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诉中的适用

刑事政策是一定国家、社会对犯罪行为、犯罪现象回应的集中体现，其对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重要的统率和指导作用。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标志着我国在经历了长期的全面高压态势、严打政策之后，在社会转型期新的形势下，对于刑事政策的理性回归。但是，根据应然刑事政策和实然刑事政策的理论，当前提出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仅仅是在国家对社会发展以及犯罪这一具体社会现象深刻认识基础上作出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科学判断，是应然刑事政策的一种。众所周知，“应然并不必然引发实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在相应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具体机制的建立、转变和完善中得以完成由应然刑事政策向实然刑事政策的现实过渡。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公诉权是国家打击、惩戒犯罪和实施审判监督的重要司法环节，如何在公诉部门行使公诉权过程中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该政策的具体贯彻落实至关重要。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案件中的把握和运用

宽严相济是我国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对刑事法律的制定和刑事司法实践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反贪办案过程中，积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通过号召、鼓励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主动坦白交代罪行，争取从宽处理等方式，以感召愿意悔改者，孤立顽固者，分化瓦解犯罪营垒，缩短破案时间，节约司法资源，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宽严相济政策在审查逮捕阶段适用的实证分析

我国刑事司法政策正趋于成熟和完善，“宽严相济”政策的适用是大势所趋。审查逮捕是司法程序中最重要的一个程序，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环节。在审查逮捕环节是否正确适用宽严相济政策是既能严厉打击犯罪又能切实保障人权的重要保证。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基层检察院适用该政策的数据分析，说明该政策适用的实际效果，并提出该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合理建议。     

论公诉环节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轻缓化向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严”，旨在对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累犯等实行刑事立法上的“入罪化”、刑事司法上的“从重量刑”、刑事执法上的“隔离与长期监禁”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亦可状述为轻缓刑事政策，意指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实现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刑事司法上的“非刑罚化、程序简易化”、刑事执法上的“非机构化、非监禁化”。“非犯罪化”，指原界定为犯罪须科以刑罚的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或科以刑罚。譬如在欧美国家，违警罪、性犯罪等等均已淡然退出刑法舞台，而缓刑亦渐次成为避科刑之弊害、助犯罪之人复归社会之一帖良药。而“非机构化、非监禁化”，则指广泛适用假释、社区性处遇或称社区矫正措施等情形，意在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促进社会秩序良性循环。谈及轻缓刑事政策之“非刑罚化、程序简易化”，纵观寰宇，国外有辩诉交易、转向处分、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国内亦诸如相对不起诉，委托调解、撤案另处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关系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检察机关的刑事办案活动中实现，必须正确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一方面必须严格依法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实现宽严相济的法律效果；另一方面必须围绕办案活动能动地开展必要的社会工作，实现办案的社会效果，进而实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目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严对象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是我国刑事政策在当前社会形势下的重要调整，必将带动国家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重大变化。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需要公、检、法三机关的协力合作，但检察机关无疑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为此，本期主题研讨以“检察官视野中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话题，约请了数位检察官就检察工作环节如何理解和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展开探讨，并就教于方家学者。     

论公安机关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途径

在当前我国刑事法制背景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张重点在“宽”，而非“严”。面对轻微犯罪大量发生造成的刑事立案总数居高不下，暴力性恶性犯罪愈演愈烈，给“命案必破”的工作目标带来压力，新型的社会越轨行为不断涌现，给公安执法实践带来困扰的局面，公安机关应该在科学界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上，从执法理念更新、程序解读、实体运用等三个方面探讨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途径。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侦查中的运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定具有重要的影响。正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在侦查程序中严格贯彻执行,既有利于实现“人性化执法”,又能够严厉惩治犯罪,从而使社会保持和谐与稳定。     

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问题及实践设想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并非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简单延续而是一项新的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理念基础是刑法的谦抑性,时代背景是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贯彻该政策应当进一步推进刑事和解制度,推广社会矫正制度,并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资源。     

宽严相济视野中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的发展与完善——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为视角

历史上形成的“少捕、少杀，处理上一般从宽”的少数民族刑事政策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人文关怀和司法宽容，在实践中得到了包括西北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族公民的认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这项刑事政策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新形势下，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基石，关注“两少一宽”政策的刑事法律化，明确“两少一宽”并非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的全部，丰富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的内涵，促进法治和其他正义而有效的社会控制资源的结合，才能真正发挥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之功能，不应忽视包括西北少数民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固有资源在控制犯罪中作用的发挥。     

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安工作中的运用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该政策的出台，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司法保障。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执法的重要部门。在执法活动中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在当前公安工作中。由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面临着重刑主义的司法理念阻碍、宽严相济具体措施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统一的“宽”“严”标准。从而导致操作困难。应以严格执法为着力点，以此推动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地震灾害背景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新解读

对于灾害背景下在灾时、灾区发生的刑事案件，应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发挥刑事政策的灵活性，通过对时间和区域上的区分，合理配置稀缺的司法资源，以更好地运用刑事司法维护灾区稳定。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灾时、灾区出现的性质颇为恶劣的犯罪应当从严惩处，在“严”的同时不能忽略法定“宽”的认定，“相济”的把握应以灾区人民法益最大化为标准。对刑罚的适用应选择恰当的刑种、量刑强度和科学的处遇以实现正义价值，达到犯罪预防，并始终坚持对犯罪人人权的保障。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展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开放的空间,但需要立法者、司法者和执行者在刑法基本原则的制约之下展开其具体内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首先作为刑事立法政策指导刑事立法,而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应当放在整体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考察,在有关犯罪人人权保障和被害人被害补偿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进一步展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实现路径——基于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视阈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刑事司法的指针，是对我国先前刑事政策的发展与创新，是对“严打”刑事政策进行理性反思的成果；“和谐社会”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理论有天然的契合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刑事法治的灵魂，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宽严相济”视野下对少数民族“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反思

民族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历史上形成的“少捕、少杀,处理上一般从宽”的少数民族刑事政策有其相当的合理性,是正确处理国家内部民族问题的重要政策,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人文关怀和司法宽容,在实践中得到了各族人民的认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这项刑事政策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新形势下,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基石,关注“两少一宽”政策的刑事法律化,丰富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的内涵,充分发挥各少数民族固有资源在控制犯罪中的作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认为用经济理论来分析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可行的，因为合理的配置司法资源也就成为有效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保障；本文用经济学博弈论具体分析如何在司法资源既定的条件下，通过宽严的不同配置来达到最佳的案件侦破效果；本文得出结论认为在不同的情况下要采取不同的宽严政策将更有利于打击和预防犯罪。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内涵及其贯彻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犯罪和犯罪人的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处罚目的等原则为依据而提出的,这种刑事政策思想在我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本文阐释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赋予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以丰富的内涵,论述了贯彻落实这一刑事政策的立法、司法途径.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警察执法视野中的价值重构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作为当前惩治犯罪的重要刑事政策之一,对于促进警察执法的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当前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全面展开的背景下,应当以规范警察执法为视角,在重新剖析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实质内涵的基础上,纠偏当前警察执法过程中宽严失衡的现实问题,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全面贯彻到警察执法实践中去,切实推进公安机关规范执法。     

宽严相济的行贿罪刑事政策探析

我国刑法行贿罪刑事政策,从1979年刑法至《行贿司法解释》是有利于打击受贿犯罪；《行贿司法解释》颁布之后的司法实践是从严从重打击行贿犯罪；《行贿司法解释》追求宽严相济.确定行贿罪刑事政策需要考虑的四个因素:重视口供是行受贿犯罪的特点,要“查清”行受贿行为,追究行受贿刑事责任的侧重点是受贿行为,应利用行为人的利益考量心理.行贿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一要结合从严从重与有利于打击,二要从弹性司法转变为刚性司法.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程序保障——以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为视角

宽严相济既是刑法立法政策，也是刑事诉讼立法政策，刑事诉讼立法的滞后严重影响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较好地体现了宽严相济的要求。“宽”主要体现在大力推进非羁押措施的适用、完善不起诉制度、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建立未成年人犯罪从宽特别诉讼程序、增加社区矫正规定等方面；“严”主要体现在严格刑事强制措施、增设特殊侦查措施、律师会见权的限制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等方面。为了实现宽严相济刑事诉讼政策，必须转变观念，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遵循立法宗旨，细化立法规定；建构科学的办案考核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