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恐情报及预警系统框架设计

情报工作是反恐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性因素。我国反恐情报及预警系统建设面临着组织体系不够完善、反恐数据分散、整合程度低、反恐信息源单一、反恐数据处理技术落后、反恐情报专业人才匮乏等主要问题。反恐情报及预警系统的建设,应立足于当前及未来反恐作战的需要,具备动态监测、风险预警及决策支持等功能。反恐情报及预警系统的基本框架由数据收集、信息处理、知识获取、情报预警四大模块构成。该系统在组织体系上由反恐情报与反恐行动两大相对独立但又相互依赖的单元组成。多种类型、多种手段、多种方式获取的反恐情报各有长短,在反恐作战应用中可以互为补充。在反恐数据处理及分析中,利用软件着重测量恐怖组织的网络特性指标,可以为瓦解恐怖组织提供重要的作战决策依据。反恐预警体系是在基础层、应用层和决策层三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系统之间实现的整合。     

论反恐数据挖掘

“9.11事件”之后,为了满足反恐战争的需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把数据挖掘这个信息时代的新兴技术运用在反恐情报战争中。美国重点支持发展了一批利用数据挖掘技术获取反恐情报的项目,这些项目使用了来自于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的大量信息。在我国实施反恐数据挖掘具有重要的意义。反恐数据挖掘会面临一系列体制、法律和技术障碍。     

机场边防检查站反恐对策初探

在航空恐怖犯罪频繁发生的当今社会，如何打击航空恐怖犯罪已成为重要课题。机场边防检查站作为出入境口岸的执法机构，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到这场打击恐怖犯罪的活动中来。机场边防检查站要充分做好反恐准备，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反恐预案和应急方案；要加强情报搜集的力度，并及时对有价值的情报进行分析整理；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形成一个统一协调的反恐体系。     

美俄反恐情报工作比较研究

作为反恐大国,美国和俄罗斯的反恐情报工作都较为成熟,本文将二者在反恐情报工作中的反恐情报作用对象、反恐情报机构、反恐情报法律体系以及反恐情报合作四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得到对我国反恐情报工作的启示。     

基于聚类分析的反恐情报中潜在恐怖团伙发现技术

从海量反恐情报中智能地发现并识别涉恐人员、恐怖团伙及其关系,对于公安机关提前预警恐怖袭击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聚类分析可以根据对象的内在属性,将其聚集成为不同的簇,每一个簇内部相似度高,簇之间差异度大。利用聚类分析的这种特点,可以对公安机关的海量涉恐情报进行自动化、智能化的处理。通过把聚类分析引入到反恐情报分析中,可以运用划分聚类识别出潜在的涉恐人员群体、运用密度聚类发现内部高度相似的恐怖团伙、运用分层聚类提炼恐怖团伙之间的关系,提升公安机关分析反恐情报的能力和水平,进而提升打击恐怖主义工作的效能。     

新形势下我国反恐情报问题研究

情报工作是反恐斗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当前，恐怖犯罪行为手段诡秘多样、凶狠残忍，恐怖分子意图制造耸人听闻的恐怖事件来宣扬自己的政治目的或需求，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和人民群众心里恐慌。反恐情报是公安机关反恐怖工作部门为维护国家安全、确保社会稳定、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及其打击恐怖主义犯罪，运用方法而搜集的情报信息。反恐情报在公安机关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反恐情报在反恐斗争中的应有作用，要更加注重反恐情报搜集、预警、分析之框架设计。     

我国反恐情报运用策略

反恐斗争能否有效取决于准确可靠的情报。我国应提高反恐情报工作的技术力量,扩充反恐情报机构,扩大反恐情报国际协作范围,提高反恐情报利用率,并在反恐情报工作中走群众路线,增强群众反恐意识。     

论反恐情报链

反恐情报链是一个循环过程,它起始于情报需求,中间经过制定计划、发布指令、搜集信息、评价信息、整理信息、分析信息、制造情报等必经的一些环节,这个过程在逻辑上终结于把情报产品送达给使用者。保证反恐情报链的畅通应当避免反恐情报链的各个环节出现失误。     

反恐情报技术研究

人工与技术手段是反恐情报中非常重要的两种情报收集方法。传统意义上,人们通过人工手段来完成反恐情报的收集与处理工作。但在信息时代,网络成为了恐怖分子活跃的场所,他们借助网络进行各种恐怖活动。因此,应用技术手段来收集与处理反恐情报成为了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可以提高反恐情报的收集与处理效率,完成预测、侦察等任务,及早的发出早期预警,生成预警指令,指挥调度资源向最佳的时空有序流动,打击控制各类暴恐犯罪活动。     

论反恐情报的证据转化

"9·11"之后,各国在反恐侦查中普遍采用情报主导的模式,但反恐情报在发挥侦查效用的同时,却在诉讼证明中遇到了程序障碍。情报的秘密性与程序的公开性之间的矛盾困扰反恐诉讼实践。加拿大的"侦查听证"和"开示法官"制度、法国的侦查法官模式、英国的秘密听证和特别律师制度等都力图解决反恐情报的证据转化问题,但也存在程序的单向性、秘密性、封闭性,证据效力缺乏合理限制等问题。中国的反恐实践也同样面临情报的证据转化问题,未来应当借鉴英国的特别律师制度,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在确保被告人基本辩护权利的前提下发挥情报的证据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