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重塑——基于浙江省L村青年群体的田野调查

数字经济的发展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型的劳动形式和内容，乡村青年群体已经构成现阶段中国数字劳动的主力军。本研究尝试跳脱“剥削”框架，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浙江省L村的青年群体为研究个案，在分析乡村青年数字劳动的组织与内容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围绕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重塑展开讨论。研究发现：（1）个人社会资本增值构成数字劳动中乡村青年社会认同的底层逻辑，数字劳动使得乡村青年在职业向度实现由“农民”向“新农人”的个体认同转变，并通过乡村可见性的提升带来群体情感链接的强化，进而促进群体认同；（2）乡村青年数字劳动对乡村文化空间的塑造，对外表现为通过回归“真实”表达实现对城市话语体系下作为“景观”的乡村文化抵抗，对内表现为在数字劳动实践中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以多维在场的方式促进乡村交往空间的拓展。     

农村青年后备干部的发展困境及其生成逻辑——基于武汉市J区M街道的田野调研

农村青年后备干部是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人才力量。研究发现，在基层治理转型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县域政府为了优化村级组织的人才基础，缓解村级治理压力，通过公开招考渠道向村庄制度化地输入青年后备干部。在实践中，这一基层干部供给制度表现出选聘和培养环节分离的特点，农村青年后备干部由于难以正式进入村治队伍，面临去留不定的发展困境。后备干部制度的不完整嵌入、发展激励与培养预期的错位、制度目标偏差下的能力锁定，共同形塑了青年后备干部的发展困境。青年后备干部群体的职业际遇，反映出后备干部制度设计与乡村治理需求之间存在张力，国家制度嵌入社会的过程中仍需要重视基层社会治理的适配问题。     

斜杠青年的职业身份建构研究——以斜杠健身教练为例

斜杠青年（主副职不相关）面对专业差距和职业规制对身份认同的冲击，为了持续获得斜杠身份赋予个人的自我确证和价值满足，他们创造优势、赋能副职发展、发挥职业主体性，建构出具有比较优势的职业身份、塑造非职业但专业化的职业角色、加强副职身份认同。研究斜杠青年职业身份建构一方面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个群体的处境，发现他们将多重职业身份的建构视为个体发展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为斜杠青年的出现及演变提供了多方位分析角度，找出斜杠青年职业身份建构中的困境与冲突，启发解决路径。     

政治冷漠：当前青年农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心态与行为

本文从实证角度描述了青年农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现状:政治冷漠。政治冷漠是我国乡村民主化建设的一大阻力。村委会选举与青年农民间的利益关系弱,青年农民的经济困境、村庄权力格局中所处的劣势地位、选举中较弱的政治功效感及其传承的村庄记忆等五大因素与其群体特质相结合是造成青年农民政治冷漠的成因。促进青年农民摆脱经济困境,增强村委会选举与村民的利益关系,改变农民群体的弱势地位,是解决青年农民政治冷漠问题的标本之策。     

嵌入、表达、认同:斜杠青年的自我实现研究

斜杠青年是现代性社会发展和青年特质结合的必然产物。他们是直面社会对个人的消解、拒斥所有的“假定”,基于个人能力、专长而发展多重职业身份、获得多份收入的新型职业群体的代表。本文将斜杠青年产生和发展置于现代性社会发展中,立足青年职业和个人发展的现实问题,探究斜杠青年通过嵌入新的工作情境、表达真实自我、消解个人的无力感和价值感的迷失,并立足目标,将改造自我置于动态和持续的反思过程中获得自我认同,最终实现自我的过程。     

会员消费：青年群体数字内容消费现象透视

数字技术变革与精神消费升级催生了数字内容的生产，青年群体通过会员消费成为数字内容的主要消费群体。通过对青年群体会员消费的剖析，可以发现，青年群体会员消费具有“唯快不破”的即时性获取、“体验至上”的情感性满足、“层级差异”的可见性供给等特征。青年群体会员消费的实践逻辑，在个体层面体现为时间控制和轻歇体验，在群体层面体现为圈层区隔与自我归属，在社会层面体现为动态诱导和非会员排斥，从而在会员消费过程中给青年群体带来情感满足、圈层归属以及碎片化消费、身份焦虑的双重影响。为了避免青年的盲目消费，也为了会员经济的健康发展，应当建构会员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从青年自身、网络平台和国家治理三个层面共同完善会员消费市场，引导会员经济健康发展。     

培养“三种情怀”提升青年就业内驱力

青年就业力是青年作为就业主体在择业就业过程中呈现的各种能力的总和，它既包括促进职业选择、职业适应、职业提升的软实力，也包括岗位胜任、职业潜力发挥等硬实力。青年就业力的提升，关系青年群体就业问题的解决，也关系青年劳动力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坚持“一个观点”，建立“双向认知”，培养“三种情怀”，修炼“四项技能”，是提升青年群体可持续就业力的有效途径。     

草根青年组织的个案研究——对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的调查与思考

打工青年艺术团以"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为宗旨,在顺应社会发展需求中形成了组织结构扁平化、纵深联合能力增强、整合社会资源意识和能力提升、服务功能日益泛社会化的特征,并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家园、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诉求、培育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的载体、增强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认知方面凸显了广泛的社会功能.同时,打工青年艺术团面临着发展困境,这些困境反映了草根青年组织发展的共同难题.     

职业青年工作压力及应对方式研究

当代社会的极速发展为职业青年带来职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工作压力,调查研究表明,职业青年的工作压力主要来源为工作家庭矛盾、工作超负、经济压力、组织支持、组织氛围、职业发展和技术更新七方面,多数职业青年能采取积极方式应对工作压力,其支持系统中家庭为主要支持力量,需要从组织及社会层面实施有效措施,充分发挥组织和社会对职业青年应对工作压力的支持作用。     

农村青年的就地城镇化:转换、困境与出路

就地城镇化对本地农村青年的成长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珠三角G市D区的调查,我们发现,农村青年在就地城镇化过程中经历了身份特征、生活方式和职业发展路径的城镇化转换。就地城镇化一方面促进了农村青年"人的发展",使农村青年借以获得更丰厚的集体经济分红和土地升值红利,接受更优质的教育培训,开拓更广阔的职业空间以及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但另一方面,部分农村青年在就地城镇化转换过程中也表现出种种不适应,从而陷入价值认同困境、职业发展困境、社区参与困境和群体融合困境,这些问题越来越成为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需要引起政府、社会的高度警觉和重视。     

返乡青年回嵌乡镇：双重理性、城乡推拉力与生产重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返乡青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主体。在全球经济低迷、国际关系复杂的背景下，返乡青年回嵌乡镇具有重要的意义。返乡青年回嵌乡镇面临生产方式重构的挑战，并在重构过程中受到城市、乡士、个体和政府等四种力量的影响。返乡青年选择回嵌乡镇是基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双重考量，受城市推力和乡村拉力的双重影响。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青年能回嵌乡镇离不开多方社会政策的支持。社会政策可以根据返乡青年群体的不同诉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一是为有想法和有专业能力的返乡青年提供参与乡村治理的机会和平台，培养其成为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二是识别出被动的返乡青年，为他们提供技能培训、潜能激发以及参与动机提升等服务为其积极赋能；三是改善乡村创业就业的条件、政策和环境，提供公开透明的平台助力返乡青年实现专业价值；四是乡镇政府在环境改造、市场建设当中要考虑乡土文化规范、农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习惯，探索适合乡镇发展的市场运作方式，增进乡镇的市场活跃度。     

社会“自组织”现象与党的青年群众工作

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与服务他人,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府转型、市场发展、需求扩张、互联网革新共同助推社会“自组织”进程.虽然“自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占据党政的传统空间,影响对社会的整合,但同时也为政党、政府转型提供了机遇.青年是“自组织”的重要力量,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心态的走势,乃至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现阶段,重构政社关系与党、团组织重新嵌入社会,应该成为社会管理与党的青年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     

青年自组织：从“他组织管理”到“自组织管理”

蓬勃兴起的各类青年自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增加社会和谐因素的同时，因其发展的低水平以及管理的混乱无序，也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由此引发了对青年自组织开展自组织管理的思考。以青年自组织为研究对象，在对自组织管理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自组织管理和他组织管理进行比较，以论述自组织管理的内在优势，进而指出从他组织管理走向自组织管理是走出当前青年自组织管理困境的必由之路。最后就如何实现青年自组织由“他组织管理”向“自组织管理”的过渡，以引导青年自组织健康发展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     

青年县域城乡流动及对乡村振兴的参与研究

来自农民家庭的青年是乡村振兴重要的内生动力来源,虽然其中绝大多数选择非农就业,但是青年在县域城乡流动显示出其具有参与乡村振兴的现实性.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质性访谈方法,研究发现,青年对于近几年来乡村振兴工作高度认可,乡村的宜居化吸引青年在村居住,县城青年具有"城乡两栖""客乡"的特征,离县青年对乡村较为疏离,但未来有可能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主要特点是在村青年对乡村产业兴旺有较高期待,青年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最为普遍.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组织形式有村集体引领、青年个体自发带动和青年自组织三种形式.通过分类、比较和归纳,本文提出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存在以村庄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通过将青年组织起来,便显现出一条青年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路径,即依靠村集体的引领,青年个体自发带动和自组织,让同心圆能够向着村庄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青年自身的社会网络,叠加经过组织活化的同心圆结构,将形成新的青年社会网络.     

青年微公益的社会学分析

微公益是当代青年群体、新型信息技术与现代社会公益的巧妙对接.青年微公益反映了当代青年对社会参与的渴望,也体现了社会信任不足的现状.经由微公益,青年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弱关系”.这种“弱关系”是值得珍视并需要小心维护的,以免使得青年变成彼此“没关系”的原子化个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应促成青年微公益向资讯型公益、生活型公益和创业型公益的优化升级.     

新时代中国青年在仪式场中的荣誉感考察

“荣誉感”作为个体对来自国家和社会褒扬与赞誉的主观感受及自我肯定性的心理体验而言,本质上是个体一种内在的德性,是个体在组织或国家社会参与中衍生的感知体验;其对于个人生活及社会参与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或价值。通过考察青年群体在国庆仪式中的荣誉共识及再建构过程。     

缺位、补位与就位: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相关问题探究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综合性的国家战略,青年是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力军.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乡村落后于城市这一基本事实所形成的各种推力、吸力和习惯力,造成了乡村青年发展的结构性困境,使得大部分青年普遍缺位于乡村建设.随着诸种条件的变化,青年群体的乡村建设主体性得以培育和发挥,他们通过在村创业就业、返乡创业就业、乡村公益、服务基层组织等各种方式积极参与乡村振兴,促进了乡村建设事业的发展,这在一定意义上可谓是对先期缺位现象的补位.各种补位方式彰显了新时代不同于以往青年参与乡村建设的时代特殊性和社会主体性.但从长远来看,青年参与乡村振兴事业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的工程,参与的方式肯定也会更灵活多元.要使青年群体就位于乡村振兴事业,建议采取加强农村基层建设、大力推行县域统筹乡村振兴、加强相关社会配套、鼓励多种方式参与和培育关键少数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等方式进一步丰富提升青年群体的参与度.     

青年“乡村CEO”赋能乡村振兴的创新模式、现实困境和策略选择

青年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源头活水。青年“乡村CEO”是乘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之机、建设田园综合体的现实之机、打造数字乡村的技术之机涌现的崭新职业，其赋能乡村振兴的创新模式主要表现为：在主导层要坚持政府牵线原则，公开招聘各类人才；在任务层要成立专门运营公司，全面整合乡村资源；在标准层要明确政企权责边界，制定业绩考核指标；在动力层要带动村民共建共享，收获职业价值认同。目前，青年“乡村CEO”面临运营公司整合范围有限、政企权责边界有待清晰、职业长期规划尚未明确的现实困境，需要从鼓励抱团发展，实现乡村资源共享；推动村委放权，明确政企职能权限；完善配套制度，拓展职业成长空间等方面探索破解之道，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注入发展活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实践研究——以川西平原农村为例

村级组织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治主体和组织行为都受到外部制度环境影响。文章通过对成都山镇治理变迁过程的考察发现，村级治理行政化转型与地方社会结构要素相结合，共同形塑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结构。村级治理行政化等外部制度环境变迁、社会结构原子化以及家庭结构中女性“半劳动力”人力资本价值实现驱动，共同促成了城乡融合地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趋势。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成为城乡融合地区农村的客观选择和现实，这得益于治理资源密集输入、村级治理力量充足以及乡村关系高度一体化。青年女性村干部虽然能够胜任当前基层治理事务要求，但行政治理体制结构使其陷入治理成本过高的困境。     

我国青年环境关心的变迁演替——基于CGSS2003—2021的数据分析

青年群体的环境关心水平受制于其所处的社会情境。文章基于生命历程的视角，利用三期CGSS数据，探寻在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青年群体环境关心的影响因素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替变化的。研究发现，青年环境关心的历时性变迁，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转轨、生态环境状况和政府环境治理等时代特征密切相关：1.经济收入对于青年环境关心的影响呈现倒“U”形曲线，出生于20世纪60—80年代的个体，收入对其环境关心水平的影响效应整体上在波动增强，对于“80后”的青年群体，收入的影响效应在持续减弱。2.政府环保工作评价对青年个体环境关心的影响效应则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推进而减弱。以上发现对于国内环境关心经验研究的整合与推进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