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伞形条款对契约义务和条约义务竞合的效力

当前伞形条款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由于对其内涵的解释宽严不一,引发了关于契约义务能否经由伞形条款上升为条约义务,从而使国际法得以适用于国家与投资者之间的争议的问题.而在目前的国际法实践中,由于伞形条款对于国家所规定的义务是广泛的,因此,当国家行为违反投资合同项下的义务时,就可能涉及东道国违反了在双边投资...     

多边环境条约对世界银行的约束力研究

虽然世界银行批准融资项目以不违反借款国所参加的多边环境条约为必要条件之一,但由于世界银行并非任何多边环境条约的缔约方,那么多边环境条约是否对世界银行具有约束力呢?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作为多边环境条约的第三方,世界银行不受其约束;世界银行贷款协定的法律适用条款的缺失,则表明多边环境条约不能自动对世界银行产生约束力。不过以保护国际环境为己任并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对世界银行具有当然的约束力,即使借款国为公约非缔约方。世界银行也一直秉承其宗旨,履行其保护国际环境的国际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履行多边环境条约上的义务。     

论东道国的环境措施与间接征收——基于若干国际投资仲裁案例的研究

目前,间接征收问题已成为各国在外资领域实施环境措施的现实难题.在大多数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仲裁庭并未支持东道国环境措施,而是认为东道国环境措施对外资构成了间接征收.国际投资仲裁中,东道国环境措施与间接征收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蕴涵着东道国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权力与保护外国投资者财产利益的义务之间的冲突.在投资条约序言中增加环境保护目标、确立“兼采效果与目的”标准、规定间接征收例外条款和构建适度约束仲裁自由裁量权的机制等举措有助于实现国际投资仲裁中环境保护与外资保护的适度平衡.     

论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的知识产权立法导向

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都以成文法为主。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具有知识产权立法的完全或部分创新的“自主”型导向共性，又具有国情及时代特性。中国改革开放后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了尽快建立和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主要采取将对外缔结或加入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转化为国内法的“履约”型立法导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在继续这一立法导向的同时，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有关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要求，应在立法中兼顾条约转化后的适用及其解释，以及根据科技创新体系的法治保障需要而转化条约义务的“统筹”型立法导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有创新立法的“自主”型导向，形成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立法，以期深度参与并引领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制定。     

国家环境危险防御义务的二元制度结构

环境危险防御义务是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主要类型之一，其要求国家公权力采取措施对环境危险因素加以干预和排除。为实现国家环境危险防御义务，在管制行政相对人行为的“外部效力”面向上，应强化立法权对行政权的约束；在约束国家行为的“内部效力”面向上，司法权应对行政权保持必要之谦抑。排除环境危险、维护环境权益是当前中国环境法治的重要任务，需要根据“外部效力/内部效力”的二元制度结构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通过国家公权力的合理配置实现国家环境危险防御义务。     

条约入宪的域外经验与中国思考

国际条约作为国际法的主要渊源，是有效构建和维护国际秩序的法律工具。条约缔结、条约效力与条约适用构成条约制度的重要内容。条约制度的良好运行离不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配合，宪法承担着调整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重要功能。各当事国理应由其宪法规定条约制度，以便从根本上避免国际条约在国内实施的混乱。纵观条约入宪的域外立法，因受到传统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理论的影响，条约入宪模式在一元论与二元论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形式。随着中国不断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条约入宪成为协调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关键枢纽，我国在构建条约入宪体系时应突破传统理论桎梏，以协调论为指导赋予条约低于宪法高于法律的国内法效力，重新划分公法条约与私法条约各自的适用方式，不断契合中国法治需求，为中国的国际法治奠定坚实基础。     

安全视域下投资条约根本安全利益条款的中国范式

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更多因素被纳入安全范畴并在实践中予以回应。在国际投资法场域中表现为根本安全利益条款在文本中激增、国内法中对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更多纳入和根本安全利益条款频繁在争端解决机制中被援引，三者之间“循环促进”,更进一步地推动了根本安全利益条款的发展。根本安全利益条款联通国内国际两个领域，与中国主导的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方略具有内在统一性。我国应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结合中国双向投资利益需求，明确自裁判权、采纳“明确列举+兜底”的安全内涵表述方式、纳入引导性判断标准、强化缔约方联合解释权及重视序言的配套作用，强化根本安全利益条款的“安全阀”作用。在实践中，应推动根本安全利益条款在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场景中的全面落实和内在衔接，以发展定义安全，为根本安全利益条款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实践场域，最终通过文本与实践互鉴创新，构建“中国式”根本安全利益条款并积极对外推广，为引领更均衡的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提供智识支撑。     

论《海牙规则》"首要义务"原则--兼评UNCITRAL运输法承运人责任基础条款

首要义务原则是处理承运人义务条款与承运人免责条款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理论.<海牙规则>确定适航义务为首要义务.本文分析了在运输法草案下首要义务原则是否继续适用,并对草案提出了修改建议.     

一致解释原则的功能及适用要件

作为成文法解释方法之一，国内法与国际法一致解释原则有助于促进国际条约在国内的实施。在对外开放的语境下，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分别针对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和涉外商事案件引入了一致解释原则，以在国内法层面履行国际条约义务。两类案件所涉一致解释原则的适用要件基本相同，但在规章能否阻却一致解释原则适用方面存在区别，从而对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产生重大影响。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参照适用规章有其合理性，但因法院过度关注WTO协定是否具有直接适用效力，疏于分析规章的合法有效性，致使一致解释原则与司法遵从原则之间的关系处于被遮蔽的状态。涉外商事案件中涉及的规章通常仅是裁判说理的依据，只有在规章内容涉及特定类型公序良俗时，才能有限地阻却一致解释原则的适用。基于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之理念，一致解释原则的适用应严格限制在涉外法律关系之中，并与条约的直接适用制度一道，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条约国内实施法律体系。     

论国际投资条约中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的强化

传统国际投资条约侧重保护投资者权益，而对责任承担视而不见，此一特点给当前国际投资规范机制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加强投资者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呼声促使一些国家开始在投资条约中规定企业社会责任条款。但是，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本身的软法性质和其弹性的模糊概念，使其在投资条约中的规定范式各异且无太强的约束力。为了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投资条约需要加强企业社会责任规范的“硬法”性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也应当适度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权益，在裁量相关争端时考虑投资者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问题。我国在投资条约谈判和起草中也应当注重对投资者社会责任的强化，以此促进和提升在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不可克减的权利与习惯法规则

“不可克减的权利”是指缔约国在任何情：兄下,包括紧急状态或战争时期,都不得减损或损害人权条约所规定的某些特定权利。到目前为止,一些综合性人权条约以及国际人道法条约都规定了不可克减的权利条款。本文主要通过对人权条约的不可克减权利条款、司法判例、人权条约机构的解释以及国际法学界见解的综合考察,分析人权条约所规定的不可克减权利与习惯法规则之间的关系。     

死刑与引渡分析——以中西引渡条约为切入点

2006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与西班牙引渡条约。这是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第一个引渡条约。根据条约,中西双方有义务应对方请求,引渡在一方境内发现的被另一方通缉的人员。在中国所有对外引渡条约中,这个条约首次出现涉及死刑问题的条款。条约规定：“根据请求方     

论1958年《纽约公约》中的“更优权利条款”

本文着重阐述了《纽约公约》中的“更优权利条款”在当今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基石作用 ,以及在具体适用“更优权利条款”过程中应关注的一些法律问题。本文提示人们注意研究“更优权利条款”与国内法 ,以及其他国际条约的一些法律关系问题。     

国家保障人权：思想溯源与规范重述

“人权条款”入宪20年以来的通说认为,“国家保障人权”的“保障”意味着国家对人权的积极义务。但是,基本权利教义学仍需进一步厘清不同功能之间的关系结构,由此,就有必要追溯“国家保障人权”的思想渊源。国家保障人权源于社会契约论,受到立宪主义思想的支配,关联着国家学说。“人权条款”通过重塑个人和国家,也重塑了宪法本身。基本权利教义学既要将人权与民主、法治等价值结合,也需要在尊重基本权利传统分类的基础上切实地建构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国家保障人权”应当突出自由权的消极受益功能,排除社会权的积极受益功能,“保障”可以容纳所有类型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其与国家保障公共利益或公共事业具有相同的客观任务属性。     

国际投资协定一般例外条款研究——与WTO共同但有区别的司法经验

近年来,以条约为基础的投资仲裁案件不断涌现,过分倾向于投资者保护的国际投资仲裁制度饱受批评,发达国家积极推进国际投资协定制度改革,包括增加新条款以重新平衡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间权利义务。本文探讨国际投资协定是否有必要增设一般例外条款,如GATT第20条,允许东道国为实现保护如人类、动植物生命或健康等目标而豁免投资保护义务,以确保国际投资协定与国家公共政策之间的一致性。     

论世贸组织协定中防止和避免“倾销”的条约义务

为防止和避免对进口国有损害的倾销,世贸组织的GATT1994第6条和《反倾销协定》规定了各成员国享有反倾销的权利。国际贸易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是相关联的,与反倾销权利相关联的条约义务,就是各成员国应该防止和避免实施对进口国有损害的倾销。对于反倾销的条约权利,中国已将其转化为国内法予以实施,对于相关联的防止和避免有损于进口国的倾销的条约义务,中国缺少相关的国内法律制度规定。为遵守承诺,履行条约义务,中国应对国内法加以完善,在国内法中作出相应的规定,防止和减少贸易摩擦,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热点聚焦

中国立法机关批准与发达国家的首个引渡条约全国人大常委会4月29日批准中国与西班牙签署的引渡条约。这是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第一个引渡条约。据悉,该引渡条约将加速中国编织国际引渡网,缉捕以贪官为主的外逃案犯。根据条约规定,中西双方有义务按照条约规定,应对方请求,相互引渡在一方境内发现的被另一方通缉的人员。在中国所有对外引渡条约中,这个条约首次出现涉及死刑问题的条款。条约规定:“根据请求方法律,被请求引渡人可能因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被判处死刑,除非请求方作出被请求方认为足够的保证不判处死刑,或者在判处死刑的情…     

国际条约中的冲突条款评析

冲突条款是国际条约中处理与其他条约适用关系的条款。在国际法不成体系的国际法制背景中,冲突条款的规定对于解决条约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国际条约实践来看,冲突条款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冲突条款的形式也在不断地变化更新,这也进一步强化了此种条款在国际条约中的重要性。     

国际气候技术转移的规则完善及中国立场——从《巴黎协定》气候技术转移条款展开

气候技术转移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发展中国家希望消除气候技术转移的知识产权障碍，但《巴黎协定》仅将气候技术转移作为发达国家应当履行的国际条约义务，并未设定知识产权条款。国际社会对知识产权在全球危机应对中的作用认识不一，但欠缺知识产权保护会损害气候尖端技术和初创企业的发展已被证实。因此，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获得所需的技术，《巴黎协定》应就知识产权作出安排，为技术转移提供支持。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吸引先进气候技术流入，将技术推广立法与知识产权法相衔接，并不断完善国际气候技术合作机制。     

论WTO协议在我国法院的适用

根据国际法上公认的“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成员方必须按照WTO协议的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WTO成员方应尽的条约义务。应当说，WTO协议的适用首先是指其成员在国际贸易关系中依照WTO规则来处理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在国际层面上对WTO各项原则、规则及制度的适用。不过，如果离开成员方在国内对WTO协根据国际法上公认的“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成员方必须按照WTO协议的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WTO成员方应尽的条约义务。应当说，WTO协议的适用首先是指其成员在国际贸易关系中依照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