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的疫情风险认知与经济信心调查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准确把握公众对疫情风险的认知和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对于研判社会心态并进行合理调控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于2020年2月6日至11日对全国1074名受访者的疫情风险认知和经济信心状况开展网上调查,研究发现:这期间公众对感染可能性和疫情严重性的评分已进入下降过程,而防控效能感在提升;公众知觉到的疫情严重性对短期经济信心有负面影响,但并未影响其长期经济信心,而疫情防控效能感对短期经济信心和长期经济信心均有促进作用;此外,疫情风险认知还受到疫情信息来源渠道、受访者学历等因素的影响。     

技术风险视角下互联网使用对公众政府观的影响机制探究——隐私担忧的遮掩效应与中介效应

互联网的广泛使用重塑了公众对政府的认知,从技术风险视角看,隐私担忧是关键中介.为探究这一机制,结合CGSS2017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公众对一般意义上的隐私风险担忧处于较高水平,而对政府带来的隐私风险担忧程度略低于前者.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地使公众政府观偏向"小政府".而从中介分析结果来看,互联网使用过程中感知到...     

提升防范化解环境性社会稳定风险能力

近年来,一些由环境安全问题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及其事件影响到社会稳定,这迫切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提升环境性社会稳定风险的治理能力。风险意识不足、与公众的互信度不足和责任意识不足,是一些地方政府提升防范化解环境性社会稳定风险能力的制约因素。因此,需要通过加强风险意识建设、公信力建设和责任意识建设,提升这方面的治理能力。     

大学生吸烟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2年在某大学的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建立了大学生吸烟风险认知的路径分析模型,对影响大学生吸烟风险认知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讨论.研究发现:吸烟网络规模对大学生的吸烟风险认知具有显著影响,而大学生个人的冒险性格特征对其吸烟风险认知没有影响;吸烟网络规模对吸烟风险认知的影响不是独立的,吸烟益处认知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吸烟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其所具有的情境意义.     

风险沟通中的媒体责任

通过风险沟通可以让公众形成对风险的客观认知和合理态度,并在政府机构、企业、专家和公众之间形成应对风险的共识,因而风险沟通是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和环节.大众媒体作为当代社会中最重要的风险信息的传递和流动渠道,是风险沟通的要素之一,同时对风险沟通的效果有着重要影响.为了达到风险沟通的目标,媒体应该负起与专家合作、对风险信息进行适度加工、分析受众、遵守客观公正的原则、进行公信力建设等责任.     

信任建构:转型时期公安机关群众工作的基石

公安工作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密切相关。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当前转型时期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面临挑战,社会信任类型、政府信任度、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等变化对公安机关群众工作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一时期信任建构成为公安机关群众工作的基石。提升公信力是公安机关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的核心路径。以信任建构为基础的转型时期公安机关群众工作要在"亲民、合法、服务"理念基础上,完善契约型与合作型信任关系,创新联系群众方式、服务群众机制、工作新路径、思想工作方法及群众参与模式等,通过创新群众工作新路径实现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     

中国公民血液捐赠的风险认知及其文化根源

阻碍中国公众血液捐赠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健康风险认知,即担心献血会“伤身”和“染病”.这种对献血的风险认知是传统血液文化、历史供血制度延续的结果.一方面,中医的血液学说成为人们解释献血伤身的理论基础,而民间的用血实践强化了血液的生命观和社会性、增添了人们对血液的敬畏；另一方面,义务献血制度由于背离了献血的自愿性和无偿性,不仅没有使公众改变传统的文化认知,反而强化了对献血“无偿”和“健康”的怀疑,而20世纪90年代中原地区不规范的血浆买卖所导致的艾滋病、乙肝等疾病的传播,更让人们“谈血色变”.传统的血液文化与既往供血制度成为人们献血健康忧虑的根源.     

环境问题与政府责任——基于环境政治学的视角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人们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发展、诱发群体性突发事件和政治冲突、威胁国家政治系统稳定的重要因素,这就决定了政府在解决环境问题中必须扮演主导性角色。因此,政府要制定符合公众诉求的环境公共物品的质量标准,加大科技环保投入,建立公众环境权益维护和保障机制,加强对环境的治理,促使社会环境与政治发展互利共赢。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放大的消极后果及其反思

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使得公众对于食品安全“客观必然性”的基本信任顷刻消失，不是问题的问题终于在成为大问题中撕扯着日积月累建立起来的秩序和心理，人们的情绪再难平复，不再于惯性中沉默安坐，而是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到对于食品安全的关注里。然而在对各种食品安全信息的处理中，难免出现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放大而导致消极后果，对这些现象进行反思成为必要。     

政府信任: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学问题

政府信任是指公众在期望与认知之间对政府运作的一种归属心理和评价态度,它涉及的是民众与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在西方学术界,目前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再造工程推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因此,政府信任是一个应该予以重视并加以研究的政治学问题。     

风险社会中的公众科学素养与传媒责任

邱昊在《学术探索》2012年第7期撰文认为，进入风险社会，科技发展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与掌握的科学知识程度息息相关。科学知识水平高，意味着能从更深程度和更广的范围对风险的性质、范围和带来的诸多问题进行认知，从而防范风险的发生和弱化风险的社会负面效应。随着媒介影响力和渗透力的不断加强，媒体成为公众获取科学知识的主要渠道之一，应在探讨风险社会中传媒与公众科学素养的关系时，提出传媒在提升公众科学素养中应当肩负的责任。     

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基于江苏省居民生活状况与心态调查数据

<正>一、问题提出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却存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信任危机"。各种食品安全问题、环境卫生漏洞以及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使得民众对政府以及各种社会机构、企业、媒体缺乏信任。社会信任是一个社会团结、和谐的标志,也是民众幸福生活与健康发展的保障。了解影响社会信任的因素,有助于解释社会信任水平低下的现状,为找到解决社会信任问题的办法奠定基础。二、理论研究现状分析     

政府应急管理中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探析

影响政府应急管理的因素有诸多方面,其中公众与政府的信任关系对政府应急管理的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从信任构成的内在逻辑来看,导致政府应急管理中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包括:政府自利性、政府透明度低、政府政策执行不力、网络时代的媒体舆论环境、社会焦虑心态以及灾民心态等。     

公众认知: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管理的视角

目前我国政府的公共危机信息传播机制中“官本位”的色彩还比较浓,对公众的危机认知心理的重视和把握还比较薄弱。作为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的管理者,政府应该了解我国公众特有的危机认知方式,同时还要理解他们在现代的社会环境中的危机认知心理,这是保证公共危机信息传播能取得较好效果的前提条件。     

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问题浅析——基于社会公众认知视角

从社会公众认知角度而言，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是公众对公安机关执法过程或结果进行社会认知以后所产生的一种信任和尊重的社会心理，它是社会公众在对这一过程或结果的社会知觉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公安机关履行职权的过程或结果客观上是否公正是一回事，公众主观上是否确信又是一回事。当前把握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侧重点不应该只是公安机关本身，还应该是社会公众对其认知及随之而来的信任和尊重程度。     

社会风险治理创新机制研究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面临着多元复合的风险境遇,这对政府的社会风险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手段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制度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健全风险分配机制、建立风险文化培育机制、完善风险沟通机制;在政府组织行为管理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建立风险源头预防机制、构建协作治理机制、完善政府权力运作机制;在公众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建立和完善公众责任机制、居民自治机制。     

信任重建的关键环节：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所谓政府公信力，主要是指政府赢得公众信任的程度。具体而言，政府公信力“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机构的社会形象或道德评价的问题，即政府能否做到依法行政，秉公办事，一视同仁，主要是政府的道德形象。二是公众对政府机构和官员们行政能力的信任问题，即政府是否拥有对内管理好自身事务、对外管理好社会事务的能力，能否得到公众的认同和满意。三是对各种政策的信任问题     

危机决策者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

决策者的认知是决策者对客观存在的情景在主观上的知觉、判断和体验等。有效的危机决策必须依赖于对危机的科学认知,决策者认知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危机决策的科学化和有效性。基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从危机决策、决策者、危机与决策者的相互影响等方面分析影响危机决策者认知的因素,提出优化决策者风险认知的措施,对提高危机决策者的风险认知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有积极意义。     

政府公共传播,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政府公共传播是政府公共关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塑造政府形象的有效手段。我国的政府公共传播存在制度不健全、公众不信任、人才缺乏等问题,影响了政府形象,也不利于公众知情权与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权利的落实。通过总结我国政府公共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可以为我国政府公共传播水平的提升提出解决对策。     

公众对电子政务信任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理研究

在梳理以往电子政务信任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公众参与动机和意愿、服务质量感知及公务员信息素质对公众电子政务信任影响的三个假设,进而构建了公众对电子政务信任影响机理的概念模型。在对陕西省82个县级行政区域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首次定量考察了公众参与动机和意愿、服务质量感知及公务员信息素质三个变量对公众电子政务信任水平的影响强度和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公众参与动机和意愿对公众电子政务信任影响最强烈;服务质量感知和公务员信息素质对公众电子政务信任影响依次减弱,且服务质量感知可通过公众参与动机和意愿间接影响公众对电子政务的信任,公务员信息素质亦可通过服务质量感知间接影响公众对电子政务的信任。因此,在公众对电子政务信任的建设过程中,需要重点加强公众参与动机和意愿的调动与培育,并加强电子政务服务质量感知效果的提升,同时积极提高公务员信息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