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历史成就与改革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总结出一系列可被推广复制的经验,为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构建现代政府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础。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作出“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重大战略部署,明确了政府治理体系的改革方向。从有为政府建设和政府职能角度看,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政府主导、坚持政策指导、坚持创新引导、坚持群众督导等是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也是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的重点任务。为此,必须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等各类关系,积极鼓励地方试点探索,在技术驱动下创新政府治理模式,稳慎有序推进行政区划调整,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努力构建人民满意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     

专栏:政府迁移与行政区域调整

正【编者按】行政区划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调节手段。中国的行政区划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城镇化的日趋深入,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平衡城乡发展,促进区域协同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专栏的三篇文章从经济绩效、资源配置以及尺度跃迁等角度对我国行政区划调整及政府迁移的实践进行了分析,发现了其对经济发展、行政权力和空间治理的深远影响。行政区划调整不仅仅带来区域空     

政府治理体系的构建:特色、过程与角色

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体系,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和目标。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基于中国国情和多年改革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进行了“整体性治理”的党和国家机构的全面深化改革,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格局。我国政府治理体系的构建,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民政府与法治政府的内涵建设,将人民政府打造成体现多种功能的多维人民政府。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逻辑进路、时代内涵与路径创新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具有"主体复合多元""全民共建共治共享""上下有机互动""政府平台保障"的基本特征。因此,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为重点,以提升公众参与意识为关键,以夯实法治保障为根本,是新时代打造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路径选择。     

政府过程中的复杂性条块关系及其产生逻辑——基于干部调配数据的观察

条块结构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制度,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职责同构”的组织特征使得条块关系多被整体化研究与同质化对待。然而,既往研究忽视了层级与时间因素,条块关系难以被准确描绘。政府过程中基于权力运作形成的“条块层级”可作为解释复杂条块关系的重要工具,干部调配中的条块平调可以形构政府过程中存在的“条块隐性层级”,进而呈现条块关系。分析显示,条块关系在不同层级政府与不同时期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条块关系在层级维度与时间维度上的复杂性可以从条块权力的类型进行分析。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能够从整体上呈现条块结构下我国地方治理的权力运作逻辑。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行政组织立法

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行政组织是主要的主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的领导力量。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政府现化代是关键,法治化是保障。在治理视域下,行政组织法不再仅是政府内部的结构法,而是包括协调党政群关系、体现共同治理的治理主体法。从优化组织结构,体现党政群协调共治出发,积极回应国家治理现化化对行政组织的要求,通过行政组织立法明确行政组织的职权范围,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部门和地方间的横向协作关系法律化,确立社会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治理体系提供法治保障。     

胡建淼：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法治化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主要是“四化”,即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和文明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政府治理现代化,而且主要是指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因为政府是国家治理中涉及而最广的治理主体。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法治化,政府治理法治化的过程也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     

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财税法思维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新判断和新表述。财税法作为治国安邦之法,与共同富裕目标衔接紧密,是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重要法律领域。财税法通过调整和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政府预算和税收制度,回应和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提供道路支撑。新时代财税法思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立足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发展,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法治思维能力并依法拓展财源,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二是渐进推动民主、促进民生福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建构预算规范、财力协调和区域均衡的财税体制;三是实现分配正义,通过区域、产业和群体之间的财税制度设计和规则安排,促进发展更加平衡更加充分。借助财税法思维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有利于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和迈向全面小康的步伐。     

试析我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基本途径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关系可以被认为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公共事务治理层面上的一个缩影。面对政府与市场可能出现的“双重失灵”,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就具有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合作,须以政府的合理赋权为前提,以明确双方的角色定位为基础,以法律法规的健全与完善为保障。在慎重选择双方合作模式的同时,要进一步健全非政府组织的运行机制,以便为双方开展不同层次上的多种合作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和保障。     

依宪完善行政区划调整标准体系及其构建

完善行政区划调整标准体系，应运用法治思维、坚持宪法依据。以行政区划调整的概念、目的、原则等为基础，行政区划调整标准体系在内容上，既包括依事项而论的调整横向的幅度体系，也包括依级别而论的调整纵向的梯度体系，还包括依因素而论的调整衡量的向度体系。行政区划调整应坚持有效性、体系性、类型化、依宪性要求，以系统性法治思维在根本法意义上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系，实现新时代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特定国家目的。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推进人民调解工作提质增效

<正>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生动实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安徽省滁州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人民调解基础性作用，通过完善调解组织、配强调解员队伍、     

英国政府绩效评估及其启示

在声势浩大的西方行政改革运动中,英国政府绩效评估独树一帜,创造一个“评估性国家”是其重要的方针策略之一,贯穿改革全过程,取得重大成就。当前我国正处在行政改革的关键时期,因此,学习和借鉴英国绩效评估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探讨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已成为我国行政管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论善治和服务型政府的关系

始于20世纪末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体制改革,推动了政府管理改革的浪潮,善治理论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中逐渐成熟.就我国而言,在传统的行政体制下,崇尚“全能政府”造成机构臃肿、低效率、官僚作风严重,离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要求相去甚远.因此,运用善治理论,从多个角度讨论善治与服务型政府的关系,以推动我国政府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对中国政府的改革和治理机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机制研究

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准入制度、内部治理结构、资金筹集、监管等方面存在问题,因而需要重新界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进行相关制度构建,探索社会组织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发挥作用的途径。     

论社会治理下政府法治建设中的角色定位与原则要求

法治政府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关键,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准和根本要求。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的全新要求取决于当代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为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政府必须扮演好法治秩序维系者、社会公正促进者和核心价值培育者的角色。政府在社会治理的法治建设中,应更加突出严格执法,并以坚持社会主义公益至上为价值理念,以社会公民平等对待为基本原则,以政府行为合乎比例为思维方式,以求实现国家法治目标,共建社会和谐发展。     

法制统一与分级治理: 我国央地立法权的配置机制北大核心

中央与地方围绕立法的关联和互动是我国央地关系的基础组成部分之一。论文从宪法和立法法中的立法权位阶设置、地方行使立法权的实际情形,以及地方性法规备案审查机制三个维度聚焦立法权分配中的央地关系。研究认为,我国央地立法权分配除遵循“法制统一”原则外,在实践中还形成了“分级治理”的机制。中央通过建立并完善分层次、分程度的地方立法合法性审查框架,赋予不同层级、区域的地方政府改革探索、自主创新的差异化治理空间。这种非均衡性分权在确保中央权威与地方立法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兼容的同时,也使大一统国家的治理风险稳定在可控范围内。探究央地立法权分配中的制度设置和主体互动,既可以为理解我国央地关系提供新维度,还可以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助力。     

中国近年来行政区划调整的逻辑何在?——基于EHA-Logistic模型的实证分析

【问题】中国作为单一制国家,其行政区划调整的逻辑是什么?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1)2010年后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逻辑是否已经超越了强经济导向?(2)与政治或治理相关的国家重大战略等因素是否正在影响中国政区改革的实践?【方法】本论文基于事件史分析(EHA)方法的离散时间Logistic风险模型,运用2010—2017年间县(县级市)调整的事实,提出并检验了行政区划调整与经济增长、空间区位以及国家治理的关联。【发现】行政区划调整的经济逻辑依然存在但被政治与空间治理逻辑弱化。不同类型县级政区调整存在一定的逻辑分异:(1)撤市设区呈现出强地级市—弱县级市模式,撤县设区则是强地级市—强县模式,不同类型政区初始条件差异会影响设区逻辑;(2)撤县(市)设区发生在重点城市群的概率较大,而撤县设市更可能发生在边境地区。【结论】县级政区改革对国土空间治理有重大影响,中央正通过对涉及国家战略、边境海防、城镇化、城市群的重点区域进行地域重构与权力重组,以全方位提升国家空间治理能力。然而,未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会逐渐显现,解决空间治理问题不一定需要频繁运用政区调整手段。     

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理论阐释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了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基本命题。从理论上阐释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应当立足于主体、价值、规范等三个基本维度,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到国家治理多元实践主体,坚持制度之治、人民立场、良法善治的判断标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构建多元融合、契合地方的国家治理规范体系,以法治为依托把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政府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正处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交汇期,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本文借鉴既有研究,借助TOE框架,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从技术、组织以及环境层面对我国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 显示,政府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是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进程最...     

浅析政府管理信息化建设

随着知识经济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政府信息化已成为政府变革的必然趋势,信息化程度的高低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政府部门作为国家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和管理者,其管理水平和服务功能的强化和发展将对社会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本文指出信息化的发展,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将是政府治理改革的强大推动力,将对政府管理思想、组织结构、管理方法和管理策略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