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政党“建国”“治国”思想——一种政治监督的视角

"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是孙中山政党思想的重要内容。"建国"、"治国"思想蕴涵了政党政治监督的思想成分。以"主义"为政治理念的引导性监督和以舆论宣传为主要手段的舆论性监督是孙中山领导的政党政治活动的两种重要的监督方式。本文从政治监督的视角对孙中山的政党思想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政治启示意义。     

“四个全面”: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指导思想

"四个全面"是党治国理政的新归纳,开创了对于伟大民族复兴认识的新意境,是适应当前国内外大小气候环境的新举措,为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及其哲学意蕴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集中体现了在我国社会现阶段全面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际具体运用,是党治国理政方略的新创造。在"四个全面"中,最终目标的核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动力是"全面深化改革",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实现的法制保障。"四个全面"立足于解决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是现阶段指导我国建设的理论源泉和思想动力。"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深刻地体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系统观,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最宝贵的思想财富。     

我党治国理政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深入学习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具有丰富内涵和内在联系,即战略目标决定战略举措、根本保证保障战略目标和总目标、两翼双轮推进两个建设。中国梦与"四个全面"完美对接、融为一体,是指引继续推进"四个全面"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四个全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其精髓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正处在关键的历史节点和全新的发展起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启的以继续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本文论述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新时期治党治国的客观要求和基本思路 ,坚持这一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坚持不懈地加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坚持法治和德治的统一 ,是我们党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的新思维——深入学习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

统一战线是党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治国理政的一大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的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颁布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统一战线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中,在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方面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中国梦"为最大公约数,拓宽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的范围和对象;以科学的人才观,确立"留学人员为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以"争取人心"为本,尊重包容一致性与多样性并存共生。     

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战略路径解析

我国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的基本目标是实现边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与维护边疆长治久安。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离不开党和国家的运筹帷幄.加速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边疆民族地区的基层党建和贫困治理相互联系、相得益彰,必须强化以党治国、政党一群众治理的新模式,才能应对边疆民族地区错综复杂的脱贫攻坚的新情势和新挑战。为实现党和国家领导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宏伟战略,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和合共生"和"多元互动"的边疆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略。     

好的政治没有捷径

如果说两会是观察中国政治运行的窗口,那么"民主"无疑是这个窗口内最引人注目的风景。代表委员齐聚一堂,议国是、定国策,可以有"尖锐的批评",也可以有"激烈的争论",因为大家的目的,都是在交流互动中达成共识,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     

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文献综述

孙中山把他所领导的革命团体称之为政党,孙中山政党思想不仅仅采纳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也结合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最重要的是结合了当时中国国情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政治。通过对孙中山政党思想专著、论文加之追溯孙中山政党思想渊源、转变和"以党治国"思想的了解对孙中山政党思想的研究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从而去探索孙中山政党思想的发展规律,对于把握政党的发展规律以及我国当今政党政治的建设和发展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民党“以党治国”思想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影响

苏维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时建立的一种新型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然而在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各苏区普遍存在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致使民众过分相信党、而对苏维埃政府信仰不济。虽然形成如此党政关系模式的原因颇为复杂，但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师俄”成型的“以党治国”思想对中共的影响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对“三个代表”与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思考

“三个代表”思想是当前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总纲 ,而解决台湾问题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党和国家新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我们按照“三个代表”要求解决好台湾问题 ,一要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 ,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 ,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物质保证 ,同时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国防建设与军事斗争准备之间成本和效益的平衡 ;二要大力弘扬“大一统”文化观 ,强化一个中国观念 ,拓展两岸交流的渠道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成为维系两岸的精神纽带 ;三要尊重台湾主流民意 ,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 ,保护好台胞的正当合法权益和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运用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进步的最高评价标准的原理,指明了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目标;"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意识形态和科学文化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的原理出发,指明了执政党思想文化建设的时代方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原理的高度,揭示了执政党生命的源泉.     

践行“三个代表”坚持执政为民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执政为民从根本上讲就是要求我们党的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拥护为最高标准。     

论“一国两制”视阈中的政党制度和政党关系

我国已经形成了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不同政党制度。“一国两制”视阈中的政党制度应当具有超前性、包容性和可行性。“一国两制”视阈中的政党关系，可以大概分为合作型政党关系、协商型政党关系和竞争型政党关系三种。为了继续保持并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要“抓大放小”，构建学习型政党组织，把所拥有的执政资源转化为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     

只有始终坚持"三个代表"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完全是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80余年来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基础上的提炼与升华。回顾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各方面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党什么时候坚持了“三个代表”,做到了“三个代表”,我们的事业就发达;什么时候偏离了“三个代表”,没有完全做到“三个代表”,就会遇到困难和挫折。结论是:只有始终坚持“三个代表”,党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浅议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哲学基础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党的执政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献,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成熟执政党的醒目标志.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政治党派或国家作为"实践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理,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及她的执政理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论基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在于执政党的成员能否摆正政治权力同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     

实践“三个代表”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党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 ,把握当代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推动生产力发展 ;必须认真解决文化建设领域存在的问题 ,在全社会形成凝聚人心、引导民众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必须切实把人们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协调好、兼顾好 ,把人民群众的政治权益保护好 ,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坚持好。要进行党的组织结构和领导制度的革新 ,坚持用先进文化塑造党 ,切实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认真解决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 ,并依据新的社会结构变化 ,扩大党的队伍的群众基础 ,才能经得起新的历史考验 ,成为领导中华民族复兴的坚强力量。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制度建设的创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为新世纪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关键在于能否与时俱进,不断进行党内制度创新.尤其要集中精力对民主集中制决策制度、监督制度、选举制度进行探索创新.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的思政课教学改革探索--以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构建文明和谐校园和促进高职学生成长成才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当根据形势发展需要，结合课程实际和学生思想实际，认真贯彻《决定》精神，积极探索依法治国背景下高职院校《基础》课的教学改革，切实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貌离而神合:中国传统"礼治"与西方近代"法治"在法学价值上的契合

“礼治”是自西汉武帝之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基本治国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强调“德主刑辅”、“明德慎罚”和“礼法并用”。在一定程度上,“礼治”表现出尊重人的主体性及人的生命的人文主义特征和某种近代刑法原则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开明君主时期的“礼治”,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法治”。“法治”在中国历史上不仅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减轻民众痛苦、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积极作用,而且因自身治国理政和刑制的独特优势在人类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