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社区治理比较研究

加强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途径,乡村振兴需要加强乡村社区治理,实现乡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日趋多样化,而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相对单一;城市社区服务内容较为齐全,而乡村社区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城乡社区治理在治理模式、社区服务内容、治理主体以及运行制度和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未来促进乡村社区治理需要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方面来进行。     

以“赶考”精神推进党的治理能力现代化

"赶考"精神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体系的发展进程中应运而生的理论创新,要善于在党的执政理论体系框架中以"赶考"精神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赶考"精神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体现了党的执政理论发展的时代性、开放性和创新性,要善于将"赶考"精神的正能量融入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要从历史的视野和比较研究的高度,充分发挥"赶考"精神对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检验功能和教育功能。     

基于利益博弈视角的城市治理研究

城市治理是治理现代化的城市实验。从利益博弈视角去透析现代城市治理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以及城市治理的实践困境，依循“多元互动、协同共治”这一基本理念，打破传统路径依赖，构建一种与现代城市型社会相匹配的“政府负责、企业协同、公众参与”治理模式，是城市治理的创新之道，为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适应现代城市型社会需求，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和实践进路。     

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前沿探索——以“美丽厦门、共同缔造”为例

在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的过程中,可以运用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通过具体的操作平台,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可以在层级展开和方法运用方面实现完整链接,形成一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制度安排,不断完善治理体系;需要在具体探索的过程中进行特色总结,创新治理实践模式,承接落实治理平台和治理体系。本文以"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行动方案为例,解读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前沿探索,尝试总结规律,以点带面,促进城市全面发展。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动员与参与——以深圳龙岗区“社区民生大盆菜”为例

为破解当前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动力不足和参与能力较低的难题,深圳龙岗区以"社区民生大盆菜"为抓手,创新制度设计、落实经费保障、畅通办理机制、实现社会参与,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新时期,构建城市社区全民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要培育以利益为导向的社区公共性,形成"共意"性社区动员机制;以组织化合作动员为发展方向,实现社区动员力量的再整合;注重动员策略的运用和情感话语的表达,激发建立共同情感的能量。     

精准扶贫: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新型贫困村治理模式

贫困村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探讨贫困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传统的贫困村治理模式在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下,具有单向被动、单元主导和粗放漫灌等三大缺陷,从而使贫困村治理陷入困境。治理现代化内涵四大基本特征: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治理过程的上下互动、政府角色和地位的转换和公众参与治理过程。治理现代化为贫困村的治理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精准扶贫作为新型的贫困治理模式,能有效的解决贫困村治理困境。且其内涵参与式、多元合作式和精准式三大治理理念,不仅顺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趋势,也能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从而为我国基层农村治理提供有效的治理模式。最后针对完善精准扶贫模式,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本文提出了干部下乡、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参与治理,转变职能、规范管理等三条建议。     

邻避冲突的国家治理

邻避冲突常态化凸显地方治理乏力,亟待治理创新。应以国家治理理念和框架为基础重构邻避冲突治理体系,具体包括与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相协调,优化邻避风险项目源头治理;发展区域协同治理,破除邻避冲突治理碎片化;构建多维邻避风险认知治理体系,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实现邻避冲突的国家治理需要从以下路径进行推动:首先强化国家层面制度建设,健全府际协作机制,形成中央地方一体化治理;其次以制度化的公众参与决策模式、多主体参与的邻避风险监管、合理补偿、环保回馈等搭建政府主导的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参与下的一极多元治理网络;还要促进民间组织发展,培育社会资本,以形成邻避冲突治理合力。     

障碍与路径:城市治理社会共识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不断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在社会利益多元化和公众维权意识日渐觉醒的背景下,城市治理必须要将社会共识纳入其中,将社会共识作为城市治理的依托和工具。城市治理与社会共识相依相生:社会共识是城市治理的根基,城市治理是社会共识的黏合剂;城市治理需要形成社会共识,社会共识有助于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治理社会共识达成面临权力垄断、政商关系过密和市民精神不成熟等多方面的障碍。构筑城市治理社会共识的新路径需要城市治理各主体共同发力,从优化政府角色定位、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塑造现代市民精神等方面入手。     

大数据时代公众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践与思考——以贵阳市城市乱象治理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管理经历了从城市建设到城市管理再到城市综合管理的实践进路。大数据时代,运用大数据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能力,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大数据应用有利于提高公众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度,有利于强化政府与城市管理主体的合作,有利于政府从决策到实施的"全生命周期"运行。"贵阳百姓拍"模式是贵阳市运用大数据鼓励公众参与城市乱象治理实践的典型案例,为公众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新方案。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大数据时代公众参与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对策建议:加强社会互动,构建公众参与的信息化城市管理新模式;推进政务公开,以公众参与社会监督倒逼政务服务改革;推动数据共享,深挖数据价值,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精准性;强化制度建设,加强大数据时代公众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制度保障。     

优化南京市域治理体系新方略研究

优化城市治理体系,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中子系统的完善,更是城市繁荣、地区发展的战略性建构。南京作为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的核心城市,在"两个率先"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较早开始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成效。进一步优化南京市域治理体系,要搭建"一核多元"的市域治理体系;压缩层级,服务前移,建立平台化服务体系;组建基层治理委员会,优化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强化依法治市理念,把城市管理引上法治执道;多种方法并用,注重采取市场手段和"软法"。     

国家治理现代化:现实原则与善治向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在推动国家治理向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需要明析其发展的原则与方向等问题。其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原则包括:实现治理利益的协调、治理关系的优化以及治理力量的整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善治",具体体现为三个维度的"善意",即: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理念上强调人民主体、社会公正、权责平衡的价值;在制度安排上主张主体多元、国家—社会良性互动、权力制约的体制;在治理行为上体现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的要求。     

“互联网+”背景下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改变着各个传统行业,也对政府治理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部门要树立开放、共享和服务的治理理念,要采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提高治理效率,要改革政府机构和职能适应"互联网+政务"的发展需要,要开发促进"互联网+"各项公共服务的广泛应用,从而推动政府治理创新,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     

从“公众俘获”到参与共治:分享服务的内涵、机制与价值

分享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公共服务治理模式,实现了公众对于公共服务责任从"俘获"到参与共治的转变,并催生了分享服务的公共服务治理新模式。相对于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分享服务通过服务成本分担、服务边界明确、服务内容精确定制实现了公共服务治理模式的创新;通过自身的运行机制和支撑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共服务治理所面临的资源短缺、多元供给不充分和服务质量不足的问题,对未来我国的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具有重要价值。     

公民参与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础,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决定着城市治理的效果。社区居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不仅意味着居民生活方式的变迁,更意味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调整。公民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源动力,完善公民参与,将有利于改进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和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未来应该通过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保障、完善公民参与的渠道、培育公民参与意识、提升公民参与的能力、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等途径,促进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改进。     

人民城市理念下提升河南县城发展质量研究

人民城市理念充分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的人民性,是新时代做好城市工作的根本遵循。推进县城城镇化建设,同样需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始终坚守人民立场,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经过多年努力,河南县城城镇化建设取得一系列成效,县城的功能品质和综合承载能力有了明显改善,发展活力持续增强,但在县城建设、产业发展、县城治理等方面仍然存在短板。人民城市理念为河南县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提供了科学指引,要将其贯穿于县城规划、建设、治理的各个环节,重点围绕建设节奏、风貌管控、功能打造、就业创业、现代化治理等领域进行综合施策,推动河南县城发展质量实现稳步提升。     

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基层人大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与机制——以浙江省为例

基层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基层人民代表大会既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平台,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为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发挥积极作用。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基层人大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和参与方式,尤其缺乏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基层人大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和机制的研究。基层人大及人大代表在参与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有其他治理主体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以浙江基层人大的创新实践为例,剖析基层人大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和机制,如人大代表“亮身份”、代表联络站助力治理、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数字赋能人大参与治理等模式,以及与之对应的主动参与治理机制、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民主监督下的科学治理机制和数字化整体治理机制。这些创新模式和机制为我国人大及基层治理实践工作提供相关经验借鉴和操作指南,必将进一步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和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环境信息法立法探讨:背景、内涵及时代使命

环境信息法是调整环境治理主体在环境信息活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调整对象是因环境信息活动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环境信息法立法应肩负新的时代使命,在立法范式上,要实现从压制型法向回应型法转变;在立法理念上,要实现从环境信息公开监督向环境信息服务保障转变;在制度构建上,要实现从单向度的环境信息公开监督制度向环境信息流"全过程"民主参与制度转变;在信息规制模式上,要实现从行政主导的环境信息公开模式向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转变;在权利尊重与保障上,要实现从公众环境知情权向公众环境信息权转变。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邻避风险治理路径研究--基于对河南省核电项目的调研

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其面临的社会风险之间不断契合的过程。基于对列入《河南省"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开展内陆核电项目前期论证工作的南阳、信阳、洛阳、平顶山四个城市和省内城市郑州、省外城市西安的调研,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路构建邻避风险治理机制,以变被动应付为主动应对,实现从"治理邻避"到"邻避治理"的转型。在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方面,应构建信息公开机制,增强舆情研判和舆论引导能力,实现从项目规划到利益表达再到建设决策各环节无缝衔接;在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结构方面,应完善公共参与机制,强化多元主体间的交流合作,避免邻避风险演化为极端化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在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应着力提高政府公信力,优化决策流程,实现政府各职能部门在权责明晰基础上的行政协调。     

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地方经验——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

发轫于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被学界广泛认为是在中国发展协商民主的成功典型。"民主恳谈"制度强调在涉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规划和事关民生问题的决策之前实行规范化的平等对话与民主协商,实现了社会管理体系中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有机结合,发展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基层民主治理的新路径。"温岭模式"是一种适合于基层的合作式治理模式。尽管温岭协商式治理模式的实践对当地乡村(社区)治理结构尚不足以带来根本性的变革,但"温岭模式"所体现出的依法办事的精神,合理建构基层权力框架的举措,主动将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形式纳入到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去的探索,鼓励现代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尝试,对于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我国城市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作为城市治理中维护公众利益、实现公平与效率结合的内在保证,已经成为城市治理的必然选择和手段。目前,我国公众参与城市治理还存在诸多问题。对此,文章拟从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内涵、意义、存在问题和对策等几个方面,对城市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