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理：日常生活的逻辑与理性

<正>如何寻求日常生活的逻辑与理性，在分歧中寻找共识，在实践中捍卫常识，成为我们日常交往与认知的重要内容。三年大疫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太多改变，但日常生活积淀的那些恒久、坚实、朴素的道理，如尊重常识和科学、悍卫法治、守护良知、坚持理性、寻求共识等，它们在关键时刻守护着我们，也成了我们战胜疫情，度过至暗时刻的法宝，进而构成了现代文明的韧性又坚实的基座。     

人权“政治性”与“超政治性”的平衡——审查和改进人权发展战略的尺度

与“人权”相对应的是“特权”，与保障和促进人权相对应的最主要的是“公共权力”。作为公共权力实际操纵者的政府机构，不仅是人权发展的主体，也是对人权构成侵害的最危险存在。人权作为一种人类普遍的道德要求，又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公共权力的责任，同时也是国际社会和公民社会的问题。如何合理发挥公共权力在人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多元现代性视域内“民族”与“共同体”的辩证关系

在现代性反思批判视域内，“民族”和“共同体”各自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其确定的内涵和所指。现代公共哲学对于民族与共同体问题的全面关注和有效介入，必须从核心理据探寻、话语逻辑确立以及实践—价值论意义辨析、澄明等方面，有效借鉴“多元现代性”理论的理念和分析范式，确立深度全球化时代“民族”与“共同体”关系问题上应有的典范性和前瞻性意义的理论立场和相应方略。这意味着特定历史时期，历史整体性意义上民族与共同体各自的发育和成长形态，内在关涉着其自我认知和自我觉悟的水平，同时反映、代表和体现着民族与共同体主体自我的文明、进化程度。而对于现代民族和共同体之间相互冲突关系的确当性理解和处理方式，则更是全球范围内作为现实“类主体”的世界历史个人、民族国家等，基于集体行动的逻辑，对于获取、捍卫、实现其合法、正当性基本权益的觉醒程度。     

论公民公共德性的三个层次

在社会的共同生活中，公民的所有行为都具有公共性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公共道德规范的约束。然而，公共领域中的道德规范要真正发挥规范和调节作用，离不开公民对它的服膺和认同，以及在服膺和认同基础上的内化和由内化而形成的公共德性。而就公民的公共德性的内容而论，它理当包含三个层次，即敬畏之德、捍卫之德和革新之德。这三个层次既是依次递增的，又是相辅相成的。     

别听到反对声才想起听民意

从PX项目屡屡下马，到垃圾焚烧厂被迫流产，再到火葬场放弃建设，近年来，多地反复上演“上马-抗议-停止”的剧情，有的地方还做出了“永不再建”的承诺。“靠什么破解PX项目等一闹就停难题？”《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公众需要涵养理性，媒体需要捍卫常识，政府则需要提高能力。     

保障房如何平衡＂权利维护＂与＂道德风险＂？

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以更合理地利用公共资源为前提，应该大力发展廉租房和公共租赁房，使城镇的保障性住房惠及更多百姓，而不让各种侵占公共资源的意图得逞。这可遏制“道德风险”，有利于诚信社会、和谐社会的建设。     

当代家庭中的媒介装置与情感结构的社会变迁

<正>当代以来，我们的情感结构经历了一系列变迁，而家庭作为社会结构的枢纽，是联结个体命运、情感经验与社会变迁的桥梁。通过关注家庭生活及其情感经验，我们有可能实现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市民生活与城市变迁的耦合（articulation），把握中国经验的内在肌理及其演变逻辑。本文拟以家庭为切入点，分析广播、电视、新媒体等媒介装置在重塑个体记忆、地方感与文化认同中扮演的角色，把握情感结构的社会变迁逻辑，为进一步理解“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型的情感经验提供一种认知视角和方法维度。     

政府规制网络舆论的缘由、策略及限度研究

网络舆论生成于网络诱发型公共事件、现实触发型公共事件及网内外联动型公共事件;传播议题聚焦于捍卫公民权利,追寻事件真相,拷问政府良心和责任,表达爱国热情等方面。在公共能量场视阈下,网中人和网络组织的动机和场内的能量具有交换上的自由性,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话语在某一重复性的实践语境中为获取意义而相互交流与论争,带有极大的盲目性,负效应较为明显。因此,一方面非常有必要从政治引导、法律强制、技术监管和道德约束四个维度采取多种措施构建一整套综合治理框架来规制网络舆论;另一方面也需要认识到政府无法回避的规制限度问题,政府寻求规制网络舆论限度的实质在于为自己的行为划定合理的边限,既保证社会公众的各项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又不至于导致社会失序与混乱。     

美国文化撕裂现状及其影响——美国“取消文化”评述

“取消文化”已经成为今日美国的一种文化现象，并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运动，对美国政治和社会文化产生着深刻影响。公众人物或知名公司因不当言论而被抵制、被“取消”的事件时有发生。“取消文化”源于美国历史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反种族歧视运动，在表现上与“政治正确”“觉醒文化”和重塑历史运动密切联系。我们看到，“取消文化”在捍卫女性、少数族裔及其他弱势群体的平等权利，在追求多元、平等和正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另一方面，矫枉过正的“取消文化”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和极化，使美国社会深陷“文化战争”。     

节假日调整：真伪民意之辩

围绕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所引发的大规模激辩，乃是近期最重要的公共事件之一。此次公共讨论的议题不仅触及了“调整方案利大弊大”之类的具体表象，更深入到“民意是否真实”、“民意吸纳机制是否合理”。“公共决策如何尊重民意”等深层问题。正是这些特殊之处，使得此次事件在中国民主社会的生长史上别有意味，也构成了本刊在新年伊始全面盘点，深度解读这一事件的基本理由。     

社会变迁视阈下的公共文明

现代公共文明是现代公民文明素质在公共领域中的集中表现，应该和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精神的需求相一致，是指在特定的空间涉及人们共同利益而表现出来的文明的价值取向和公共精神。公共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公民的“公共参与”。公共文明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需要每一个个体去参与、实践。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地参与，“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所有的公共文明的理念、计划、措施只能是纸上谈兵。因此，要提高中华民族公共文明的整体水平，就必须凝聚社会认同，不断营造公共文明的舆论氛围，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在公共文明建设中的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群众公共文明的素养。     

智慧社区公共价值创造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推进

智慧社区并非“智能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简单物理叠加，而是基于两者互动融合的一种社会性建构，涉及社区业态创新、跨界融合及价值重构等社会属性议题。智慧社区各方行动者在参与“智慧化”建设过程中源于传统、利益、角色、理性及自身定位等多方面博弈，部分地衍生出过度技术化倾向、公共价值关怀匮乏、技术治理异化等问题。公共价值作为一种社区治理创新范式，它推崇公共利益重塑和集体偏好表达。围绕智慧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属性不足问题，公共价值创造可以合理平衡治理绩效和价值生产的关系，树立公共意识，坚持公共利益导向，从单一追求技术物理空间改善转向兼顾社会关系营造、行为习惯培养和道德伦理塑造，打造一个异质多元良性的社会治理空间。     

“中介化爱情”之困：理解线上交友平台的媒介化与性别化

本文将媒介化引入线上交友的实践范畴，从媒介技术中介的视角窥探线上亲密关系的特征，以及对参与者形成的认知和实践层面的影响。通过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漫游研究法，本文发现线上交友平台形塑了一个碎片的、流动的、公共展演式的媒介景观，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建构了个体对于亲密关系的自我认知和性别化想象。本文尝试提出“中介化爱情”这一概念，以此来阐释线上交友平台嵌入个体社会生活的影响，具体来说，包括流动性、选择性和性别化三个层面。在交友平台的语境中，个人开始接受亲密关系的流动、可变、浅层，同时学会在隐私与真实之间构筑一道基于媒介技术的“防火墙”,并在其中尝试建立基于性别平等与协商的公共规范。“中介化爱情”有助于我们反思平台、技术与性别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媒介化影响。     

大众传媒、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解读

虽然“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已经成为本世纪以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常常用到的一个概念，被运用到解读大众传媒与公共利益、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等研究议题中，并且日渐升温，但是，对于大众传媒、公共领域、公民社会三个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作为连接大众传媒与公民社会概念的关键词——“公共领域”的内涵与适当性，尚缺乏必要的梳理，也较少在对这些基本概念进行清晰把握的基础上来分析国内的媒介现实。     

公共行政的内涵

公共行政是指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管理活动。公共行政包括“公共”和“行政”两个方面。行政是“公共的”,是公共权力机构整合社会资源、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公共利益、处理公共事务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公共”的内涵包括七个方面:一是公共权力。行政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为人民服务并受人民的监督。政府公共权力行使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行政机关的行为“越权无效”。二是公共需要与公共利益。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公共利益,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和体现。三是社会资源。包括公共资源和民间资源两种。政…     

网络传媒的社会公共性本质及其民主政治意义

杨仁忠在《学习论坛》2013年第5期撰文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把公共领域的机制从传统公共空间扩展到网络公共传媒。无论是在公共空间的公开性、独立性、开放性以及公众参与的平等性、自由性、公平性方面，还是在信息传播的完整性、客观性、时效性方面，以及在讨论问题的论辩性、批判性和理性沟通等方面，网络传媒都优于传统公共领域媒介形式。因而，网络传媒不仅为公共领域提供了新的契机，从而捍卫了公共性原则，而且通过开辟公共领域的新机制，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新的社会动力。     

公众认知: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管理的视角

目前我国政府的公共危机信息传播机制中“官本位”的色彩还比较浓,对公众的危机认知心理的重视和把握还比较薄弱。作为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的管理者,政府应该了解我国公众特有的危机认知方式,同时还要理解他们在现代的社会环境中的危机认知心理,这是保证公共危机信息传播能取得较好效果的前提条件。     

用政治眼光审视“法轮功”

“法轮功”问题不简单，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和世界观，通过政治观察力和政治鉴别力对“法轮功”审视的结果。“法轮大法”的歪理邪说与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根本对立，理论工作者们义不容辞地参加了这场捍卫科学与真理的严重的思想斗争。本刊为此特邀部分社会、人文科...     

发展中的冲突与冲突中的发展—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意识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历史转型，社会意识结构也发生着相应的乃至更为复杂的变化：社会主导意识从“纯而又纯”向“常识”回归，反映着当今的时代精神；社会大众意识在主体性得到增强的同时，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在此情况下，要力求社会和谐发展，主导意识应该、必须且有可能发挥出自己的协调性、导向性作用。     

重构社会公共性——审视中国社会运行基本规则的变化：网络公共性实践的困境与超越

有关公共性问题的探讨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作为行动领域，是一个非个人的交往、信息和舆论领域，它原则上对所有公民开放。在公共领域中，人民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达成共识，以实现对国家活动的民主控制。他认为，与国家、政府支配的“行政的公共性”不同，“市民的公共性”是由作为独立个体的市民为了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与其他市民共同合作创造的崭新的生活新世界。也因此，有学者认为，“研究公共性问题的理论意义在于重新审视社会运行基本规则的变化”。