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制度的思考

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理论基础先后经历了荣誉说、功利主义理论和隐私权理论。在制度层面,我国法律规定的以辩护律师为权利主体的律师特免权与律师负有保护委托人隐私权的义务存在矛盾。当前辩护律师特免权制度造成了事实上限制委托人变更律师的权利以及律师辅助人员不受特免权保护等困境。将辩护律师特免权变革为以委托人为权利主体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可以有效化解律师—委托人特免权产生的制度困境。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新途径——对刑事诉讼中适用调查令制度的思考

调查取证权是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一项重要权利,对于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但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框架下,辩护律师无论是自行取证还是申请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调取证据,都存在着严重弊端,以致取证途径"阻塞"。调查令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的实践经验给刑事诉讼取证模式提供了新选择。当前亟需建立我国刑事诉讼调查令制度,以解决辩护律师"调查难"的问题。     

记者职业权利的特征与保护

记者职业权利是实现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政治权利的主要手段,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文明进步等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记者的职业权利中,最为重要的是采访权、报道权和评论权。在我国,采访权、报道权和评论权目前基本上都属于习惯性权利,而不是法定权利。与公民所享有的这些权利相比,作为记者职业权利的采访权、报道权和评论权各有其特征。对记者职业权利进行保护应多种方法并举,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将习惯性权利上升为法定权利。     

论侦察阶段辩护律师在场权

辩护律师的在场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赋予辩护律师在场权,并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对于保障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程序公正乃至实体公正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及有关国际文件中都有辩护律师在场权的相关规定,或者蕴涵了其精神。我国应确立辩护律师在场权。     

大学生权利救济制度研究

大学生权利状况及其实现程度是衡量“教育法治”的重要尺度。准确定位高等学校管理行为的法律属性,完整概括大学生权利的形态和内容是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制度的基础和前提;以法律为保障,确立高等学校管理权行使的正当程序,建立多元化的权利救济途径是实现大学生权利的必由之路。     

试论律师权利保障

律师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保护人权的基本方式之一，律师从事刑事诉讼业务中的权利保护状况将直接影响到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而在我国的刑事法律规定及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对辩护律师权利的法律规定并未得到贯彻落实，无法保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从而最终会影响甚至损害刑事司法制度的公正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     

辩方审前权利争议性问题的破解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辩方审前权利的某些法律规定本身语焉不详,出现争议。从立法本义、保障辩方诉讼权利、兼顾法律特殊利益出发,破解有代表性的难题。法律中辩护律师于侦查同时享有取证权。司法解释不应限制调取方式而应保障实施。建议增设其对侦查人员收集实物证据的知情权;现阶段对"三类证据"的调取不应附加额外条件。正确实施会见不被监听规则基础上,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核实证据方式应为口头交流,范围除个别证人个人信息外不应限缩,理论上也不应限制阶段。涉技术侦查案件中技侦方法、设备、有关人员等过程问题需保密,但获取的证据原则上应当入卷并允许辩护律师阅卷。     

数字时代老年人的权利弱化及法治应对——以可行能力理论为分析框架北大核心CSSCI

数字时代的来临促进了社会运转的智能化与效率化,但也导致了老年人权利弱化现象的出现。在可行能力的分析框架下,老年人的权利弱化既表现为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的转化困难,又表现为积极权利的维护与实现不足,权利弱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个人信息权、健康服务权、社会安全权与公共参与权四个方面权利的弱化。老年人基本能力的衰退导致其数字化思维欠缺,其复合能力的羸弱易产生数字化生存的焦虑。基于此,应加强数字时代老年人权利弱化的法治应对,在理念层面秉持以“数字人权+”为核心的综合性治理思路,在实践层面既要着眼当前完善老年人可行能力提升的法治方案,又要面向未来加强对老年人“数字沉迷”的警惕与预防,从而推动我国数字社会的健康发展。     

律师在刑诉中的调查取证权与阅卷权

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受到了种种限制,这不利于律师很好地履行辩护人的职责。律师的阅卷权是辩护律师为全面了解案情,并充分地为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的重要权利。充分保障辩护律师的阅卷权亦是实现庭审公正与效率的关键。     

从国际标准角度看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现状及其改进

我国的律师辩护制度与国际标准相比 ,在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侦查机关的“迅速告知”义务、辩护律师的讯问在场权、协商交流权、法律援助权、知情权、调查取证权等方面还存在差距。为使我国的律师辩护制度与国际标准进一步协调 ,必须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确定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强化侦查机关的迅速告知义务 ,赋予辩护律师讯问在场权 ,保障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的协商权 ,完善律师的知情权和调查取证权。     

反对自我归罪权的内涵和价值

反对自我归罪权，又称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任何人享有不被强迫成为对自己不利证人的权利。在现代法治国家，反对自我归罪权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权利，而且被视为一项宪法特权。①     

刑事辩护律师面临哪些执业风险

律师在现代法治社会的构建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辩护机制中,辩护律师面临着执业风险、压力增加等诸多难题,这严重影响了律师功能的发挥。要从根本上化解辩护律师的执业风险,必须完善对刑辩律师权利的保障措施,赋予律师一定的职业权利。     

法哲学视野中的权利滥用

在法权理念变迁过程中,“权利滥用”现象及其界定倍受关注却又始终存在争议。长期以来,学术界往往从评价权利滥用的消极后果出发,提出“禁止权利滥用”的观点,对权利滥用与违法行为的区别也缺少理性界定。在中国法治建设的艰难历程中,协调好法治与权力、权利间的关系,是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永恒的话题。在全球法治建设的背景中,正确把握权利、义务与法律之间的度,是法学界必然的选择。     

论刑事辩护律师权利之保障

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刑事辩护律师在侦查过程中的地位尚不明确,律师应当具有的众多权利需要在立法的层面上予以明确和拓宽。我国应当加强保护律师的辩护行为,确立司法辩护免责制度。     

两岸律师辩护权比较研究

我国大陆地区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侦查阶段辩护人地位的正式确认,相比旧法无疑是一大进步。相较于台湾地区的律师辩护权,两岸的律师辩护权虽在权利范围上大致相同,但其相似性实多限于表面,在权利的制度规定、行使机制、法制环境上却不尽相同:如辩护律师的在场权、会见权的行使程序和权利救济机制、调查取证权限以及辩护律师的独立上诉权等方面。深入分析两岸法律背后的理念和制度背景,可以发现导致其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岸的法律制度、司法体制、内外部环境及刑事诉讼模式不同。通过对两岸律师辩护权的发展趋势进行比较,有助于借鉴台湾地区律师辩护权的积极因素,探索大陆地区律师辩护权发展的正确方向。     

论基本权利谱系中的公民养老权

将公民养老权置于基本权利谱系之中,作为宪法权利,具有一种宣示与确认的意义。从基本权利谱系中认识公民养老权,尤其是从与公民养老权关系紧密的生存权、平等权、劳动权等权利视角审视公民养老权,能够有效地明晰确认与保障公民养老权的意义。     

我国辩护律师侦查阶段阅卷权探析

我国正在经历“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的司法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及案件有关情况,并提出法律意见,但并未明确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阅卷的权利。从我国司法改革背景、律师阅卷权法理基础等方面考虑,赋予律师侦查阶段阅卷权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同时,可以通过公安电子卷宗制度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严格规定律师的保密义务等配套措施,避免违背“侦查不公开”原则。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阅卷权,能够确保律师更为充分地了解案情,进而提供更为有效的辩护,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更好地推动我国司法改革进程。     

海域使用权与渔业权冲突中的利益衡量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海域使用权和渔业权制度,但由于权利的性质等原因使得相关权利在行使过程中存在冲突,解决两种权利的冲突成为海域使用制度完善的重要基点。海域使用权和渔业权的平衡需要用利益衡量的法学方法,通过权利价值的衡量,使与两种权利有关的个体利益、社会利益和制度利益达到平衡。     

渔业权生成的法理基础研究

渔业权的概念在理论界是存在的.但我国的<物权法>及<渔业法>均没有创设这种权利.在廓清渔业权是否存在的争论焦点基础之上,进一步明晰了渔业权产生的法理基础,即应从权利的视角重新建构渔业权.     

知情权与商业秘密权的冲突与协调

消费者知情权与经营者商业秘密权冲突以主体双方分别对相关信息享有权利为前提,是由于权利边界的模糊性和交叉性导致的主体间的权利矛盾关系。协调知情权与商业秘密权冲突的原则主要有利益衡量原则、最大利益保护原则、权利位阶原则、权利平等保护原则、权利限制原则和保护弱者原则。应从立法完善、诉讼外的手段和诉讼内的手段三方面协调知情权和商业秘密权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