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加接触”：美国对缅政策调整

奥巴马政府积极调整对缅政策,奉行“制裁加接触”新政,美缅互动升温。美国调整对缅政策,既有反思对缅制裁成效、摒弃“单边主义”转而推行“巧实力”外交的原因,也有“重返东南亚”、遏制中国崛起的现实考虑。但美缅战略目标相左,同时受内外客观因素制约,双方关系虽然短期会有一些进展,但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可能性不大。     

单边主义外交与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政治权力合法性

“9·1 1”事件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 ,但其单边主义外交仍锋芒难掩。单边主义外交对美国政府的政治诱惑力、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及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意图使其单边主义外交成为必然。单边主义外交破坏了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理念基础、规制基础和有效性基础 ,从而也就破坏了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布什政府对俄罗斯政策成因分析

美国对俄罗斯政策主要由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地位、国内因素、美对俄认知等因素决定。冷战后 ,由于国力差距悬殊 ,美国掌握着美俄关系的主动权 ;2 1世纪初 ,美国共和党政府上台后 ,凭借“一超”的实力地位 ,追求主导世界秩序的“单极”战略 ,在对外政策中奉行美国利益至上的“单边主义” ,强调地缘政治利益、重视传统安全 ,以实力和对抗解决问题 ;俄罗斯大国倾向、外交战略、国家的“非民主”特征导致美对俄非良性认知等使得布什政府视俄为战略竞争对手 ,实行弱俄、防俄政策。     

保守主义与里根政府的第三世界政策

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具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其第三世界政策是新、老保守主义共同作用的产物。在保守主义内部,围绕“里根主义”和人权外交,传统保守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在里根的主导下,两股保守主义政策形成某种整合。虽然时过境迁,小布什政府的保守主义对外政策不是对里根时代的简单复制,但里根政府却为冷战后的美国留下了一笔外交遗产,这笔遗产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已经产生,并可能继续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理性看待美国战略重心东移

当前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是涵盖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层面的全方位转移,将对美欧亚三边地缘关系的结构重组和形态重塑产生深刻影响.这一举措是奥巴马政府在内外交困背景下主动调整对外战略的结果,体现的是“战略守势”与“战略攻势”的辩证统一.尽管其实施前景因多种因素的制约尚难确定,但其“中国指向”要求我们必须在周边外交和对美关系上采取更为理性的态度积极应对.     

对抗性外交、战略框架转换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以《八一七公报》谈判为中心

中国的"联美反苏"战略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倒退,引发了对台军售问题的谈判。为维护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中方确立了在双边框架下施压的方案,形成了强制性外交的局面。但这个方案对美施压低效缓慢,最终中方被迫转换到战略框架以寻找筹码,开启对苏缓和,打破谈判僵局。谈判的成功关键在于中方从对美政策的双边框架转换至战略框架寻找筹码。战略框架的调整结束了"一条线"战略,中国开始按均势原则经营大三角关系。谈判的成功也证明了中国以外交方式处理中美关系和外交摩擦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大国外交既要坚持外交的和平本质,又要充分利用丰富的筹码,灵活调整对外政策。     

“9·11”后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层次分析

“9·11”事件后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倾向有所增强 ,明显表现在其反恐战争和外交行动之中。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其他国际行为体对美国制约的乏力以及美国自身的制度和文化属性共同构成了美国单边主义倾向加强的原因     

讨论抗战时期的民间外交

进入抗战时期之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扑朔迷离,变化复杂,在抗战的初期阶段,国民政府开展了国民精神动员运动,加强了民众对于国家现状的了解,认清了当前战争形势,对民间团结抗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抗战期间,为了联合一切力量争取抗战援助,国民政府积极改变调整外交策略以适应战时需要。在外交的具体运筹中,国民政府能够坚持对日基本立场,坚决站在民主阵线一边,并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对外政策。     

政党体制转型与日本对外政策

文章基于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的具体内涵,阐释其对日本对外政策的深刻影响:总保守化引发对外政策的右倾,推动了1990年代中后期日美同盟的强化,并导致对外政策偏重意识形态考量;自民党、民主党两大政党的对外政策不断趋同,二者在有关政策的实施路径与方式上存有分歧,且并不限于两党之间,还存于两党之内;自民党政权框架下对外政策决定的“政治主导”色彩整体上得到强化,但民主党政权的“政治主导”改革则对对外政策决定产生较多消极影响;内阁更迭,有利于对外政策的理性调整,虽不大可能极端改变对外政策的基本架构,但过度频繁的内阁更迭必将损害对外政策的实施,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日本政党体制转型能否顺应国际社会发展潮流,满足日本国家发展战略正确抉择的内在需求,值得关注.     

小泉执政后日本外交的变化

小泉政府借反恐之机,在外交上进行了一些大胆的举措:制定一系列派兵法案,强化日美同盟,行使“集体自卫权”,出台了新《防卫计划大纲》,并且努力争取“入常”等。同时在历史、领土问题上实行强硬的对外政策,引起周边国家的强烈不满。小泉外交给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增加了该地区的不确定性。研究和分析小泉外交之特点与趋势,对于如何建立东亚安全机制以及中日外交今后的发展都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当代世界面临的问题

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但美国单边主义对多极世界的发展形成挑战。伊拉克战争后,由于受自身力量的限制和国际反恐合作的需要,美国外交政策发生变化。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两个大国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产生积极作用。     

美国人才移民政策对我国公安出入境管理的启示

在国际政治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时代,国家间的竞争已成为对人才的竞争。美国在人才引进方面的移民管理制度有着许多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强我国公安出入境管理、维护域内安全和稳定,都有着积极意义。     

试论美国对伊新战略及其对中东地区的影响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中东问题已不仅是个地区性问题,还关系到国际体系的转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等全球性问题。布什总统2007年1月提出了关于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新战略”,内容包含了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多个层面,但短期内难以奏效。“新战略”的实施主要受美国国内政治走向、巴以问题、黎巴嫩局势、伊朗外交政策走向以及俄、欧、中、日等大国(集团)与美国关系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试析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出台及实施

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命名的美国新中东政策——艾森豪威尔主义,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冷战宣言书,它的出台不仅与当时的时代背景——苏伊士运河危机后中东形成的“权力真空”,遏制苏联的需要,中东石油资源、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有关,更有美国自19、20世纪之交形成的“门户开放”政策有关。可以说,“门户开放”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出台的深层原因。艾森豪威尔主义在其出台后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就在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三国应用了三次。     

从"睦邻"到"睦邻、安邻、富邻"——试析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经历了一个从“睦邻”到“睦邻、安邻、富邻”的转变。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睦邻”外交政策的着眼点在于确立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平等关系,而“睦邻、安邻、富邻”外交政策的提出表明中国开始将实现同周边国家的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确定为自己的努力方向。中国对周边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在她不断协调同外部世界关系的过程中实现的,因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是“中国的既定方针”。     

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与我国面临的安全挑战

东北亚地区异质政治文明与非兼容战略目标的并存,使东北亚地区在政治上表现出鲜明的非整合性特征;遗留的冷战遗产和因热点问题引发的国家间对抗,使该地区安全形势处于"两难"与"困境"之中;涉及到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呈现出愈来愈突出的发展态势。在中国致力建设多元均衡的东北亚安全秩序之际,美国在关系到中国根本安全利益的台湾问题上向中国直接挑战,并利用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干扰中国对外政策的一贯性,利用对华政策的矛盾性牵制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统筹性。中国必须准确识别美国针对中国综合安全的政治讹诈,保持清醒,及时调整自身战略的阶段性目标,控制内政与外交的节奏,稳健发展,在发展中求安全。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新动向及其全球影响

鉴于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机遇与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不断攀升,并从战略定位、体系架构、财政投入与对外政策四个方面对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做出了新调整。实际上,美国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垄断地位是其维系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础。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调整,目的就在于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领先优势。总体上,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战略呈现以"美国优先"为由的科技民族主义趋向、基于"绝对安全观"的技术战略扩张趋向以及威慑与遏制并行的现实主义趋向。鉴于美国的科技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人工智能战略将使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受到较大制约,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将随之加剧,"科技脱钩"与治理缺失的风险也将不断凸显。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大国,中国应在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的前提下,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在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基础上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俄美博弈下的吉尔吉斯斯坦——兼析吉尔吉斯斯坦的平衡外交政策

吉尔吉斯斯坦因其独特的地缘战略条件成为俄美两国在中亚博弈的“焦点”。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始终奉行平衡务实的外交政策，努力周旋于俄关两大国之间，利用俄关在吉的利益争夺，巧妙运用平衡外交策略，使俄关两国势力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最大限度地获取了国家利益。。     

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自由主义

冷战结束以来,在美国对外政策思想研究中,学界的关注目光偏重于新保守主义,特别是＂9·11＂事件后,自由主义在新保守主义的反衬下显得有些黯然失色。然而,自由主义作为美国政治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传统,在美国政府内外始终具有广泛的舆论市场,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始终保持相当大的影响力,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蕴含着自由主义的思     

中国外贸失衡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中的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重大问题,对中国外贸持续失衡的成因探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以产品内分工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分析中国外贸失衡决定性因素的计量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中间产品进口额的上升以及中国利用FDI的增加是中国外贸失衡的决定因素,而所谓“人民币低估”等并非中国外贸失衡的影响因素。据此本文认为,以典型的“外资嵌入型”方式全面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在国际生产网络中充当“价值增值地”和“出口平台”,是中国外贸失衡的根本原因。由于其决定性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外贸失衡具有长期性,所以“缓解”的措施应从引进FDI的产业政策导向、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培育自身高级要素等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