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中国建设的五个关系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法治中国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就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法治与改革、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其他"三个全面"、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与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成果等关系作了明确的论断,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法治中国指明了方向。     

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法治化——基于北京市交通治堵方案征求民意的考量

北京市交通治堵方案向全社会征求民意,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体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需要法治化的保障。通过制定重大决策程序法律规范,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实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统一。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行政组织立法

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行政组织是主要的主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的领导力量。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政府现化代是关键,法治化是保障。在治理视域下,行政组织法不再仅是政府内部的结构法,而是包括协调党政群关系、体现共同治理的治理主体法。从优化组织结构,体现党政群协调共治出发,积极回应国家治理现化化对行政组织的要求,通过行政组织立法明确行政组织的职权范围,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部门和地方间的横向协作关系法律化,确立社会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治理体系提供法治保障。     

论加入WTO对政府依法行政的新要求

WTO规则作为一部庞大的“国际行政法典”，旨在以规则限制成员国政府行为，它与我们所熟悉的行政管理的观念、制度、体制、方式、手段有着很大差异。中国加入WTO后，对政府的行政管理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个挑战。如何严格履行WTO框架下的政府义务，并利用WTO规则保护自己，是当前政府依法行政工作面临的新课题。一、 WTO规则要求保证法律的统一实施，反对地方保护主义WTO要求成员国接受其全部规则，不允许对其中部分规则或条款实施保留。《WTO协定》和《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的规定应适用于中国的全部关税领土，包括边境贸易地区…     

行政过程中的信息公开问题探讨

在行政过程中尚处于讨论、研究、审查中的政府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没有规定免予公开,在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中倾向于不予公开。政府行政过程中的信息,按照过程公开的要求,应当依法公开,在公开过程中同时考虑到社会的安定性,应衡量行政效率与公民知情权的关系。     

论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的机制创新——“民办非企业单位”引发的行政法思考

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现行法的一个称谓,属于社会组织的范畴。政府对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双重许可,体现了管制的社会管理理念。顺应行政社会化趋势,国家应当鼓励和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实现管理体制、方式和理念的创新,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     

夯实雄安新区建设的法治基础

雄安新区作为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承担着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的多重功能.在雄安新区建设问题上,习近平指出,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如何发挥法治在雄安新区建设中的引领作用,保障雄安新区社会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现实课题.     

提高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

党的十八大要求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加深对法治的理解据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已制定240部法律、722部行政法规；北京市制定了142部地方性法规、251部地方政府规章。     

行政协作法律机制研究

加强行政机关间的配合协作,是积极避免权限冲突,充分发挥行政整体优势的有效措施。实践中的行政协作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依赖于各职能部门的主动配合,缺乏法律规制,效果不佳。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应通过立法规范行政协作行为,将行政协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以构建和谐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行政权限争议的法制化解决途径探究

行政机关间的权限争议,长期以来作为内部问题由行政领导通过行政途径加以协调解决.职权法定原则决定了解决权限争议实质上是依法界定各部门的法定职责权限,对行政权限争议应由法定机构依法定程序进行裁决,将行政裁决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解决行政权限争议既不能照搬机关诉讼,也不能奢望宪法诉讼,而应寄希望于政府法制工作机构依行政程序法进行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