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金融互助”行为的刑法规制——以“MMM金融互助社区”为例

MMM金融互助社区以超高收益率为诱饵,引诱社会公众参与,并诱使参与者不断发展下线,以团队计酬的方式扩大规模。MMM金融互助社区具有网络化、隐蔽化、贪利化、团队化和扩散化等特征。因难以查明非法占有的目的,且未形成资金池,亦未承诺还本付息,对其不宜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论处。但其拉人头、团队计酬、变相交纳入门费,具有传销组织的基本特征,应对其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处罚。     

集资诈骗罪的认定与处罚

集资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和数额达到较大是构成该罪的必备条件 ;其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 ;其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并且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 ,必须准确区分非法集资与合法集资、集资诈骗罪与集资借贷纠纷、集资诈骗罪与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限     

网络传销犯罪适用罪名探讨

网络传销犯罪是一种以网络为媒介所实施的新型涉众经济犯罪,网络传销比传统传销的手段更具迷惑性,表现为传统传销的网络版形式、资本运作型网络传销和点击型网络传销.根据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参与形式,产生于网络环境中的传销活动会成立下列犯罪：非法经营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集资诈骗罪.     

网络传销犯罪适用罪名探讨

网络传销犯罪是一种以网络为媒介所实施的新型涉众经济犯罪,网络传销比传统传销的手段更具迷惑性,表现为传统传销的网络版形式、资本运作型网络传销和点击型网络传销。根据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参与形式,产生于网络环境中的传销活动会成立下列犯罪:非法经营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集资诈骗罪。     

金融传销犯罪独立成罪初探

金融传销犯罪的迅猛蔓延已严重危害我国金融环境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在司法实践中,打击金融传销犯罪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造成各地公、检、法等部门对金融传销犯罪的案件定性、法律适用、证据规格等意见难以统一,常归于普通传销、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罪名下,造成定性不准确、责刑不一致、打击不力等司法困难。金融传销犯罪独立成罪应成为立法的重点之一,从罪名、情节、刑期等全方位进行法律规制,以使这类严重刑事犯罪不再游离于刑法体系之外。     

非法集资案件司法认定的法律完善

尽管我国刑法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等罪名对非法集资类犯罪进行了规制,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社会公众""犯罪数额"等要件的认定仍存在着许多争议和困惑.考察非法集资案件的现状,剖析非法集资案件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为明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的认定依据、确定"犯罪数额"的认定标准、统一"社会公众"的认定范围、明晰民间融资的行为边界、强化司法认定的证据支撑等工作提供有益的帮助.     

非法集资犯罪调查

非法集资行为主要涉及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多种罪名。非法集资犯罪行为特点是涉案范围广,危害后果严重;犯罪手段不断翻新,犯罪形式多样;涉案团伙多以合法身份为掩护,犯罪过程具有隐蔽性;作案周期长,犯罪行为暴露具有滞后性;非法集资组织结构严密,犯罪成员具有团伙性。打防非法集资犯罪应党委政府牵头,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多项侦查措施并用,并抢占舆论制高点,引导涉案舆论良性发展。     

惠民“集资事件”调查

以国务院一纸红头文件为起点，“非法集资”在中国从此进入法制视野。1995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明确规定，“非法集资”属于刑事制裁范围，随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被纳入1997年刑法。然而，12年过去了，何为“存款”，何为“公众”，依然没有一个权威统一的“说法”。法律上的陈旧与滞时，形成了民间借贷行为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之间的灰色地带。“非法集资”与正常的民间借贷的界限究竟在哪里？社会公众的质问，使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多年来一直处于法律界争论的漩涡中。更为严重的是，出于对“非法集资”的“见仁见智”，司法混乱也开始抬头。事实上，在我国的部分地区，以“民间借贷”形式进行的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早已司空见惯。根据2006年央行调查统计司对民间融资的推算，我国民间融资规模已经达到9500亿元，占到GDP的6.96％左右，接近银行贷款的6％。这些民间金融活动大多游走在“非法集资”的边缘。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不尽早给“非法集资”从法律上画个框框，司法部门之间的尴尬仍将延续下去，中小企业主频频触叠“非法集资”事件也一定会愈演愈烈!     

法经济学视域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罚适用探析

为应对愈演愈烈的非法集资乱象,《刑法修正案(十一)》提升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定刑,以提高该罪的刑罚严厉程度来遏制非法集资犯罪。然而分析《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以来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决情况可知,法官对该罪法定刑提升的反应并不敏感,对于该罪的监禁刑与罚金刑的量刑仍秉持轻缓的态度,在共同犯罪中对主犯和从犯的量刑轻重界限不甚分明。     

高利贷引发刑事犯罪的治理

高利放贷行为,容易引发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经营罪、非法拘禁罪以及赌博等刑事犯罪。治理高利贷引发的犯罪,既要承认高利贷本身的非罪性质,也要重视高利贷容易引发刑事犯罪的特性;要完善法律规范,解决法律冲突;加大打击力度,执法从严;加大对担保公司的监管力度。     

"腐败"分析与"教育恶化"的抑制

教育本该是公平公正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理应保证每一个公民都有接受国民教育的合法权利。然而,当腐败渗进教育领域后,教育的公平公正被打破了。教育寻租,即为某些分管教育和学校的管理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假以各种手段谋取个人的种种好处。如,子女入学,学历与职称的评定等等。这些已构成了近年来广大群众对教育腐败不满的重要社会原因之一。教育寻租的表现形式及其来龙去脉究竟如何?本刊特邀4位专家对此进行理论分析,以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和讨论。——主诗人:任建英     

"原则"与"数量"

“原则”与“数量”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词汇。“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数量”,则是指通过计量单位表现出来的事物的多少。然     

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整合

社会主义理想化模式试图通过否定传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 ,塑造理想的道德人 ,其结果造成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误区和对人的自主性的束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了“经济人”的主体活力 ,却又在许多方面造成道德价值观的失落与困惑。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整合是这一发展过程的否定之否定阶段 ,其目标在于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     

从"平等"、"社会性别"到"公民资格"--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转向

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从资产阶级革命肇始,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女性主义理论伴随着社会运动与女性运动几经沉浮,日趋成熟.本文将在有限的篇幅里以不同时期西方女性主义的主要理论关切为主线,对其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力图勾勒出女性主义理论大体发展的脉络,以期对中国的女性研究有所借鉴和启发.     

互动的大众传播与社会流行

大众传播与社会流行的互惠、互利、互制给现行大众传播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尽快营造良好的大众传播环境,制造"绿色"社会流行氛围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及社会发展之必须。而提高全民审美情趣,加强文化市场管理,把握传播、流行主流是实现大众传播与社会流行健康和谐互动互补的高境界。     

"多元统一"模式与"和谐共存"研究

以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会遮蔽和阻碍理解“和谐共存”等文化事象。有别于“二元对立”的“多元统一”思维结构和观念模式不仅是一些民族解释世界、处理内部关系的核心结构,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谐共存”的根源。     

论国学之“源”与“流”

国学,就其"源"而言,我们可以说,先秦诸子之学,是"国学"演变发展的活水源头;与此相对应,先秦以降,儒、道、佛等学派思想的演进,催生出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学术思潮,如汉初黄老思潮、两汉尊儒思潮、东汉反神学思潮、汉魏道教思潮、魏晋玄学思潮、隋唐佛学思潮、宋明理学思潮,以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等等。这八大思潮,前后相继,奔腾向前,组合成"国学"发展演变的汹涌潮流,构成了"国学"发展的宏伟画面。     

核武器的“善”“恶”之辨

目前,国内外存在一种从道义上否定核武器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核武器违背战争与伦理本质,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是绝对的恶。这种观点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核武器的善恶是人们对研制、使用核武器目的、效果的道德判断,当它被用于善的目的并取得善的效果时,它就是善的。我国研制、发展核武器是善,因为它体现了我国的伦理精神。     

信息高地与信息洼地之理论猜想

我国情报主导警务改革近年来发展迅猛,江浙沪等地公安部门初步实现了跨区域信息共享,标志着我国第一个信息高地已经崛起。相比之下,那些情报主导警务改革进程缓慢的区域慢慢成为信息洼地。如果把犯罪比喻成流水,它从信息高地向信息洼地流淌的趋势,会随着信息高地与信息洼地之间落差的逐渐加大而越来越明显。因此,全国各地公安部门保持良好的协作机制,东西支援、大小城市联手、城乡结合是促进我国情报主导警务改革均衡发展的基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