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治理:信息社会城市善治的理想选择

本文在对电子治理进行全面剖析的基础上,结合善治的基本要素,对电子治理对实现城市善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电子治理借助其强大的技术优势,能形成良好的网络治理结构,加固城市善治的合法性基础,增强城市政府治理的透明性、回应性,明确城市治理主体的责任性,从而能够构建有效的城市治理机制,成为信息社会城市善治的理想选择。     

电子治理风险研究——基于PEST分析模型

源于20世纪末的治理革命与信息通讯技术（ICT）的结合催生了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手段的电子治理,它将成为信息时代政府实现善治的新思路。然而,电子治理的发展却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方面的风险,包括电子治理实施的制度、决策困境与政治欺骗;资金缺乏;公民参与缺乏、数字鸿沟扩大及网络传媒的负效应,以及信息安全与创新问题。相应地,电子治理的实现需要从完善法律法规、提高领导能力;突破资金与技术瓶颈;培育公民社会、缩小数字鸿沟;保障信息安全、加快技术创新等方面形成应对策略。     

试论政府电子治理

狭义的“电子治理”的含义就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ICT)对公共事务领域进行治理。狭义的电子治理主要指“政府电子治理”。政府电子治理的实施,其价值主要表现为:电子治理有利于政府管理改革的新突破;电子治理既是发展机遇,也是发展工具;电子治理建设是引领社会全面变革的工程;电子治理将拉动内需、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在政府电子治理实施中要注意以下8个要点的贯彻:应用为本,建立管理体制,整合资源、避免重复,与时俱进、创新观念,遵循标准,注重信息安全,以人为本,引导市场介入。     

风险视角下城市老旧社区韧性建设的困境及破解

城市老旧社区是社会风险的多发场域和风险治理的薄弱环节。日趋多发的社会风险和日渐凸显的脆弱性特征构成了老旧社区“高风险—低韧性”的失衡情景，加强韧性建设已成为提高老旧社区风险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基于风险视角，从组织韧性、物理韧性、技术韧性、心理韧性等维度来分析城市老旧社区的韧性建设情况，发现其面临着基层治理主体松散、配套设施建设滞后、信息技术应用缓慢以及社区修复机制欠缺等现实困境。未来需要从健全党建引领治理模式、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信息技术发展应用以及增强社区自我修复能力等方面全面着手，进一步推进城市老旧社区韧性建设，促进其风险治理能力的系统提升。     

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的韧性治理：逻辑、困境与对策

与脆弱性治理和刚性治理相比，韧性治理具有通过事前规避、事中调整、事后恢复等途径提升治理对象面对风险时的自我调整、自我恢复以及自我发展能力的治理优势，因此在后扶贫阶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具合意性。本文以韧性理论为工具，分别从历史变迁与未来路向两个维度分析新中国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韧性治理逻辑演进因应、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以及推进韧性治理的路向抉择。研究发现：韧性治理是贫困治理和乡村治理能够而且应该共同遵循的治理逻辑。当前乡村面临着经济韧性水平偏低、组织韧性亟须提升、社会韧性面临考验、生态环境韧性遭遇挑战以及文化韧性亟待重塑等困境，优化供给结构，转换发展动能、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再组织化、创新治理范式，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强化协同治理，推进绿色转型以及深挖文化资源，重构文化自信是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强化韧性治理的主要路向。     

电子政府对官僚制的创新与超越

电子政府是信息社会政府治理的核心模式,其实质就是把工业化社会的官僚制政府范式变革为新的治理范式.官僚制是最适应工业社会的组织模式和管理模式,电子政府是对官僚制的创新与超越.以公众为中心、顾客至上、政府绩效是电子政府治理的基本理念;行政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与网络化、公共权力行使分散化与民主化是电子政府治理的范式要求.     

论电子政府的政府基础:起始条件与构建策略

电子政府构建的政府基础是政府为电子政府有序构建准备的实践基础和前提条件,涉及治理理念、行政体制、组织模式、运行方式、管理技术和行政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建构电子政府构建的政府基础,可以看作是信息化和网络社会的宏观环境下新一轮的政府治理变迁,代表了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最新趋向。探讨作为政府治理变迁的政府基础建构,必须对政府基础的起始条件,即各国政府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进行批判与超越中形成的趋向现代化,同时又表现出本土化和多样化的行政模式进行阐释和解读。通过对各国政府基础起始条件共性及差异性因素的分析,结合政府基础的本质特征,可以探索出各国建构政府基础的通用策略。     

卷首语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大数据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正在逐步成为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面对新形势的挑战,国家治理方式应该顺应时代发展,充分利用大数据提高城市治理效率、降低政府运行成本、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本期"专题报告"围绕"大数据与政府治理"探讨其中的几个具体问题。《大数据视角下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困境突破与系统构建》阐述了大数据时代为社会风险管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剖析了大数据视角下重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存在的"数据有限性""挖掘能力欠缺""信息孤岛"及"评估透明度不足"等困境;构建了以大数据理念与工具为基础的,集"评估数据搜集与管理""评估信息挖掘     

电子治理的演进及持续挑战

电子治理是指运用信息与通讯技术(ICTs)来支撑公共服务、政府管理、民主程序、并改善公民、公民社会、私有部门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经过20余年的技术创新与政策回应,电子治理的发展可以用5个具有内在关联的目标来描述:建立政策框架、提升公共服务、高质量低成本的政府运作、民主程序中的公民参与、行政和体制改革。本文对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电子治理的总结评估表明:在提升公共服务和改善政府运作方面的投资力度最大,进步最明显;政策制定也已在多个方面取得进步,但新的政策议题不断使问题愈趋复杂;进展最小是在提升民主,以及探索电子治理对行政和体制改革的启示这两个方面。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手段的电子治理将会继续发展,并为不断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一个动态的环境。     

跨越社会分化鸿沟：信息时代的韧性团结

近年来，信息社会转型的趋势愈加显著。剧烈的社会转型与变迁易于引发相应的社会分化。信息社会的分化主要体现为：数字信息获取鸿沟的出现，信息选择的封闭化与茧房化，信息传播中文化与价值认知的多元化，风险信息可能引致的社会撕裂等。针对信息时代出现的社会分化与离散风险，需要建构一种韧性的社会团结，其基本特征包括：跨域信息鸿沟的结构性团结，突破信息封闭的开放性团结，引导互动交流的沟通性团结，维护公正秩序的有序性团结。韧性的社会团结既能理性包容合理的社会分化，也能在基础与底线层面坚定地维护社会凝聚与团结，是我国完善信息社会的治理体系与提升治理能力应坚持的社会政策面向。     

电子监察问责:价值、实践与反思——行政问责制度改革的信息化视角

西方电子政务的发展历程表明,信息技术嵌入行政问责制度的实践是信息社会政府治理变革的主要趋向之一。中国目前在电子监察系统中设计并执行了责任追究的机制,是电子监察问责的具体载体。电子监察问责是监察部门利用电子监察系统的实时数据交换信息,监督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违纪、违规等行为并追究责任的过程。它主要遵循公共性、责任性和依法行政的价值理念,在具体实践中具有问责规范、透明、专业的工具合理性,但因技术至上的误区,存在问责的伦理、制度和治理的困境。因此,加强伦理道德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坚持监察体制改革、创新政府回应和评估机制是推进电子监察问责的主要路径。     

“数据的流动”：数字技术驱动城市韧性治理的理路探析

在数字化城市构建中,“技术赋能”作为理解数字时代下城市公共安全建设的技术分析框架,日益难以解释在实践应用中所涌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聚焦电子数据的流动,有助于理解数字技术嵌入城市韧性建设的过程。基于“流动空间”理论框架,城市韧性数字化建设中的数据流动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数据支撑层、应用平台层和数字空间层。这些层面的交叠与循环展示了数据流动的复杂性。在韧性城市建设过程中,多维数据流动不仅增强城市系统对各种风险的快速响应能力,也促进跨部门之间的紧密协作,并且深化治理体系的参与程度。此外,数据流动通过数字技术为城市韧性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包括敏捷的透视能力、高效的协同整合能力以及深层次的参与能力,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未来挑战提供支持。     

"四大变革"提升智慧城市治理水平

政府治理与智慧城市建设相辅相成,但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治理理念、结构、方法和能力上与智慧城市建设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不相协调,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智慧城市建设。应着力提高政府智慧城市治理水平,推动理念变革、结构变革、方法变革、能力变革,将智慧城市硬件软件配套到位。     

利用新兴信息技术助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与工业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模式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和挑战,通过新兴信息技术对政府的结构、职能和管理方式进行改进,提高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各国政府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分析新兴信息技术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国外运用新兴信息技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状况以及中国政府运用信息技术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运用新兴信息技术助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韧性城市的建设理念与实践路径

城市不仅要应对自然风险,而且要应对社会风险。随着城市经济社会与生态体系的日益复杂化,调适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减缓风险冲击与扰动的意义愈发重大,韧性城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应对风险社会新范式。韧性城市的目标是培育城市功能韧性、社区韧性与社会韧性,以确保城市灾害期的基本正常生活秩序以及重灾后迅速恢复至灾前水平的能力。韧性城市建设需要借助智能技术手段和智慧社会体系,全方位提升城市的韧性,以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和不确定因素,确保城市安全运行。     

城市数字治理中的信息异化与意识形态风险防控

在信息技术飞速迭代、社会治理日益复杂化、信息立法和伦理约束滞后、政府与社会沟通机制不畅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我国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集中表现为信息过载、信息污染、信息失控、信息鸿沟的“信息异化”问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主导地位、政治权威与统合效用等造成了不容忽视的破坏性影响。为此，需要基于系统性思维重视社会信息生产、传播、加工、利用的各个环节，通过提升信息生产质量和供给能力，增强信息异化预警和管控能力，建立对信息传播的制度监管和伦理规约，以及改进政府信息沟通和舆论回应能力，全面优化城市信息环境，有效化解作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副产品的“信息异化”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新政治生态下我国政府信用问题的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政府信用问题的治理构成当前我国社会信用治理的重中之重,这一方面源于政府信用在整个社会信用治理中的标杆性地位,另一方面在于引发政府信用问题的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及由此带来的治理困顿。这些交织性因素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从政府自身来看,主要有政府责任与能力的失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不对等、政府的利益化、公权力难以约束;从政府外部看,主要是信息传播的便捷和社会力量的兴起。在新政治生态下,应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与公民社会培育为基本路径,以信息公开和社会参与为切入点来促进我国政府信用问题的治理。     

前瞻性治理: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政府治理范式的有效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转型期社会公共事务和风险治理难度的不断增加,传统的回应式政府治理范式已难以有效适应当前的时代需要,探索和构建具有前瞻能力的政府治理范式势在必行。因此笔者提出"前瞻性治理"的概念,具备现代政府运行特质。面对风险社会治理的挑战,前瞻性治理要以民众需求和实现公共利益为价值导向、以培育政府行政人员前瞻能力为抓手、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关键、以现代信息技术平台为支撑、以风险治理常态化为重要举措、以跨域联动机制为手段、以健全法律制度为保障等路径构建得以实现。因此,前瞻性治理是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政府治理范式的有效选择。     

党代表嵌入与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优化——以安徽省芜湖市为例北大核心SSCI

党代表嵌入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既具备理论上的自洽性,也源自基层治理的现实需要。这种理论自洽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是社会改造与治理的领导力量。现实需要体现在当前其他城市基层治理主体不能有效应对基层问题与矛盾,具体表现为单位的退场、城市基层政府的"悬浮"以及社区社会组织的缺位。近年来,安徽省芜湖市主要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以及城市基层党政组织三个维度科学定位党代表的角色,通过间接与直接方式嵌入;加强制度设计,强化嵌入制度保障等方面对党代表嵌入城市基层治理体系进行探索。通过分析芜湖市的实践探索可以发现,党代表嵌入对于优化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之主要价值在于扩大了城市基层治理的主体、完善了城市基层治理结构、创新了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党代表嵌入与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优化——以安徽省芜湖市为例

党代表嵌入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既具备理论上的自洽性,也源自基层治理的现实需要。这种理论自洽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是社会改造与治理的领导力量。现实需要体现在当前其他城市基层治理主体不能有效应对基层问题与矛盾,具体表现为单位的退场、城市基层政府的"悬浮"以及社区社会组织的缺位。近年来,安徽省芜湖市主要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以及城市基层党政组织三个维度科学定位党代表的角色,通过间接与直接方式嵌入;加强制度设计,强化嵌入制度保障等方面对党代表嵌入城市基层治理体系进行探索。通过分析芜湖市的实践探索可以发现,党代表嵌入对于优化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之主要价值在于扩大了城市基层治理的主体、完善了城市基层治理结构、创新了城市基层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