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的初步考察

与学派之争无关的主客观争议,有必要从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予以剥离。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其意义可分为两个维度。第一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涉及刑罚对象的争论,即刑罚的对象究竟是对法益的侵害还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第二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乃是在不法论意义上而言,即不法的成立是根据行为的客观面或是行为人的主观意思进行判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在我国刑法学中尚未真正展开,双方的论争缺乏针对性,且在概念的指涉与运用上充满混乱。就我国刑法的立场问题而言,有必要根据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的不同维度进行立场选择。在第一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应采客观主义;在第二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应采受客观主义严格约束的主观论,即一种以法益侵害为基础的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     

刑法主观主义理论地位之重新审视

作为刑法史上的两大主流理论体系,刑法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论争已久,但在新时代的背下,随着刑法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的转换,两种理论体系逐渐相互吸纳与融合,我国目前的刑法理论受客观主义思想影响甚重,忽略了对主观主义理论的研究,存在不合理之处。随着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发展,比较其他各国刑法理论的发展动向,应当重新审视主观主义的理论地位。     

犯罪人分类标准新探--以犯罪人格为视角

在犯罪人分类的标准选择上一直存在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争,但是单纯的客观主义标准或主观主义标准无法对犯罪人进行科学的分类."犯罪人格"的概念因为其丰富的内涵,能够成为划分犯罪人的科学标准.建立以"人格"为标准的犯罪学分类理论,应当成为犯罪学的发展方向.     

我国刑法中主观主义地位的界定--兼与张明楷教授、周光权博士商榷

刑事立法中的某些技术问题的变化与刑法客观主义或主观主义的立场本身并无直接联系。我国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主观主义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     

新刑法与客观主义

新刑法与客观主义张明楷一、序说：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区别刑法理论上存在旧派与新派之争，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者在犯罪论方面表现为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也是不言而喻的现象。客观主义认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表现在外部的犯罪人的行为及其实害。因为犯罪是对...     

论定罪中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解读刑法理论中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

我国定罪中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以我国犯罪构成中的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为基本逻辑支撑点,是犯罪成立条件体系中所应遵循的原则。因此,其与在犯罪本质论层面上所出现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无内在的逻辑关系,也不是对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缺陷的扬弃。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是关于犯罪本质为何物的理论争论,因此不应在犯罪成立条件层面上对它们进行解读。定罪中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是静态的要件之统一,而是定罪过程中复数主体间的共识。     

“走进马克思”与“走近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解释学观念探讨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人们有着不同的解释学观念,“走进马克思”和“走近马克思”这两个口号,就反映了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两种不同的解释学观念,即“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或主观主义的解释学观念。要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客观性立场,反对主观主义的立场。在坚持客观性立场时,又必须反对绝对主义的立场,贯彻理解问题上的辩证法。从辩证的客观性立场来看,走进马克思和走近马克思的对立就消失了,走进马克思也就是走近马克思。     

论西方刑法的哲学基础与结构矛盾

西方刑法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分别以抽象人本质观和实证人本质观为其哲学基础。在刑法体系上 ,客观主义是行为与行为人和罪与责抽象统一的“罪———刑”体系 ,主观主义是行为与行为人和罪与责主客观分裂的“罪———责———刑”体系。两大学派理论上的唯心主义片面人本质观决定了西方刑法体系上犯罪与责任不能真正统一的深层结构矛盾。     

刑法主观主义与中国刑法

一、刑法主观主义与中国当代刑法理论翻开历史画卷 ,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人类社会自从建立刑事法律制度以来 ,对犯罪者科以刑事责任 ,一般都是通过刑罚的力量来实现的 ,“然而科人以刑责 ,何以能实现正义 ,亦即刑事责任之理论根据如何 ,是乃刑法思想之根本问题 ,每因时代不同而异其见解。”①一般认为 ,在刑事责任之理论根据问题上 ,西方刑法学说史上最经典的对立是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近代学派之间的论战 ,两派争论很大程度上就是主观主义 (又称行为人主义 )与客观主义 (又称行为主义 )的对立。② 客观主义学派和主观主义学派…     

刑法客观主义与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属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交叉的问题,结合刑法学的思考,研究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可能会有新的收获。对于非法证据排除,从诉讼法的角度制定操作标准是重要的,但刑法基本立场从主观主义向客观主义的转变也至关重要。本文对刑法主观主义对取证工作的消极影响进行全面分析,并对刑法客观主义与非法证据排除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进行了深入探讨。     

刑法解释立场的历史考察——主观解释论之提倡

刑法解释经历了从主观解释论到客观解释论的演进过程,现阶段,从世界范围来看,客观解释论正成为一种有力的学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所处的地位并不相同,在经历了罪刑擅断、人治统治的历史之后,人们对立法者充满了无限的期待,体现在刑法解释上就是要求坚持主观解释论。而当法治的进程进一步推进,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法律的安定性,还要求法律实质上的公平、公正。联系社会发展以揭示法律内涵,遵守成文法不囿于文字本身的刑法解释客观论,遂成为刑法解释论上的特色。从历史的角度看,法治理念、法官素质、刑法实施的时间与刑法解释立场的选择具有密切的关系。我国是经历了几千年的人治统治的国家,法治建设才刚刚起步,法官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刑法实施仅十余年,这要求我国在刑法解释上应采主观解释论。     

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分野及趋同

客观主义从人的共同理性、人格同一性出发 ,以行为为中心 ,注重行为客观社会危害的犯罪评价 ;主观主义从人的超越理性、人格特殊性出发 ,以行为人为中心 ,强调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犯罪评价。 1 9世纪以来 ,主观主义、客观主义由对立走向折衷、调和以至统一 ,形成了折衷主义。刑法典与司法运作折射着其背后的理论蕴含。在当代刑法中 ,量刑不仅要依据行为、实害、故意、过失 ,而且需考虑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 ,此为量刑之折衷 ;人身危险性从两个角度介入定罪 ,是为定罪之折衷。     

有我无我之际:漫说法律与道德的语境差别

道德与法律存在着“有我”与“无我”的语境差别,二者不可随意混淆。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证明,如果忽视语境差别而将道德与法律混为一谈,便可能产生负面、消极的后果,甚至使道德与法律两败俱伤。道德话语若想实现向法律话语的转换,必须超越“有我之境”,即将特定的主体转换为一般主体,法律才能公平、公正,从而得到尊重和奉行。     

论间接正犯的着手

间接正犯的着手是共犯理论中立场对立鲜明、争议颇大的问题,主、客观学派对于间接正犯着手的考察相去甚远,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实务中也未曾达成共识。事实上,对间接正犯着手的考察应该站在客观主义的基本立场下,辅之以间接正犯的人身危险性考量,借鉴保安处分制度的优势,进而保证刑法的公平正义。     

对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反思——兼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

“主客观相统一”是我国刑法中的基础性原则 ,而传统刑法理论对该原则的理解有失偏颇。事实上 ,这一原则是矛盾的统一体 ,是现代各国刑法的共有基础 ,与国外刑法理论中的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并不是必然对立的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承揽人抵押权之修改——兼评祖国大陆《合同法》第286条和有关司法解释

承揽人的抵押权是否应该进行登记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对承揽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以及第三人的利益影响甚大,需要妥善处理。本文分析了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承揽人抵押权修改的原因与经过,并以此为参照,分析了祖国大陆《合同法》第286条的规定,认为祖国大陆《合同法》第286条和《法释〔2002〕16号批复》存在缺陷,需要进行改进。     

论我国私人承担行政任务的行政法规范模式选择——基于德国主观主义模式与法国客观主义模式的比较

我国行政法不具有规范私人承担行政任务的功能。德国和法国都将私人承担行政任务纳入了行政法的规范,但两国基于不同的法哲学立场采取了不同的规范模式。比较德国主观主义模式和法国客观主义模式,综合考虑两种模式的功能完善程度和对我国的适应程度,我国应选择在安定性和合目的性之间予以调和的相对主义模式。     

诉讼时效期间立法模式之我见

各国关于诉讼时效期间制度主要有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立法例,通过对中国和德国诉讼时效改革的比较法研究,提出诉讼时效期间制度因各国所采用的不同的立法例而有所不同,因此不应割裂不同立法例而论其长短的观点。在当代社会,诉讼时效期间制度采用主观主义立法例存在明显的优势,应为我国未来诉讼时效期间立法所坚持,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行诉讼时效制度予以完善。     

价值与制度的贯通:现代民法文化研究纲要——兼论我国民法典的制定

民法价值和制度之间需要民法文化来贯通.现代民法文化既要实现个人自由又要实现社会正义的价值,而这两种价值的变迁都可以在人格、所有权和契约制度中得以体现.在我国当前的民法制度建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培养民法文化的成长,另一方面应该用现代民法文化的精神来指导民法典的制定,因为民法典是目前构筑现代民法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     

Varieties of Welfarism in European Contract Law

Abstract:  A scheme describing six welfarist directions in modern contract law is used to assess the extent to which current European measures that affect contract law have embraced these welfarist developments. Although some EC legislation may be interpreted as possessing elements of a limited welfarist perspective, it is concluded that bolder welfarist strands have proved largely absent. A European civil code or contract code would prove too static an instrument to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further welfarist develop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