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房屋拆迁主要问题及救济路径

当前,农民房屋拆迁中存在法制不健全、政府角色扮演不当、政府法治意识淡薄、农民权益损失大等主要问题。要加强农民房屋拆迁立法,规范农民房屋拆迁主体,明确拆迁应遵循的程序,界定政府违法从事房屋拆迁的法律责任;通过宣传和教育,使政府树立正确的角色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农民的维权观念。     

农民房屋拆迁主要问题及救济路径

当前,农民房屋拆迁中存在法制不健全、政府角色扮演不当、政府法治意识淡薄、农民权益损失大等主要问题。要加强农民房屋拆迁立法,规范农民房屋拆迁主体,明确拆迁应遵循的程序,界定政府违法从事房屋拆迁的法律责任;通过宣传和教育,使政府树立正确的角色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农民的维权观念。     

组织性依附：青年职业农民自我发展的实践困境及其策略建构

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青年职业农民的兴起已经成为当前最为显著的乡村发展趋势。文章通过对鄂东北S县青年职业农民的调查，分析了青年职业农民自我发展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与实践困境，重点探讨了这一群体应对困境的能动策略。研究发现：青年职业农民的生存境遇受到政府扶持“帮能”不“帮弱”、关系用工日益异化和后致性竞争加剧带来的个体能力困境三重因素的影响。作为应对方式，青年职业农民积极建构出依附政府部门、专业协会和产业联盟等公共组织的“组织性依附”行动策略，获得了来自外部世界的雇工、技术和价值认同，在绕开村庄社会的基础上促进了个体的自我发展。关注青年职业农民的发展状况，重新厘清这一群体与乡村组织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乡村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农村征地拆迁冲突的生成与化解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由农村土地征收与拆迁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已成为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实际上,农村征地拆迁是政府、村委会和村民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只有有效解决各方面的利益冲突,才能够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最大化。从本质上讲,农村的征地拆迁冲突是由于政府的行为错位、补偿标准的不统一、农民参与和决策权的丧失以及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因素造成的。建立就业和社会保障机制、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建立政府应对机制、缓解征地拆迁矛盾是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乡村治理中的情境博弈、策略选择与利益协调——基于鄂西L县政府贫困治理的案例分析

在乡村治理中,话语情境的政策逆变、关系情境的利益寻租和常人情境的权宜取向往往导致地方政府的行动困境。困境的化解有赖于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包括向上回应与制度创新的政策变通策略、资源配优与治权引导的利益共谋策略和柔性运作与程序规范的行为约束策略等。这一治理方式揭示了乡村社会中地方政府与各利益主体间的复杂关系,地方政府需要以“合法化”的话语规则、“合理化”的道义关系和“合情化”的常人理性来协调各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以此实现乡村治理中的“治理有效”和“善治”目的。     

城市房屋拆迁中政府权力的错位与矫治

城市拆迁涉及地方政府、拆迁方和被拆迁方等多方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文章主要分析地方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权力错位的成因及产生的负面影响,继而提出有效矫治城市拆迁中政府权力错位的对策思路。这有利于规范政府的管理行为,有效保护被拆迁方合法利益的实现。     

创设“功能性接点”——应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两难困境的中国经验

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关系的良性调处，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维度。针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收—放”互斥两难困境，我国构建了一种新结构性场域。即跳出政府与社会个体单层关系的限囿，立足于政府与社会个体、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双层”关系的划分，创设了第二类中介——协调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关系的功能性接点。驻村干部和社会组织孵化机构等都属于功能性接点。它们的组织形态各异，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位置和治理属性相同：双向赋能的行动中介、有为政府的策略选择、政社互动的弹性空间。以人民中心理念为政治引领，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行动指引；强有力的国家行动体系，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组织保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制度支持。     

社会组织“嵌入式”社区治理的本土实践——基于多案例的分析

社会组织因与既有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不同关联产生依附式、合作式和竞争式等三种嵌入关系,通过信任机制、行动机制和能力机制等服务策略的施行,产生了提升政治认可、激发社区活力和再造社会资本等多种嵌入效应。以国家法团主义和公民性为视角比较不同社会组织与政府及社会组织间的嵌入差异,能更深入了解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本土实践价值。W市T区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案例,是基于嵌入式治理的解释框架实现的。     

非制度性依赖:中国支持型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探索

支持型社会组织是指,制度上独立于政府和企业,致力于调动资源和信息,培养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的能力,促使其在社会中建立横向和纵向联盟的民间组织。从资金、目标、领导、行动策略角度出发,中国的支持型社会组织对政府具有依赖关系。这是通过权威、私人交情、领袖魅力等非正式关系实现的非制度性依赖。在政府的社会服务职能转移背景下,支持型社会组织对政府的非制度性依赖隐藏在制度性的自主性下。     

公民权利的“断头路”应切实打通

如果说各级地方政府热衷于争上大项目、修建高速公路,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铺筑硬件之路,那么有效打通公民权利救济的"断头路",无疑是构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软件之路.硬件建设往往具有立竿见影的功效,自然成为当下各级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最佳首选.然而对硬件建设过多的物力、财力和人力投入,势必影响、忽视甚至放弃软件建设.目前堪忧的是人为设置各种障碍,造成公民权利救济的"断头路".譬如目前全国遍地开花的"城中村"改造拆迁项目,政府单方面给被拆迁人定好了拆迁范围、补偿单价、补偿面积、安置地点等等,被拆迁农民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机会和权利,即使政府的拆迁补偿极端不合理甚至严重违规、违法,被拆迁人也几乎没有任何权利救济途径.在此大背景下,大量开发商更是明目张胆地采取断水、断电、堵路等非法强拆手段迫使被拆迁户搬迁.更严重的是,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和金融借贷的收紧,部分依仗权贵支持而无资金实力的开发商,拆了农民的房屋而又无力开发建设,造成补偿和回迁长期得不到落实,严重损害被拆迁人利益.据实地调查,大多数被拆迁农民还是能够理解和支持政府为了美化生存环境和提高城市品位的拆迁改造活动的.但从实际情况看,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拆迁活动没有依法征求农民意见、违背农民意愿、补偿安置不合理、借拆迁随意侵占耕地和侵占农民房地财产权益等等.     

管制与扶持:农村金融的供给“阀门”——政府与农民金融供需路径的“博弈”

农村金融道路的选择是政府与农民博弈的结果,由于博弈局中博弈主体不同的利益取向与策略选择,导致了农村金融领域的低效率纳什均衡,政府没有管好农村金融,农民也无法获得最优金融供给。要改变农村金融低效局面,就需要博弈双方站在理性的角度组建新型的合作基金会,特别是政府要通过法律、行政等手段来确保条件的实现。     

市场化征地拆迁模式的运作机制及其后果——基于H省A县城郊农村的调查

征地拆迁是我国现阶段城市化工业化的必然现象。在政府拆迁模式下,地方政府无法解决统一的拆迁政策供给与差异性的分散需求之间的矛盾,这导致了征拆难度的上升和成本的急剧增加。而在市场化征地拆迁模式下,通过拆迁公司强力控制拆迁补偿标准,有效地抑制了被征拆户的个体化差异性诉求,从而化解了政府拆迁的困境。但是与此同时,市场化征地拆迁模式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真正的困难户群体无法得到合情合理的照顾,拆迁公司的利润相当于挤占了困难户的救助款;拆迁公司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与被征拆户关系不断恶化,容易引发意外事件;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受到损害,从长期来看不具有可持续性。要真正解决征地拆迁中的矛盾,必须加强政府自身的治理能力和合法性建设,建立一个公开透明有效的谈判机制,将征拆中的利益博弈纳入到一个有序的轨道。     

论政策过程中的言说与行动

近代社会以来,言说成为影响政策过程的主要方式。为了防止言说带来无休止的争吵甚至暴力,言说被放置在制度主义框架之下,但制度化的言说却被扭曲、被空洞化,丧失了实质性的意义。协商民主意图通过协商和对话来重振言说,但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扭转言说受到精英控制的局面。20世纪后半期以来,行动主义兴起,行动主义突破了言说的制度主义框架,以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行动来做出表达。政策系统的边界被打破了,政策过程扩散到私人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的行动中,一个合作的政策行动体系逐步生成。     

新拆迁条例尚须正确处理四大关系

征地拆迁信访、暴力频发,强烈呼唤新拆迁条例的出台。新拆迁条例征求意见稿除在公共利益、征收程序以及旧城改造等问题上尚需深入研究和论证外,还应正确地处理几大关系：其一,应该实现农民和市民地产的无差别和无歧视保护;其二,必须完成新条例、《城乡规划法》和《土地管理法》三者之间的有机衔接,使后者成为前者订立和实施的上位法基础;其三,不应耗费太大的立法资源对二者的差异性过分地强调和区分;最后,中央应该加大对中西部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的转移支付或者通过立法允许一定级别的地方政府开征相应税种,从而为理性拆迁奠定财政基础。     

农村征地拆迁利益分配机制构建

农村征地拆迁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征地拆迁工作任务量大、涉及面广,涉及农民根本利益、切身利益。当前我国农村征地拆迁工作需要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生活保障机制,积极发挥司法救济在拆迁工作中的作用,使拆迁工作平稳有序进行,使农民利益得到合理保护。     

胡适与"好政府主义"论析

20世纪20年代胡适揭橥张扬“好政府主义”。本文试从其社会背景及其思想体系入手解析胡适这一政治思想。20世纪初期处于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糅合,形成了胡适这一时代孤独者的性格和思想。他终生坚持自由主义,服膺实用主义,崇尚实学,对社会现状并非消极对待,而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关心和参与政治,“研究问题”并力求解决问题。他的政治哲学观是政府工具主义,主张“好人”———社会精英努力共建好政府,为民众谋福利。“好政府主义”的实践虽然失败了,但我们看重的是其历史价值在今天的一些积极意义。     

人大圆了群众安居梦

巴南区人大常委会把对拆迁安置房建设监督工作作为今年监督工作的重点,并把它与＂代表行动＂、＂民生大事助推行动＂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常委会监督工作同区委要求合拍,同政府工作合力。     

一种强关系:自上而下型行业协会与政府关系探析

自上而下型行业协会与政府在结构与行动两维度上均体现为强关系,人事重叠是其典型特征。这种关系在投入、产出与公信力方面表现出互依赖性,在规范与权力两维度上呈现出不对称性,而在利益与运作原则维度上隐含着根本性的冲突。当挂靠国有企业时,这种强关系随之平移到企业与协会中间。这种强关系需要国家法团主义模式之上形式合理的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制和约束。     

“国家——社会”视野中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

如何处理好政社关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指标。政社关系具有不同的形态,必然影响到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看,存在政府主导型、社会组织自我管理与服务型、独立机构管理与服务三种模式。政府总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有自己的行动目标和逻辑,由此决定行动策略,进而影响到社会管理创新的程度。     

草根维权组织的属性考察与运作分析——基于对H市“城中村”改造中维权组织的调查

基层民众的集体维权是我国底层抗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以实证调查为基础,探讨H市"城中村"村民维权组织在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对政府征地拆迁计划实施抵制,并进行利益表达、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文章着重分析维权组织成立的原因及其属性、维权目标与行动方式、维权组织的普通成员及其骨干分子等问题,并就这些方面与既有研究进行比较。调查和分析表明,这些组织具有临时性、民间性、地域性、非政治性、非正式性以及弱组织性;通过各种合法的渠道进行抗争是它们日常维权的主要方式;维权骨干分子是村民中有代表性的成员,但不是显著有别于普通维权者的特殊阶层,他们在维权中公私兼顾,并非纯粹为民请命。维权组织的存在有利于增进官民之间的沟通,减少非理性抗争行为的出现,有助于和谐地解决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冲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