合法性和价值偏好的实现、推动了政治承认的获得和社会冲突的消弭,而且还有助于厘清责任边界和约束行政权的膨胀。由于"治理为重"的儒家传统、非竞争性的民主体制等特点,我国应在政治体制内注重"政治协商"能力,在公共场域中关注"公共协商"能力以及在治理网络中重视"合作协商"能力。     

理性对话与权利博弈: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比较分析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协商民主进入阔步发展的新阶段。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根据不同的逻辑和路线并行发展,共同谱写了新时代协商民主的"二重奏"。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在参与人员、协商议题、组织过程和协商成果等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其中政协协商的核心是专业精英之间的理性对话,而基层协商则意味着基层社会中个人权利的直接博弈。这些差异提供了理解协商民主以及运作情境的重要维度,也是深入把脉协商民主发展前景所不可忽略的基本事实。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和完善,应当坚持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的"两驾马车",注意到协商民主技术应用的领域及其限制,着眼于"代表性"和"协商性"形成不同的发展策略,促进两种协商形式的融合和互补,健全新时代协商议政的新格局。     

作为一种公共领域表现形式的微博——特征、影响及其困境

微博的兴起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广泛影响,是当前中国媒介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微博为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平台和空间,其开放性和平等性为民众相互对话、达成共识提供了平台;其批判性和互动性为民众参与并分享政府权力提供了空间。微博的出现带来了中国社会公共领域发展的日趋成熟,为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提供更加制度化的途径;更重要的是,促使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获得了一种更加活跃的形式。然而,微博公共领域作用的进一步发挥,依然面临着许多困境,需要在未来的发展中加以关注。     

协商民主的社会治理功能

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广泛兴起代表了将民主扩展到社会生活各领域、公共事务治理整个过程的努力。协商民主蕴含的对话、沟通、协商、共识的旨意不仅对于现代开放社会形成价值共识和利益整合机制、化解社会戾气、缓解社会紧张心理、培育信任合作的社会资本有重要的潜能,而且对于塑造公共理性品格、加强民主实践技能的训练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协商民主的实践功能,决定其在社会治理领域拥有最广泛的创新发展前景,在社会互动最丰富、最频繁的社会生活领域广泛运用协商民主既可以有效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也能为协商民主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差序格局”下协商民主的现实障碍与实现路径

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平等协商、公共理性、多元融合、集体共识等价值理念。中国“差序格局”社会结构背景之下,自我主义使平等协商流于形式,亲疏导向致思辨理性缺失,权威崇拜使批判精神泯灭,家族私德令公共责任缺位。突破协商民主发展的现实障碍,需要引入惩罚机制强化协商平等规则,发展公民代表团破解关系导向难题,重构“权威-公众”格局实现二者良性互动,构建发达公共领域培育公共责任精神。     

网络时代能否促进公共领域的发展？

本文从具体的时代背景出发，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分析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基础上，讨论了网络媒介的政治功能。本文认为网络互动通过构建一个公共的网络讨论平台，开辟了政治参与的新途径，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促进社会的民主与自由，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公共领域的培育和发展。而由于网络互动中存在不少缺陷，如人们之间的沟通交往缺乏理性；虚拟的网络政治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割裂；网络权力精英的存在等对公共领域的发展提出了挑战。本文试图论证和说明：网络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公共领域的发展提供基础条件，但网络时代与公共领域的发展之间并不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基层协商民主中公共理性的培育理路

基层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发展,既是协商民主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也是公共理性在基层社会孕育与成长的过程。公共理性既是协商民主的价值追求,也是协商民主实践有效运行的内驱动力。公共理性与协商民主有着天然的耦合性,两者互生互容、相互促进,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产生的政治心理基础,公共理性为协商活动提供了价值共识,重塑了协商者平等互信的社会关系,培育了协商者宽容理性的精神。基层协商民主中培育公共理性,应转变工具理性认识,推进政府理性公共化;应厚植理性协商文化,优化协商环境;应强化制度理性,提升制度认同。     

协商民主：渊源、实践、进路——以浙江省为例

协商民主理论作为西方民主理论的一次重要转向,既是西方古典民主的复兴,又是对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的超越,其核心理念"平等协商"、"共识"、"妥协"、"公共理性"与我国基本政治理念相耦合,浙江省在协商民主实践发展中走在全国前列,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将为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极为难得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