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能够“统管”吗——数字治理界面助推跨部门协同的效能与限度

界面及界面理论为数字时代跨部门协同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现有文献集中强调信息共享促进跨部门协同的作用，但对于技术赋能的深度机理及其限度还缺乏系统讨论。数字治理界面具有数字整合权、边界裁判权、流程再造权、监督考核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门边界模糊化、协调机构非常态化、信息共享阻滞化和监督考核迟滞化等传统城市治理困境。同时，受数字力、行政力和领导力三因素的影响，界面也存在“失灵”现象。事实上，界面兼具工艺性和生态性特征，不仅是人工设计的产物，也是组织间互动、组织与环境互动的产物，其本质上是这种互动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边界和“接面”。数字界面功能的提升离不开顶层制度设计和部门共识的形成。     

数字化转型嵌入社会治理的场景重塑与价值边界

实践样板的生动经验表明，我国社会治理正在大步迈向数字化转型的多场景样态，而数字化场景在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嵌入，不断阐释出新的治理逻辑与规则框架。去中心化与信息裂变特征持续增强的数字化场景，一方面增强了社会治理多元参与主体的话语权与共享性，体现出更加扁平化的社会权力配置重塑趋势；另一方面，新空间与新秩序的产生，也继而冲击了原有社会的组织形态与主体角色，识别难、虚拟化、无组织等都成为制造新社会问题的矛盾源头。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也是社会治理规则的不断重塑过程，不仅要通过制度边界和技术边界框定数字转型在可行可控轨道内运转，也应合理借助伦理边界和人文边界来维护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公共性与平等性目标，使数字技术在未来为社会治理诸多现实问题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     

治理界面何以持续生产——基于政务服务实践的历时性考察

政务服务实践的嬗变历程，折射出国家与社会交互界面的持续生产图景。从碎片化界面到集中式界面，再升级为智慧态界面，体现出政府服务界面的演进趋势，即界面形态上从碎片主义到整合集成、界面载体上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界面层次上从单向供给到双向互动、界面规则上从条块分割到协同合作。政务服务界面的持续生产，是内外部环境的倒逼逻辑、战略与结构的调适逻辑、软硬层面上技术的支撑逻辑叠加作用的复合结果。国家与社会交互界面的持续生产，为政务服务形态的演变提供了无限可能。但界面本质上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应依循人本理念，推动国家与社会的良好互动。     

从机构改革到界面整合：政府治理变革的界面逻辑

对治理界面的整合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改革策略,为行政组织的变革提供新的方案成为转型时期政府治理实践的显著特征。以河长制为例,分析了界面整合的操作逻辑,揭示了转型时期政府治理变革的界面逻辑。河长制通过从完成任务到解决问题、从各管一块到集中对象、从分散权力到集中权力、从模糊责任到清晰责任等实践,实现了界面治理问题、对象、责任和权力的整合,一定程度解决了政府治理碎片化的问题。界面整合与机构改革在驱动因素、核心目标和激励强度等方面有明显差异,是对行政组织运行机制的理顺与调适,是对科层制的突破而非超越。     

社会治理智能化:实践创新与路径优化

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通过智能技术融合社会治理行为、扩充社会治理主体、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以及增强社会治理效果,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实践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但仍然存在智能技术与社会治理融合不充分、顶层设计与重心下移不充分以及技术保障与法治改革不充分等问题。作为一项贴近中国基层实践、面向未来的事业,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需要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实施的关系,同时要在法治轨道内深化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     

电子治理:让城市更有"韧性"

城市韧性主要是指城市在面对冲击时具有抗压、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合格的韧性城市应该能够通过系统组成部分的优化、协调、再组织等吸收和适应灾害,从而使损失最小化,快速恢复至正常运行状态。韧性城市通常具备良好的城市治理能力,而电子治理使得治理在现代社会具备了更好的发展动力、实施基础和法治秩序,展示出重塑社会的强大功能与巨大潜力。电子治理的核心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重视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将其作为电子治理最重要的技术基础;二是强调政府等公共部门与企业、社会的互动,更加注重政府活动和政策决策的民主性;三是电子治理的主要对象为社会公共事务,也就是关系到多个社会主体的事务。提升城市电子治理水平,可从多渠道及时公开信息、健全电子治理法律法规、建立互动性强的电子治理平台等方面着力。     

技术治理视角下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风险与防范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维护公共安全中的广泛应用，技术治理成为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显著趋势。技术治理促进公共安全治理开放化、规范化和法治化，是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关键。技术治理是新时代满足人民群众安全需要的必然选择，是充分利用信息科技手段实现精细化治理的客观要求，是响应基层社会由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重要工具。然而技术治理在创新公共治理方式、增进社会安全稳定的同时，也存在技术发展滞后安全需求、“技术利维坦”、治理共同体缺失、技术革新代替体制变革等风险。因此，建议采取加强技术创新，完善技术监管，健全公共安全治理共同体，加强制度建设等风险防范策略，规范公共安全治理行为，化解技术治理风险，建构契合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技术治理新模式。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价值悖论及调适路径

数字时代，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一种共识和趋势。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体现为工具主义、化约主义和避责主义。虽然数字技术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现代化的曙光，但数字技术并不能独自带领基层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坦途。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证明“基层社会治理+数字技术”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万能公式，相反，两者会在耦合互嵌的过程中产生一些价值悖论，这主要表现为“协同与分化”“高效与低能”“自由与束缚”“赋权与集权”等多元目标之间的冲突和张力。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就要从制度、理念等多角度入手对二者之间的价值悖论进行调适，缓和数字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人工智能引发的治理挑战及其应对

人工智能在助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大优势,但其对人类社会也具有深层次和颠覆性的挑战。当前,人工智能面临技术扩散难以管控、人工智能风险源的不可预知性以及人工智能治理的责任主体的边界不清晰等根源问题。虽然当前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引导规范,但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尚未达成普遍共识和一致性框架,因此仍然需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对于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探索。一方面要梳理人工智能治理的可行路径,同时也需要加强在实践层面的应对措施。     

“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的样态、成因及其消解——以乡村数字治理为情境

在乡村数字治理情境中，“信息型”工具是治理主体间信息传递与交互的手段。受主客观条件制约，乡村数字治理中“信息型”工具的运用存在类型无序、性能无定以及信息采集标准无章等无序性变换现象，阻滞了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研究发现，“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是制度、环境、人员、技术等诸多因素耦合的结果，其中政策执行力度弱、数字技术监管制度缺位、治理主体内外部信息孤岛、网络基础设施薄弱与部分治理主体能力不足是主因，可从观念、制度、供给及数据信息四个层面探求消解之策，以期为乡村数字治理提供更为安全、高效、便捷的“信息型”工具。     

试论政府电子治理

狭义的“电子治理”的含义就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ICT)对公共事务领域进行治理。狭义的电子治理主要指“政府电子治理”。政府电子治理的实施,其价值主要表现为:电子治理有利于政府管理改革的新突破;电子治理既是发展机遇,也是发展工具;电子治理建设是引领社会全面变革的工程;电子治理将拉动内需、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在政府电子治理实施中要注意以下8个要点的贯彻:应用为本,建立管理体制,整合资源、避免重复,与时俱进、创新观念,遵循标准,注重信息安全,以人为本,引导市场介入。     

社会工作创新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社会工作是一门应对转型社会问题的艺术与技术,它不仅使社会治理理念实现了可操作化,而且较好地契合了社会治理社会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客观要求。鉴于社会问题的衍生逻辑遵循一种由外到内,外系统—社会系统—社区系统—家庭系统—个人系统的逐级传导过程。作为治理术的社会工作可以由内到外,防微杜渐,渐次通过人心治理、情感治理、关系治理、社区治理、社会治理预防与消解社会问题。而这样一种治理路径的实施离不社会工作组织的大力培育,也离不开社会工作实践的专业化、精细化和本土化探索。     

数字界面视角下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原理——以城市大脑为例

基于数字化转型和界面治理理论,提出一个分析城市大脑、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城市治理的数字界面治理分析框架,认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质是建构基于城市大脑的数字界面,核心是实现智能城市治理。基于数字界面治理理论,结合城市大脑治理的外部环境、数字界面、内部结构、智能治理目标等要素,提出了城市大脑和智能城市治理的八大设计原理,即可能性原理、交互性原理、形态性原理、结构性原理、路径性原理、协同性原理、演化性原理和评价性原理。研究者可以围绕着这些原理开展研究,提出具体的假设和命题,并进行实证检验,以形成城市大脑和智能城市治理的知识积累。     

疫情治理中的健康码:认同与张力——基于“一体两面”三重交互界面的探究

健康码是疫情应急治理的重要数字工具,政府、社会和个体是三重交互界面中"一体两面"的行动者。疫情期间,政府赋权认同健康码治理,是因为它契合了疫情治理的需求,提升了疫情治理的效率。社会认同健康码是因为它能有效缓解疫情治理的复杂性,促进社会安全有序运转。个体认同健康码是因为个体需要通过这一"电子门票"获得"数字生命"、身份认同和行动自由。疫情治理中的健康码暗含着"一城一码"、健康隐私边界打破、社会治理权力让渡、社会碎片化等多重张力。在应急治理期间,对健康码治理的认同超过了张力,但随着治理环境的改变,两者的关系状态可能会发生改变。在推进数字治理过程中,可以"优化"健康码拓展"码上治理",但要防止"码上治理"的"异化"。     

供需视角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字治理研究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多元主体需求间存在明显张力，传统治理模式在监测预警、应急指挥、信息公开、流调追踪、资源调配、基层防控、距离限制、健康通行和有序恢复等治理场景中面临诸多困境，难以有效解决“快速缓解、控制和消除疫情”和“化解疫情下多元主体需求间张力”两个关键难题。数字社会下知识、数据和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为传统治理模式向数字治理模式转变提供核心驱动力。本文从供需视角出发，结合我国各级政府采用的24个数字防疫实践案例经验，构建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字治理框架。研究发现数字社会下知识要素、数据要素和技术要素的供给主体、供给方式和供给机制呈现出多元主体共商共治共享特点，知识要素通过交叉、融合、传承和进化，数据要素通过流转、关联和融合，技术要素通过构建数字化组织、人员、流程和工具等途径赋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场景和过程，实现治理目标。     

治理界面重构：共青团改革的组织学阐释及深化进路

界面治理理论中里、界与面三者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的观点,为理解共青团改革提供了全新理论视角。如何在保持自身组织体系完整的前提下树立好组织的“界”,增强内部凝聚力和组织政治性、先进性,并同时修复和完善组织的“面”,增强对青年群众的有效覆盖和吸引力、凝聚力,这是共青团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系统改革使得共青团界面实现从格式化界面演进到网络化界面。单位制形塑了改革开放前共青团组织的格式化界面,其领导界面、协同界面、内部界面和基层界面都是在单位制结构下人为主动分割的结果,并使得共青团组织产生了与格式化界面相适应的行政化思维。新时代共青团改革超越以行政化思维简单修复基层组织界面的做法,多措并举优化领导界面的保障作用、拓宽协同界面的合力作用、强化内部界面的支撑作用,在此基础上系统重塑了共青团基层组织界面,形成了纵横交织的网络化组织界面。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青团应从界面的区隔性、整体性、韧性、黏性等方面入手,增强界面的治理效能。     

“一张网”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近年来，湖北省郧西县依托农村信息化发展，充分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在乡镇搭建了集党员群众动态信息管理系统、惠农政策公开发布系统、便民服务受理办结系统、干部日常工作管理系统等于一体的“乡镇党政综合管理服务信息化平台”（以下简称“信息平台”）．形成了一张覆盖乡村的现代化管理服务网络，创造了基层党建和农村社会治理的新载体，有效提升了基层党建工作科学化、信息化和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成为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实践。     

乡村社会建设路径体系构建研究——基于乡村振兴背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乡村社会在这一系统工程中居于主体和核心位置。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实施，乡村社会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愈发凸显，而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思想文化、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等社会建设路径要素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作用亦持续显现，成为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动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乡村社会建设面临一系列功能障碍，主要包括社会组织“内卷化”、公共服务“碎片化”、思想文化“离散化”、生态环境“低质化”、社会治理“悬浮化”，给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带来严峻考验。通过加强社会组织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思想文化体系、生态环境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构建，探析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社会建设路径。     

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目标取向探析

推进社区治理机制创新,关键在于构建社区治理的协商互动机制、协同合作机制、信息整合机制、法治监督机制。构建协商互动机制,就是要通过社区的"定期化协商""事件型协商""偶遇型协商"等,推动社区协商的全面化、为居民共识的达成提供基础;构建协同合作机制,就是要通过主体间的全面整合与协作,实现社区治理的整体化、无缝隙化;构建信息整合机制,就是要通过信息的及时收集和发布,实现居民利益诉求的有效聚合、实现治理信息的及时公开;构建法治监督机制,就是要通过制度的不断完善来推进居民利益表达的法治化及权力监督的法治化。     

转型期社会治理创新及其体制建构:挑战与路径

转型期社会治理的特质决定了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为此需要架构和完善多元主体间有序合作的社会治理方式。在理论层面,需要关注权力、市场、法律、文化、习俗等多种社会治理工具,发挥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需要更加重视社会力量参与,最大限度调动各方积极性,需要政府在厘清自身职能边界的前提下逐步向社会放权以激发社会活力,在改革中建构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社会协同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