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转型中的乡村治理

进入后税费时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关系和过程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乡村社会传统被逐步打破,治理结构的变化与治理体系功能的调整,让处在转型中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变革,不仅改变着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也在客观上对国家的治理策略和思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在充分考虑其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进而确保乡村社会内部需要与国家治理整合有效对接。乡村社会转型治理,只有将乡村社会利益诉求与国家权力整合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有序发展。     

乡村社会治理之路径探究北大核心

从秋菊想要讨个说法却实现不了的困惑,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力量既顽固亦不断发展变化的特点。基于乡村社会力量的顽固性质,法治的推行务必要解决好基层国家权力的限制问题。基于乡村社会力量的发展变化,需要进一步确立以乡村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变革促进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进路。在乡村社会结构变革方面,严格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建立代表各种乡村社会利益的组织,形成多元、有效的村民会议,构建系统的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在思想观念变革方面,需要通过传统的恢复、礼制的建设来实现民风的改造,重构乡村社会发展的理性和制度。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对于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的意义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一部乡村社会学著作,该书不但说明了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性质以及具有差序格局特征的社会结构形式,而且叙述了建立在这一社会结构基础上的治理方式,如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等。当社会性质由乡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社会结构形式以及治理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这一过程表现为内生性、渐进性、长期性的特征,基于此,乡土社会的治理方式对于现在的乡村社会治理就具有现实意义。借鉴乡土社会的治理方式,对于完善我国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以及增强文化自信都具有重要意义。     

培育乡村社会资本:解决农村集体行动困境的内源基础

乡村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乡村居民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说明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能够达成统一,因而既是集体行动中农民合作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这要求我们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为农民合作与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内源基础。     

乡村治理视阈中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和乡村治理存在着一种结构性依赖和制约的关系。社会资本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来考察。社会资本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基础,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稳定功能为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秩序。现阶段为使乡村治理趋向善治,应以乡村组织网络的发展为重心,发展和培育社会资本。     

集体产权与封闭乡村社会结构:社会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社区治理——基于温州的调查分析

在当代农村社区治理中,以村庄集体产权为基础所形成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构筑了封闭的乡村社会结构,广大农民被内在地束缚在乡村大地上难以自由流出,离土无法真正离乡。同时,基于制度的限制,外来人员也无法真正流入并融入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发展中,乡村社会基础不断发生质性变革,但是嵌入乡村社会的各种制度却成为乡村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阻滞。由此,乡村社会的内在封闭、排外与现代社会的外在开放、流动形成矛盾与冲突,造成了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的诸多困境。走出社区治理的困境,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需要从集体产权制度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入手进行改革,破除封闭、排外的乡村社会结构。     

论虚拟社会治理绩效的三维结构

虚拟社会虽是现实社会的延伸与映射,但虚拟社会有其特殊性。有效治理虚拟社会,需要准确理解虚拟社会治理绩效的内涵与结构。虚拟社会治理绩效可界定为政府与虚拟社会治理的其他主体对虚拟社会事务进行协作治理的过程中,在维护虚拟社会秩序、提供虚拟社会服务、解决虚拟社会问题、增进虚拟社会主体利益等方所取得的成效。虚拟社会治理绩效具有三维结构,其中,价值结构为秩序和公平,内容结构为合作共治、公共安全、危机应对、公共服务、网民权益和全面发展,驱动结构为需求、工具、权力和制度。此外,虚拟社会治理还需要三个方面的制度安排来保障这种多主体权力结构的有效运行:其一是自律机制;其二是他律机制;其三是互律机制。     

社会治理结构创新与统一战线的功能定位

适应社会治理结构的创新,新时期统一战线需要通过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发挥优势作用,强化社会整合,大力推动多元治理的体制化运作,以实现与社会治理结构的有效衔接,从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自治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这是外部环境变化和社会治理结构创新所赋予统一战线工作的新特点和新使命。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统一战线承担着利益协调、价值引领和参与治理等功能。     

论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改革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社会公共事务是由政府外的社会组织治理的。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有国家无社会的模式。改革开放后,社会组织虽然有所恢复和发展,但远未实现政社分开。随着多元利益群体产生,社会结构也已经多元化,强国家——极弱社会的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要求,迫切要求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型和新建。政府与多元权力中心对社会进行合作共治,是一种适应现实要求的新模式。形成政府掌握公共权力、市场掌握配置资源的权力,社会掌握自治权力的三元结构,才能形成和谐社会的新格局。     

论新时代“民族在场”的社会治理

“民族在场”的社会治理强调民族因素在社会治理时空中的展现。中国多民族国家属性构成社会治理诸环节“民族在场”的内在逻辑。“民族在场”的社会治理侧重于追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的价值；在治理结构中，党委统筹整合利益，政府切实维护利益，社会自主交换利益；并通过提升民族事务依法治理水平来实现保障。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乡村社会治理之路径探究

从秋菊想要讨个说法却实现不了的困惑,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力量既顽固亦不断发展变化的特点。基于乡村社会力量的顽固性质,法治的推行务必要解决好基层国家权力的限制问题。基于乡村社会力量的发展变化,需要进一步确立以乡村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变革促进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进路。在乡村社会结构变革方面,严格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建立代表各种乡村社会利益的组织,形成多元、有效的村民会议,构建系统的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在思想观念变革方面,需要通过传统的恢复、礼制的建设来实现民风的改造,重构乡村社会发展的理性和制度。     

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探析

当前,随着我国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关系的复杂化,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日益凸现。非政府组织作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在充当公民利益表达渠道,沟通政府与民众,提供社会服务,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应该在完善其法律法规体系,保持其独立性与自主性,完善其治理结构与责任机制等方面予以关注。     

现代社会治理的困境及其出路

现代性是启蒙运动以来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基本原则,它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治理结构,本文借鉴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批判,试图探讨找到现代性社会治理困境的出路、建立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治理观的可能。     

从社政式治理到社团式治理：乡村公民社会成长的60年

近60年来,我国乡村先后实行了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两种模式,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中国式的乡村公民社会,但它经过了艰难成长期和茁壮成长期。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虽然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后两个30年,但民间取向的这一脉络连续无间。社团式治理模式适合中国的乡村实际,而公民社会则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形态的可能选择。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策略:社会政策的行动框架

社会治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是,社会治理的概念及其理论体系还不够清晰,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还缺乏有效的行动框架。从社会治理的历史演变来看,社会治理是从"社会管理"转变而来。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是社会建设与公共服务,三者又是有机统一的。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需要从政策视角予以审视,通过社会政策整合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福祉、优化利益分配,才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     

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研究前沿热点分析

以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1997-2015年间459篇乡村社会治理研究文献为数据源,运用科学计量方法对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研究领域的作者、机构、来源期刊、基金资助、高被引论文、高频关键词等六个方面进行研究,旨在厘清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关系及研究前沿,为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后续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安全生产网络状治理模式初探

当前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由现代性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双重风险社会＂的挑战。安全生产风险已成我国当前最主要、最突出的风险。以政府为主导的一元化安全生产治理模式陷入了＂治理失败＂的困境。为了走出这一困境,必须进行安全生产治理模式的创新,建立起安全生产各利益相关者和风险分担者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互动合作的网络状安全生产治理新模式。     

重构社会资本:民族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看待民族乡村治理中的传统治理资源,以扬弃的态度来创造性地重构民族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从而实现民族乡村善治,这是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径。     

我国社会矛盾调解治理模式创新研究——基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实践的分析与思考

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经过积极探索,各地形成了多种社会矛盾调解治理新模式,对于促进地方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些社会矛盾治理创新模式仍然存在制度创设不足、控制为主、治理成本高及人治化、运动式色彩浓厚等问题,根源在于社会矛盾治理的理念落后、法治化治理模式不足和政府治理转型不够,部分抵消了社会矛盾治理模式的效果。为此,要积极构建政府与社会共治的模式,完善民意诉求和利益表达机制,积极推进依法治理模式,改变人治和控制为主的治理模式。而政府自身的治理转型是完善社会矛盾治理模式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