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流动、秩序变迁与乡村治理的重塑——基于河南G村的调研

在传统乡村社会,村庄边界封闭,农民流动少,内生规则和机制维系着社会的秩序,乡村治理稳定而有序。然而,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快速推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加速流动,乡村原有的价值观念、社会认同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变,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价值基础、政策基础都在改变,这些对乡村治理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原有的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治理基础的变迁,以至于出现了各种不适应现象和治理困境。乡村社会要适应这种巨变,必须立足于人口流动的现实,从价值培育、治权塑造及机制创新等层面,挖掘乡土社会内生资源,融合国家治理的目标和方式,构建起与转型乡村社会相适应的新型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模式变革与农村社会发展——以浙东DT村为个案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以人民公社体制为载体的控制型治理模式与八十年代开始确立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在这两个阶段,农村社会呈迥然相异的发展状态。反思乡村治理模式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可得到如下启示:乡村治理须以经济社会的现实发展为基础;乡村治理须尊重农民的意愿与创造性;乡村治理不应割裂历史文化传统。     

流动中的乡村:社会基础变迁与有效治理实现——基于鄂中L村的实证分析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基础的急剧变迁,农民流动是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流动改变了村民的行动选择,进而改变了乡村治理基础,既有的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这一变化而出现治理危机。乡村有效治理的实现,要从价值、策略、体制三方面入手,亦即构建复兴传统和建构法治文化并行的价值、能人带动嵌入农民合作的策略以及村民自治有效运行的体制。     

从结构断裂到“双轨一体”:第一书记制度下的乡村治理变迁——基于鲁西北D村驻村帮扶的个案研究

第一书记制度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主动介入农村以推进治理有效的创新机制。基于“国家一村级党组织一乡村社会”的分析框架和“结构一过程”的分析策略可以发现,鲁西北D村的驻村帮扶工作既嵌入在政社关联链条断裂的前置背景中,又呈现为一个从外来书记进场到村级党建强化再到乡村社会整合的延展过程。一方面,通过释放驻村干部的自主能动性,第一书记制度成为基层治理体制的重要补充,不仅将国家权力人格化地导入一线治理场景之中,也构造了双轨治理结构的协同并行;另一方面,通过发掘乡村社会的内生动能,第一书记制度还形塑出党建对乡村治理的引领,不仅使简约治理以新的样态复归落位,也构建出双轨的一体融通与相辅相成,从根本上呼应了国家与村社二元合一的本土治理逻辑。     

基于农民需求视角下的乡村数字治理研究--以河北省为调研对象

乡村数字治理是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力引擎。基于河北省139份乡村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农民群体对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较为向往,并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党建、数字村务治理、数字公共服务、数字公共安全五个方面提出了新需求。政府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农民需求,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通过强化数字党建、配套保障、数字赋能、整体性治理等路径,完善乡村数字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     

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结构新探——以利益表达为分析视角

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就是农民利益表达与乡村治理结构互动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结构面临新的困境。为了维护和实现农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农村和谐稳定,适应农民利益表达的需要,农村治理结构必须突破旧有模式,走向以政府主导、充分发挥"两委"的组织依托、尊重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治理结构新范式。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逻辑

通过对当前乡村治理必须处理的需求与供给、控制与自治、一元与多元、传统与现代四大对称关系的梳理与释读,认为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应在四大基本逻辑基础上进行构建:在空间结构上要以农民的公共需求与乡村有效治理为主线来确定其适度规模;在权力结构上要以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来实现官治与民治的合作互强;在制度结构上要根据乡村具体境域来进行多元化制度安排;在资源结构上要注重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的有效开发与整合,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与和谐。     

乡村治理视域下的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乡村社会治理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发展模式。但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使乡村的发展陷入了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当前乡村治理中的消极民情分析

随着我国乡村治理的推进,我国乡村社会的民情总体上说在向积极方向发展,但诸如公共精神缺乏、拜金主义盛行、情理精神浓厚、迷信之风蔓延等消极民情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对乡村治理发生着"反方向"的负面作用。究其原因是传统国民性的惯性作用、乡村治理"内卷化"的直接后果和落后乡村文化生活的消极影响。所以,改造乡村社会消极民情的路径就是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规范基层公共权力的运行和加强乡村社会文化建设。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影响乡村治理效能——基于山东X村与广东Z村的案例研究北大核心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山东和广东的两个案例,依照“资源—规则—治理效能”分析框架,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的机制进行研究发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由于股权结构、经营参与、利益分配形式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治理规则,进而影响乡村治理效能。其中,以集体主导的股权结构、劳动过程式参与以及公有利益分配为特征的社区合作型集体经济,激活了乡村治理规则的公共性,带来了乡村治理的公平效率兼顾。而以个人主导的股权结构、股东监管式参与以及共有利益分配为特征的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则强化了集体经济的经济属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乡村治理规则的公共性,导致乡村治理有公平却缺乏效率。治理规则是理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效能的重要中间变量;构建公平效率兼顾的具有公共性的治理规则,是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元价值目标的关键。     

转型期乡村文化治理的行动逻辑

乡村文化主体性不仅源于认知层面的文化自觉,而且依赖于农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村庄日常生活结构不仅定义了农民的文化实践逻辑,并且塑造了乡村文化的再生产模式。在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市场力量逐渐深入村庄日常生活结构,扭曲了农民文化实践的家庭伦理动力和村庄社会脉络,导致乡村文化再生产的功能扩张、社会分化和价值收缩,变迁中的乡村文化逐渐陷入主体性危机。文化主体性危机是农民文化实践迎合并依附市场力量的产物,其核心是乡村文化的伦理性、公共性和实用性的分裂,乡村文化因而呈现出客观化、碎片化的形态。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发展和行政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乡村文化的主体性危机。为此,乡村文化治理需要立足乡村社会基础,坚持农民主位,通过村庄动员和价值调控的方式激活和引导乡村文化再生产的内生动力,恢复乡村文化的生态均衡。     

嵌入与重构: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返乡治村的治理逻辑

乡村振兴实施的关键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当前,农村面临空心化、空巢化、老龄化的结构性发展困境,乡村治理缺少主体性精英。因此,乡村振兴需要具有主体性的精英回归。返乡精英是新乡贤再造的新群体,他们具有较高道德品行、超群能力资源并熟悉乡土规则。新乡贤嵌入乡村社会,其嵌入行动分别是情感嵌入、身份嵌入和治理嵌入,具体表现为:新乡贤对故乡的情感记忆和熟人社会的乡土情怀,基层政府对返乡精英新乡贤的合法性身份建构,新乡贤处于乡村治理的“在场”位置。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场域,主要通过融入治理主体、进入乡贤组织和道德权威评价等路径,能够有效重构乡村治理。新乡贤返乡治村,不仅能够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策略多样化,而且可以培育村民现代价值观念,促使村民增加公共理性和行为规范合理。     

集体理性、政经分离与乡村治理有效 ——基于苏南YL村的经验研究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在探讨如何实现乡村治理有效问题时往往将研究重点置于如何形塑乡村社会中国家与社会、行政与自治的关系,而较少关注到乡村社会内部的组织关系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行为-组织-治理"的分析框架和苏南YL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集体理性的驱动下,村级组织公共理性行为和经济理性行为为村集体造就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并构建了"政经不分"的管理体制。但由于该体制下的利益分配主要基于以村籍制度为基础的产权确认,导致村民自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无法有效回应变化中的乡村治理需求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出挑战。这时,集体理性导向下的组织理性加速了村级组织结构的重塑与功能分化,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政经分离"和乡村治理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组织的职能归位和乡村治理产业化转型、社区组织的结构变迁和乡村治理的服务化转型、多元组织的共建共治与乡村治理的协同化转型,由此探索出一条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理想进路。     

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加快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有利于推动乡村科技化发展,又有助于扎实推进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目前,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诸多挑战,其主要挑战集中表现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缺乏农民的实质性参与、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效能有待提升以及乡村治理制度体系亟待健全等方面。因此,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主要在于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以及增强农民的满意度。     

嵌入式治理：乡村文化治理的运作机制及实践困境——基于Y县“十星级文明户”的案例分析

嵌入式治理是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面向。通过对Y县“十星级文明户”创建的案例研究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经历了从农民集体意识的嵌入、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培育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面向转型。在乡村文化治理体系的运作过程中，基层政府通过组织、制度及话语等文化治理机制的嵌入，构建了乡村文化建设的常态化路径。但在这种嵌入式治理的路径之下，由于压力型体制下选择性地政策执行、运动治理背景下治理规则的紊乱及“送文化”与“种文化”的断裂，导致了乡村文化治理的结构性脱耦。在当前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背景下，需要破除政府主导下单向度嵌入的治理路径，探索“耦合式治理”的乡村文化治理机制，推进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嵌入式治理：乡村文化治理的运作机制及实践困境——基于Y县“十星级文明户”的案例分析

嵌入式治理是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面向。通过对Y县“十星级文明户”创建的案例研究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经历了从农民集体意识的嵌入、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培育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面向转型。在乡村文化治理体系的运作过程中，基层政府通过组织、制度及话语等文化治理机制的嵌入，构建了乡村文化建设的常态化路径。但在这种嵌入式治理的路径之下，由于压力型体制下选择性地政策执行、运动治理背景下治理规则的紊乱及“送文化”与“种文化”的断裂，导致了乡村文化治理的结构性脱耦。在当前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背景下，需要破除政府主导下单向度嵌入的治理路径，探索“耦合式治理”的乡村文化治理机制，推进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发展抑或治理：乡村振兴背景下能人治村的行动逻辑——基于浙江宁波象山县T镇的田野调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能人治村的制度空间和实践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语境和现实诉求中,能人治村是在地方政府发展理念的导向下,用发展秩序代替乡村社会中的生活秩序,追求村庄发展的治理模式。受地方政府发展村庄诉求与村庄社会秩序维持双重治理任务的影响,能人群体根据自身的价值追求所开展的治村行为呈现出差异化形态,形成造点式创新、达标式创新、选点式创建和回馈式维持等4种村治类型。地方政府强烈的村庄发展诉求会引导能人回流并主导村庄治理。基层治理的规范化、相对成熟稳定的治理制度能够制约能人群体的谋利行为,有助于确保能人群体的公共性和维持村庄治理秩序。但由于能人群体与村庄的脱嵌性,其在治理中通常会采用摆平的策略。能人治村建构起镇村两级互动的乡村发展联盟,构成乡村发展型治理的新模式,并重塑乡村关系,由此反映出以行政力量主导乡村现代化带来的发展错位。     

合作治理: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一种模式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传统乡村治理自发性、弱约束模式无法应对乡村发展失序、社区失灵的问题。乡村自愿组织整合经由“社区空间”形成的公共关切,通过向村“两委”输入而形成公共议题,并协助村“两委”协调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矛盾。社会关联度高的社区空间中的农民随着“乡-城流动”增加收入,进而提高了行动能力,积极支持自愿组织的活动,参与乡村振兴。然而,在约束性的治理场景中村“两委”和自愿组织就难以发挥作用,陷入“社区失灵”的困境,因而需要基层政府介入承担元治理的角色,弥补村级治理体系权威性不足的问题。这样,下沉的基层政府权力、村“两委”、自愿组织和村民几大主体形成了强约束和自治相配合的合作治理格局。这一多元合作治理网络实现了德治、自治和法治的有机组合,进而破解乡村治理失效的困局。     

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与乡村全面振兴

基层党组织在引领基层治理与乡村全面振兴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在中国实施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基层党组织作为党联系和服务农民群众的最直接桥梁和纽带,是落实党的政策、领导乡村治理、动员和组织农民发展经济、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将党建工作与基层治理工作、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强化党组织核心领导作用,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培育乡村全面振兴骨干力量,融合党建与乡村振兴项目,推动乡村生态现代化治理,形成党组织与乡村全面振兴深度融合、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半正式治理的作用重建——以上海市Q村为例

半正式治理是理解我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视角。当前,学界对半正式治理的解释呈现出"资源内生论"与"国家构建论"两条脉络,后者以治理主体变化为基点,认为半正式治理已无法实现"简约治理"的效果。然而,我国当前乡村社会仍存在丰富的非正式治理资源,半正式治理对于缓解乡村治理问题、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构建"有效性—合法性"的分析路径发现,"资源内生论"代表"高有效性—高合法性"承载,"国家构建论"代表"低有效性—低合法性"承载,导致承载变化的原因在于现代化国家构建中的过密治理、压力治理与规范治理。以主体与资源为内容的治理有效性再造和以认同与参与为内容的治理合法性再造,在互动中重建了半正式治理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上海市Q村的实践为该分析路径提供了现实的例证,不过,半正式治理仍面临着治理体系边界与时空发展差异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